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程實（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錢智俊（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值此全球百年難遇的大變局，中國構建和完善“雙循環”的進程，實質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歷程。
縱覽“全球-歷史”的大坐標系，對於中國如何打通“一體兩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後發經濟體的得失經驗提供了歷史鏡鑒。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離不開經濟循環格局的重構優化，強韌的“內循環”是經濟行穩致遠的核心保障。第二，強化“內循環”不等於對外脫鉤，相反將自內而外地優化“外循環”運轉。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僅是維護經濟循環的韌性基礎，亦是突破發展瓶頸的關鍵著力點。
對照中國“雙循環”的全局設計，上述歷史經驗得到了針對性體現，並與疫情時代的國際國內新形勢有機結合。由此出發，雖然從頂層設計向變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時間與實踐，但是放眼長遠，中國憑借“雙循環”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構建“雙循環”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體兩面。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遭遇社會經濟困境，以至難以邁入高收入階段。長期以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要關切。面對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命題與構建中國經濟“雙循環”在兩大層面形成了相輔相成、indivisible的內在聯繫。
第一，發展時序的一致性。綜合國內外學術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細分為兩個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觸發標準是一個經濟體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1036-4045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組（人均GNI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時間超過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觸發標準是一個經濟體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組、進入高收入組（人均GNI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時間超過了14-15年。參照上述標準，2002-2010年，中國僅用8年就已邁過“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國經濟高增速階段的重大發展成果。在開啟高質量發展階段後，2019年中國人均GDP邁入1萬美元大關，人均GNI達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這意味著，以2020年為新起點，中國已位於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由此至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為寬裕”的發展目標，其預計歷時也恰為15年。由此，從2020年出發，構建“雙循環”新格局並助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也將是推動中國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階段的歷程。
第二，經濟邏輯的一致性。從經濟理論來看，對於後發經濟體，“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紅利”、自然資源等初始稟賦枯竭；2）內部供需兩側發展不足、結構錯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貧富差距過大；4）過度依賴全球市場，並遭遇國際貿易競爭的衝擊；5）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受阻。在當前全球百年未遇的變局之中，全球疫情風險、經濟金融風險、地緣衝突風險相互激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大國優先主義不斷高漲，貿易壁壘、金融壁壘、科技壁壘野蠻生長，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與爆發。正如我們此前報告所論述，立足於“雙循環”新格局，中國經濟有望對內推動供給側、需求側的雙升級，在動蕩的全球局勢下強化內生穩定性和長期增長潛力；對外拓展高水準開放的新空間，主動參與全球經貿體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環境。因此，“雙循環”的構建和完善有望針對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從根本上支持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見，對於中國經濟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雙循環”的重要使命之一，“雙循環”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著眼於“全球-歷史”大坐標系，在後發經濟體之中，一度實現高速增長的追趕者繁多，但是順利構建“雙循環”、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為此，梳理這些國際案例中的得失經驗，將有助於理清以“雙循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踐路徑和著力點，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發揮“雙循環”的戰略價值。
經驗之一：“內循環”是經濟行穩致遠的核心保障。根據世界銀行測算[4]，雖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包括國家和地區）多達101個，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夠邁入高收入階段的僅有13個（詳見附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艱難，歸根結底是因為在跨越前後需要依賴兩套截然不同的經濟循環格局。其一，從低收入階段發展至中等收入階段，典型範式是向外主動融入“國際大循環”。在需求側，後發經濟體積極對接國際市場的消費需求，並利用FDI擴大投資需求，從而彌補內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給側，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和勞動力稟賦，出口低附加值產品以獲取盈利並加速資本積累。這一階段，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接入全球價值鏈，推升了國民總收入，反映了以“量”為主導的增長模式。 但是，在這一模式下，資源稟賦的紅利終將走向枯竭，資本投入的邊際效用終將走向遞減，而低附加值產品又會面對其他後發經濟體愈加激烈的競爭，因此無力支撐經濟體進一步走入高收入階段。其二，從中等收入階段發展至高收入階段，則需要在兼顧“國際大循環”的同時，積極強化“國內（地區內）大循環”。在需求側，增強經濟的內需驅動，以減弱全球經濟周期的外溢衝擊，實現經濟的自我穩定。在供給側，從低附加值產業升級為高附加值產業，對外維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並以更為複雜的出口產品結構緩衝局部貿易衝突的影響；對內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技術水準，減弱對初始資源稟賦和外部技術轉移的依賴，從而持續推升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一階段，國民總收入增長主要源於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反映了以“質”為主導的增長模式。由此可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質上也是經濟循環格局的重構與優化。
不同於新加坡、韓國等小型經濟體，日本、巴西等大型後發經濟體對中國更具借鑒意義。過去六十年，日本與巴西的鮮明對比恰驗證了“內循環”對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起點上，日本與巴西產業結構相似，人均GDP的差值不足270美元。由此出發，日本在供給側加速推進產業升級，一方面引導製造業由資本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電子計算機、軟體開發、航空航天、精密製造等領域成為發展重點，另一方面持續擴大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詳見附圖）。在需求側，日本於1960年開始實施長達十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從生產大國轉向生活大國”戰略，不斷提高居民生活水準、培育國內消費市場，日本消費率也從1970年開始進入長期上行軌道，有效吸收在新技術下大幅提升的國內供給能力，由此構築了良性的國內大循環。與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長之後，供給側的產業升級進展緩慢，需求側受製於高通脹、超前城市化、貧富分化等因素，國內消費需求發育不足，進一步延阻了產業升級，國內大循環未能充分暢通。尤其是1995年以來，巴西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不僅遠遠落後於其他新興經濟體，更落後於成熟的發達經濟體（詳見附圖）。在這一差異的長期影響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領先於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經超過3.1萬美元。
基於這一歷史經驗，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格局料將成為中國經濟化危為機、行穩致遠的核心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百年變局之下，國際大循環將趨於脆弱和失序，中國經濟難以延續原有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需求側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供給側具有完備產業鏈優勢，供需兩端的升級潛力更易相互促進，進而構建更具深度和韌性的國內大循環。經濟循環重心由外轉內的歷史性變革，有望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實物質基礎。
經驗之二：強化“內循環”將改善而非脫離“外循環”。值得強調的是，重視和強化“國內大循環”，並不意味著脫離或劣化“國際大循環”。相反，立足於“內循環”的發展，後發經濟體將在“外循環”中獲得更為充裕的發展空間和戰略主動權，更有效地利用內外兩種資源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供給側的產業升級將拓寬出口產品的技術“護城河”，規避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同質化競爭，維持外需長期穩定。第二，需求側的消費升級在擴大國內市場的同時，也將為全球市場提供寶貴的需求增量，抑製其他經濟體的脫鉤意願。第三，供需雙升級所形成的結構性機遇將長期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在共享發展機遇、繁榮資本市場的同時，也將加快該經濟體居民財富的長期增長。
在飽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擾的經濟體中，絕大多數是苦於難以邁入高收入行列，而阿根廷卻與眾不同。早在19世紀70年代，阿根廷通過“外循環”實現了經濟起飛，至1913年已經躋身全球最富裕的十大經濟體行列。但是，1940年後，阿根廷卻跌回中等收入水準，從此至今在高收入門檻上下反覆大幅起落。該現象的關鍵成因之一，在於其割裂了 “內循環”與“外循環”的互動聯繫。階段一，片面強調“內循環”，而脫離“外循環”。20世紀30年代開始，阿根廷在全球大蕭條和國內民粹勢力的驅動下，走向了高關稅、高壁壘、低開放的經濟孤立道路，這一政策取向在“庇隆主義”的助瀾下延綿近50年，導致阿根廷陷入長期增長困境。階段二，片面強調“外循環”，而輕視“內循環”。20世紀80年代，不堪重負的阿根廷“一刀切”地轉向“華盛頓共識”，激進擴大經濟金融開放，一度在90年代重拾快速增長。但是，由於“內循環”始終未能補上短板，內部出現了產業升級停滯、經濟治理失序、人力資本落後等一系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最終拖累了“外循環”的運轉，集中體現於阿根廷出口產品複雜度提升緩慢（詳見附圖），因而難以抵禦源於全球市場的風險衝擊，2001年至今其經濟復甦的勢頭多次被全球經濟動蕩所打斷，由外債風險、惡性通脹、貨幣貶值和金融振蕩所構成的複合型危機頻繁上演。
著眼當下，從政策思路來看，中國“雙循環”新格局的建設既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同時也堅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2020年7月，習近平主席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由此前瞻，立足於“內循環”的強化與發展，中國經濟料將加速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以“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自貿港自貿區等渠道為抓手，帶動並優化國際大循環，促使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全球產業鏈升級、區域化和新一輪全球化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系統。
經驗之三：收入分配公平是維護經濟循環的韌性基礎。對於眾多受困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而言，收入分配不公是擾亂經濟循環的主要堵點之一。其中，作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起源地區，拉丁美洲於2014年已經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區，最富有的10%人群佔據了該地區逾71%的財富。[5]並且在本次新冠疫情衝擊之下，拉美富豪所擁有的財富反而高速逆勢增長。此外，墨西哥、南非、菲律賓、印尼在2017年已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前20國家（詳見附圖）。[6]
從這些經濟體的歷史來看，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缺失從三個層面嚴重阻滯了內外部經濟循環的運行，進而產生長期負向拖累。第一，階層的不公平性。社會財富向階層頂端集聚，導致作為社會消費中堅力量的中產人群不斷萎縮，最終拖累需求側的消費升級。第二，區域的不公平性。少部分先發展起來的區域未能有效拉動後發區域，造成國內產業鏈長度不足、價值鏈深度缺失，難以支持供給側的產業升級。第三，代際的不公平性。社會階層的固化一方面抑製了家庭對人力資本投入的意願，延緩了“人口規模紅利”向“人口質量紅利”的躍遷，另一方面則打擊了年輕一代的創新活力，阻滯經濟新舊動能切換。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越過閾值，就將激化社會對立、助長民粹主義、強化短視心理，經濟體難有足夠的智慧、韌性和凝聚力以短期的陣痛換取長期的收益，也就不能奢談發展的轉型，由此將陷入弱者更弱的負向循環。正是受製於這一邏輯，雖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經濟體曾試圖針對收入分配問題采取補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聚焦疫情時代，從外部來看，全球疫情大流行天然地對社會弱勢群體產生更為嚴重的衝擊。從內部來看，正如2020年5月李克強總理所強調，中國當前有6億人月收入僅約為1000元，“疫情過後民生為要”。因此，扶助弱勢群體、強化收入分配公平，料將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應有之義，並有望從三個層面發力。一是通過呵護基層民生、夯實社會保障體系、金融讓利實體經濟，以優化階層公平。二是通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拓展國內價值鏈環節，以優化區域公平。三是通過支持新經濟發展和創新創業，為年輕一代提供相對公平的發展機遇和競爭環境，以優化代際公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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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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