服刑人員離監探親調查：與社會脫節 走在外面惶惶不安

圖片由監獄方面提供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

5月10日，四川省崇州監獄的服刑人員陳家安吃過早飯，沒有像往常一樣排在隊列中走向勞動車間，而是留在了監舍。

這一天是陳家安離監探親開始的日子。接下來的5天，他將暫時告別漫長的監禁生活，回到家庭和社會。

這已經是崇州監獄今年第三次開展離監探親工作，往年通常只有一次。在這之前的大背景是，春節期間全國共有311所監獄批準999名服刑人員離監探親，全國範圍內如此大規模的離監探親活動，在司法行政系統還是第一次。

腳步聲越來越近，陳家安迅速起身，雙手緊貼褲縫。

“走吧。”監獄民警說。

8年來，他第一次跨過監獄門口那道粗重的紅色警戒線，向遠處的滾滾車流走近。

第一天：陌生的回家路

陳家安是在一間會議室見到父親和兩個妹妹的。

他們沒有擁抱，也沒有哭。以往大多數隔著玻璃的親情會見，雙方總是哭的時間多，說話時間少。這一次，坐在一旁的父親也沒怎麽說話，只是不停地從紙袋裡拿出新買的衣服，想讓兒子穿上。那天崇州突然開始下雨，氣象陰冷，陳家安隻穿著短袖的囚服。

過久的期待在這一刻相顧無言。今年元旦獲批離監探親的崇州監獄服刑人員楊嚴記得，見到家人時他激動得說不出話，母親只是輕輕拍著他的手，“先不說，先不說”。

陳家安向監獄作出一連串的保證，包括每天早晚在固定時間給監獄打電話“報告活動情況”，並跟父親一起在監督責任書上按下鮮紅的手印之後，他才把新衣服的標簽扯掉，從頭到腳換上。他看上去高高瘦瘦，如果紙袋裡裝的囚服和番號牌不被發現，他看起來和普通人沒什麽區別。

1994年頒布實施的“監獄法”規定，監獄可以根據情況準許離監探親。按規定，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不需要民警押送，也無需穿囚服戴手銬，依靠自覺主動返監。為了降低脫逃等再犯罪的風險，監獄將前期的篩查工作織得像蜘蛛網一樣細密。

在司法部2001年發布的《罪犯離監探親和特許離監探親規定》中，要求服刑人員必須同時具備執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寬管級處遇、服刑期間一貫表現良好、探親對象常住地在監獄所在的省（區、市）行政區域範圍內等4個條件。在此基礎上，監獄還要多次、多層級研究評議，並在近年加入了心理評估，預判可能產生的風險。

全監共幾千多名服刑人員，陳家安是獲準離監探親僅有的兩人之一，也是2018年崇州監獄參與離監探親的第三十一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在離監探親這一天，他們急切地脫掉囚服，暫時放下過往，只想當一回兒子、丈夫、父親。

並不是所有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都有機會再次扮演這些平凡的角色。王國濤的父親在他服刑期間去世，他甚至沒能見到最後一面，回家盡孝的方式只能是在墳前長跪不起。

回家的路是陌生的。有人在監獄裡關了近10年，經常把2015年說成2005年。早些年家人需要坐長途大巴來接服刑人員，如今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車，土路也修成了高速路。回家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陳家安始終挺著腰杆，雙眼盯著窗外。入獄那年他19歲，喜歡穿皮鞋，覺得像個大人。8年後，他腳上穿著嶄新的白色運動鞋，妹妹說，現在的年輕人都愛穿這種鞋。楊嚴沒有再回到以前跟母親和姐姐租住的房間，這幾年母親在外地打工，自己攢錢買了一套有電梯的公寓。王國濤的兒子長高了。邱迪的父親坐在輪椅上被推出來，矮小了許多。

對他們而言，許多記憶都很難跟眼前的景象重合。陳家安看到10年前在地震中被震垮的房屋，如今修葺一新。他的認知就像那些垮塌的房屋一樣，需要被一點點重建。

圖片由監獄方面提供

第二天：被遺忘的罪惡

總有些地方是熟悉的。這些年來，陳家安的父親把家裡重新裝修了一遍，添置了不少家具，兒子的房間始終沒動。回家第一天晚上，陳家安幾乎沒怎麽睡，他已經不習慣在黑暗中入睡了。

他想到晚上父親拉著他的手說：“你現在是個好人了。”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監區時，獄內公示欄上印著監區服刑人員犯罪致死人數，他入獄時，曾讓這個數字上升了一位。現在，這個數字是79。

陳家安的父親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經過，只知道9年前一個冬天，原本在家務農的他跟同村一個綽號叫建娃的朋友走了，說要出去賺錢。陳家安小學肄業，修過路、挖過礦，但乾的時間都不長。那次去都江堰，建娃說他的“大哥”彬娃碰上了點“麻煩”，就一起去“幫忙”。出發的時候3人各自在兜裡裝了一把小刀，當時他身邊的年輕人中許多都有這個習慣，也是一種“時尚”。

陳家安已經記不清打過誰、被誰打過，隻記得那是一條幽深的巷子，天已經黑了，沒有路燈，兩旁是居民樓，隱約有做飯的香味。出事之後，陳家安在“彬娃”的安排下去了彭州，“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他是幾天后在茶館被捕時才知道有人在那場打鬥中失去了生命，指認現場時，地上有一大灘血跡，那時才感覺到害怕。根據法院的判決書，行凶的是“彬娃”，而陳家安也參與了打鬥，被判13年。他被帶走時，桌上的茶還冒著熱氣。

那次“幫忙”持續時間不過十幾分鐘，他的人生卻從此被改變了。

王國濤也曾讓獄內公示欄上的數字上升一位。起因同樣十分瑣碎，一次跟朋友喝酒，覺得鄰桌的聲音太大，兩桌人就借著酒勁打了起來，酒瓶哐啷碎了一地。

在失去自由之前，家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跟家人的分離往往比被捕時來得更早。出事時王國濤的父親還健在，但他不敢回家，在外躲了好幾個月。邱迪在一次衝突中砸了對方的老虎機，並拿走了裡面的錢，被判搶劫罪。他曾經在外潛逃7年，甚至躲到了西藏，幾年沒跟家人見面，手機號換了好幾個，出門會戴上一副沒有度數的眼鏡。同樣犯搶劫罪的楊嚴生活在單親家庭，在大街上見到父親他會裝作沒看見。陳家安離開家不久就換了手機號，因為“不想讓父親找到他”。

但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裡，家成了唯一的主題。監獄民警會不定期對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進行“影片點名”，他們必須和家人同時出現在螢幕上。

家也是唯一能忘記他們罪惡的地方，沒有人主動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探親結束，陳家安的父親也沒有向兒子問起當晚的經過。楊嚴每次說起自己的愧疚，母親總會把話題岔開。張新然的哥哥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王國濤入獄的時候兒子還小，這些年他總是告訴兒子自己在監獄上班。

身體的記憶會不合時宜地提醒他們自己還是個服刑人員。儘管前一天熬了夜，陳家安早上還是不到6點就醒了。他習慣性地開始打掃家裡的衛生，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像在監獄整理內務一樣，直到母親奪下他手裡的掃帚。在家短短幾天，她只想讓兒子好好休息。陳家安幾年前患上了口腔潰瘍，嚴重的時候疼得吃不下飯，體重比8年前輕了很多。

這幾天，陳家安在大多數時候是個普通人，甚至帶有更多的善意。服務生端菜上桌他會說“謝謝”，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請別人先走。只是總有一些場合需要他的真實身份。縣城的醫生問：“怎麽拖了這麽久才來檢查？”他說：“在裡面待了幾年。”

“裡面”和“外面”似乎是某種獲得普遍默認的暗號，對應的動詞是“進去”和“出來”。

“出來了嗎？”他的情況比較嚴重，醫生希望能進行長期治療。

“還要進去。”

第三天：十年巨變

陳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這一天，整個中國都在紀念同一件事：汶川地震10周年。親歷者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陳家安就是其中之一。10年前，他的爺爺奶奶在地震中喪生，舊居如今已經只剩下一段殘垣。

那時他剛剛出去打工。家在汶川縣雁門鄉的高山上，只有懸崖邊的幾畝梯田，早年只能種些玉米和番茄。地震那年，從國外引進的車厘子樹剛剛栽下，需要好幾年才能長成，家裡生計困難，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地震發生的時候，他還沒“進去”。可是災難的降臨不分內外，大地在同一時間開始搖晃，四川省內多所監獄跟不遠處的居民樓一起裂縫、垮塌，服刑人員們和普通人一樣，衝出房屋的時候來不及帶上任何東西。事實上，他們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私人物品。被關押在阿壩監獄的楊朝華當時因殺妻剛剛入監一個星期，地震的時候正在監舍學習行為規範。他右手有殘疾，原本對活著並不抱什麽指望，但那一刻的第一反應還是：跑。

一棟樓裡幾百名服刑人員從各個樓層往下跑，跑過平時需要聽從指令才能越過的監舍、過道、大樓的一道道鐵門，一直跑到空地上。遠處依山而建的圍牆正在垮塌，但沒有人繼續往前跑，那塊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後很多人說，那一刻他們唯一想爭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

幸運的是，四川省內靠近震中的幾所監獄都沒有出現人員傷亡。幾小時後，所有服刑人員已經在空地集合，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床鋪和被褥也被搬下來，整齊地擺放在棚子底下。那塊空地就是他們的監舍，點名依然每隔一小時進行，睡覺、起床都有口哨作為提醒。對服刑人員來說，陽光和空氣既是自由，也是束縛。災難為他們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籠。

在當時，“牢籠”不只是存在於監獄裡。由於地震，災區的許多路線無法通車，通訊也已經中斷，許多還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趕回監獄，在路上穿過漆黑的隧道，睡過擁擠卻安靜的貨櫃。回家的路陳家安整整走了兩天兩夜。

對監獄來說，這座天然的牢籠並不可靠。幾天之後，受災最嚴重的阿壩監獄開始了對服刑人員的“千里大轉移”，把服刑人員分批次轉移到其他監獄。楊朝華是最後幾批被轉移的服刑人員之一，他記得天不亮就被帶上一輛大巴車，跟鄰座的服刑人員戴同一副手銬。兩側車窗都被報紙遮擋，他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往何處。從茂縣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經無法通行，只能繞路，平時幾個小時的車程走了整整一天。為了確保押解途中的絕對安全，服刑人員被規定中途不能下車，車上有一個移動馬桶，為了不上廁所，很多人一天都沒有喝水進食。直到將近凌晨，車子才駛進崇州監獄的大門。

陳家安的跋涉也終於到了終點。到家時，爺爺奶奶已經遇難，他和家人在廢墟中挖出了遺體。兩位老人年事已高，按照羌族的風俗，他們在去世之前就準備好了一對木棺。被發現時，遺體和木棺一起被壓在碎石之下。

那一年，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特地開展了一次震後離監探親活動。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喪生，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終生殘疾。汶川博物館裡常年播放著地震一瞬間地動山搖的影片資料，陳家安的妹妹看了幾秒就捂著嘴跑開，他在後面默默遞上紙巾。如今走在汶川街上，他幾乎找不到一點往日的影子。經歷過地震和入獄的雙重災難，他對家鄉的陌生感是成倍的。

正是從那年開始，四川監獄的離監探親工作開始制度化、常態化開展，並且走在了全國絕大多數監獄的前頭。2017年，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觀”，鼓勵監獄通過各種手段激勵服刑人員改造，各地再次大規模試點離監探親活動。10年來，每年崇州監獄都會在春節安排服刑人員離監探親。而從今年開始，頻率和人數都大大提升了。

地震也間接促使四川監獄加快了“從山區到城市、從田間井下到車間教室”的轉移速度。震後，崇州監獄已經從距離城區幾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轉移到了城區西郊，監區與居民區僅一牆之隔，幾百米外就是喧鬧的菜市。以前監捨的通鋪也改成了上下床，監區內有了電視、書架和心理谘詢室，以及規範化的小學課堂。

陳家安和楊朝華就是在監獄內獲得小學畢業證。楊朝華今年剛剛符合離監探親的全部條件，原本也申請了離監探親，可是因為剩餘刑期還有4年多，風險較高而未能獲準。

“盼了這麽久，還是沒盼到。”他所在的車間正在加工月餅禮盒，這讓他更加失落，因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餅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

“當前離監探親工作開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錯糾錯機制還不夠成熟，監獄民警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很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這也是很多監獄多年來沒有開展這個工作的原因。”儘管這麽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脫逃等再犯罪的問題，但很多監獄還是不想“惹麻煩”。

地震之後，陳家安曾經“非常聽話”，在家裡老老實實種地，“哪也不敢去”。可一年多以後，真正的牢籠還是來了。

第四天：與家和解

今年的母親節是5月13日，陳家安在入獄前從來沒為母親慶祝過這個節日。這天他決定，自己去地裡采摘車厘子，讓父母在家休息。車厘子樹早已長得老高，並成為了汶川縣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也是家裡的重要收入來源。每年車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時候，陳家安覺得這是他目前唯一能幫家裡做的事情了。

家庭帶給他的並非像這短短幾天一樣，只有溫暖。父親從小對他很嚴厲，印象中從未表揚過他，也從未有過像樣的溝通。邱迪的父親因為他逃學，曾經把他捆起來送回學校。

楊嚴的父親曾經在打他時把衣架都拍斷了，失業之後經常喝酒，有時會“發酒瘋”。他和姐姐從來都是匆匆把飯吃完，避免跟酒後的父親說話，“他都說一些很無聊的話題，比如讓我們以後去當工人”。他入獄之後，父親曾經寫信給他，責備他不聽話，還把自己曾經得過的“先進工人”榮譽證書複印給他看。楊嚴當場撕得粉碎，跟母親說不要讓父親繼續寫信了，“那麽多年都沒管過我，現在倒要管了”。

這次回家，嚴厲的父親們都老了。楊嚴的父親還住在離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裡，他和姐姐的房間一直沒動過，曾經玩過的沙袋和雙截棍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灰。這次回家，他特地把自己在監獄裡獲得的所有榮譽證書都帶在身上，擺了滿滿一桌子。父親仔細端詳了半天，只是不停地說“好”。他失業之後做了廚師，做好一桌飯菜總喜歡問孩子們“好不好吃”，也曾想聽到一聲“好”，但孩子們總是顯得很不耐煩。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能聊的話題跟以前一樣少，父親最終說帶他們出去散步，繞著新修的公園走了兩個小時。

邱迪已經聽不懂輪椅上中風的父親說的話，只能靠猜。張新然的母親在得肺癌之後還堅持去監獄看過他，走路都需要別人攙扶。他記得母親以前是個很講究的女性，喜歡淺色的旗袍，現在卻終日臥床，頭髮全白了。而王國濤永遠見不到父親了。在監獄裡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他在沒人的監舍跪著哭了一個多小時，面前擺了幾根香煙，權當祭奠。他曾經夢到過父親帶著笑容說“終於回來了”，卻又突然消失在眼前。

對服刑人員來說，“父親”這個身份很難有機會做得更好。王國濤的兒子不愛說話，跟他打電話的時候總是“問一句答一句，有時乾脆不應”。他把原本夾在行車執照裡的兒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裡，時常想起從前開車的時候，兒子喜歡鑽在他握著方向盤的臂彎裡。作為父親，如今他只能從一張張照片中感受兒子的成長。這次回去，他特地帶兒子去當地的五星級酒店吃自助餐、泡溫泉、看電影，兒子隻喜歡看喜劇片，生活給的悲傷已經夠多了。

張新然的女兒不願意讓父親拉自己的手。開家長會時，女兒每次都跟老師說“爸爸出差了”，她已經“快編不下去了”。

邱迪曾經有做父親的機會。當時他尚未入獄，女朋友已經懷孕5個月了，最後還是做了引產。“我知道自己總有一天要被抓，害怕孩子沒有父親”。

楊嚴很討厭別人說自己像父親。儘管他們都有些急躁、固執，還都當過兵。他唯一一次記得來自父親的關懷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父親說了什麽已經不記得，隻記得自己一路都不停點頭，希望對話趕緊終止。相比關心，他更能記得父親的過錯。

這麽多年，他始終沒叫過父親。探親結束之前，在母親的勸說下，他勉強叫了一聲，心想“叫就叫吧”。他說自己出獄後有時間的話還會去看望父親，但“很可能沒時間”。

第五天：“自在”與自由

陳家安離監探親已經到了最後一天。監獄規定在下午4點半之前必須返監，否則以“脫逃”論處。這一次，他跟家人的告別並不憂傷，甚至有些輕快。他申請了假釋，如果獲準，他就隨時能跟家人重聚。

回監那一刻，陳家安覺得釋然。關押太久，他一定程度上已經跟社會脫節，走在外面總覺得惶惶不安。大多數人入獄的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和微信朋友圈，也沒有計程車軟體。王國濤計程車送兒子上學，下車前還在掏錢包，妻子悄悄跟他說“已經在手機上付過了”，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回到監獄的那一刻，是囚禁生活的重新開始，卻也讓他們獲得了另一種自由，不用奮力追趕時代的自由。

很多服刑人員已經習慣了監獄規律的生活。監獄裡每個人都是一串編號，任何行動也都有縝密的軌跡。陳家安能流暢地背誦整本《服刑人員行為規範手冊》，即便回到家裡，有人問起他的編號，他依然會不自覺地把右手撫上左胸，那是他的番號牌所在的位置。回到監獄之後，他說：“出去不自在，回來才自在。”

監獄的生活也讓他們重新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世界。探親期間，邱迪特地去書店買了本《貨幣戰爭》，他在監獄曾經看過這個系列的其他分冊，很感興趣。入獄後，他突然發現以前自己過得渾渾噩噩，“金融危機來了都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這幾年他自學了素描，經常臨摹其他服刑人員的家人照片，畫完就送給對方，卻從沒畫過自己的家人，“覺得拿不出手”。陳家安喜歡打籃球，高瘦的他是前鋒。楊嚴每天勞動結束後都要在監區前的籃球場跑步1小時，讀書筆記做了十幾本，衣兜裡總是裝著一支筆，他說“想活的面積更寬廣一點”。

通常用不了太久，參與過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就能徹底跟家人團聚，最長的剩餘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最短的只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太多“自在”的時間了。服刑人員之間有獨特的打招呼方式，生人見面先問一句：“你還有多久？”現在的楊嚴會不好意思地回答：“還有3個月。”他覺得自己刑期將滿對別人是一種傷害。他發現，通常關係好的服刑人員刑期都差不多，這樣更容易獲得心理平衡。

陳家安有時會想象自己出去以後的日子。母親已經親手繡了幾雙小鞋子，放在他的衣櫃裡，男款女款都有，那是給他未來的孩子準備的，儘管他還是單身。在他老家，結婚生子依然是一種成熟的標誌。陳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沒有結婚，準備等他出獄再辦。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紹給他，還給他帶過照片，他欣喜地夾在幾十張家人的照片裡，時常翻看。只是對方沒等到他出獄就嫁人了。他不打算在本村找，因為“名聲已經不好了”。楊嚴的母親跟他聊起這些，他說，“現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時候”，“還是事業為先”。

陳家安原來想過出獄後說謊，因為“賺錢快”。現在只想先踏踏實實幫家裡種車厘子。楊嚴喜歡旅遊，出去後想先痛痛快快玩幾天，“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做了兩年老病殘監區的監護員，現在的邱迪覺得“生死有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不在乎長短，在乎品質。”他顯得坦然。

幾年前，楊嚴的姐姐幫他把QQ账號昵稱改成了“倒計時”，簽名就是他剩餘的刑期，每年改一次。進入最後1年後，簽名變成了每個月改一次。現在停留在“3個月”。他自己在心裡把這個部門變成了“天”，每天早上默默地減去一位數字。數字越變越小，他卻不敢再想了。因為“越想時間過得越慢”。

第五天半夜，陳家安迷迷糊糊醒了過來，睜眼的時候以為自己還在家裡。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想著那片黑夜，他突然覺得安心，很快又沉沉睡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服刑人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