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看一座城市的誠意？

每經記者：吳林靜 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這是一場席卷全球的“整容手術”——地方主政者執刀，刀鋒向內，重塑自身營商環境。

世界銀行集團發布的《2019營商環境報告》追蹤了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5月1日一年時間內世界各地政府的改革，在消除企業面臨的官僚障礙方面，128個經濟體共實施了314項改革，改革數量創2003年有統計以來最高紀錄。

革命性再造，一個比一個快、準、狠。在中國營商環境建設較為領先的長三角地區，浙江提出“最多跑一次”，江蘇提出“不見面審批”，上海上線“一網通”總門戶網站。

不怕落後，怕的是，比你優秀的人還比你努力。我們注意到，在這一輪行動中，諸如成都等西部城市也拿出了自我革命的勇氣，對標國際先進水準，大刀闊斧再造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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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最多跑一次”可謂開創了全國政務改革的先河，互聯網的“無孔不入”加快了政務服務的演進。隨著“互聯網+”觸角深入內陸省份，成都在這輪地方機構改革中，特別設立了“成都市政務服務管理和網絡理政辦公室”，開啟地方建設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又一個“先河”。

2月11日，成都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動員大會上，這個今年1月剛成立的部門走到台前。特色機構的出現，往往代表著地方發展的焦點。專門設定政務服務管理和網絡理政辦公室，是成都對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視，對網絡理政發揮提綱挈領作用的厚望。

在成都的規劃裡，網絡理政是2019年要重點更新的營商環境之一，到今年底，所有涉企事項網上可辦率提高至95%以上，到明年底，可辦率將完成100%。

在機構設定上動刀子，是突破原有行政體制限制的一把鑰匙，這也是國際先進城市的經驗。根據國家商務部網站消息，2017年9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將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和標新局（Spring）合並為新加坡企業發展局。新機構提供一站式服務，企業再也不用分頭向兩家機構尋求協助。

成都對準營商環境改革的第二刀，指向全市各級行使公權力的部門和人員。與紀檢監察機構的監督對象統一，約束其在推進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中，對營商環境造成損害或不良影響的行為。

下發《成都市損害營商環境行為問責辦法（試行）》，可以說列出了全市推進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的負面清單。這份“問責辦法”規定了15類損害營商環境行為的問責情形，若有違反的，重則責令辭職或交由紀檢監察機構處理。

在細枝末節上，成都也直截了當地給出需要“挑起摸高”的目標。比如工程建設項目全流程審批，北京、浙江提出，力爭將審批時間壓縮至100個工作日以內，成都拿出了“90個工作日內”的目標，直接對標國際領先經濟體。

一刀刀地重塑自身營商環境，需要創新的勇氣和改革的定力。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地處中西部地區當更是如此。優化營商環境，不斷縮小差距，才能醞釀出令世人刮目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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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舉動，都指向一個詞——“革命性再造”。

每一個邁向世界的城市，都少不了對自己的大膽“動刀”。1986年，倫敦實施“金融大爆炸”改革，大幅減少了對金融機構經營業務的限制，並對外國金融機構開放市場，推動倫敦走向世界金融中心的寶座，成為吸引企業的“法寶”。

可以說，改變的方式千差萬別，但都是針對通行法則的不合理性進行重塑。對於城市來說，這考驗的不只是找準症結的眼光，亦有敢當“首個吃蟹人”的勇氣。而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率先改變理念、自我解剖、突破更難解決的問題，更可能意味著城市迎來發展先機。

在許多人看來，這也是幾座城市再度加碼提升營商環境的原因之一。

我們發現存在問題的領域，是城市新一輪關注的重點。比如，多個城市注意到，企業經營時很難回避“熟人社會”問題，甚至形成了“有關係就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就有很大的關係”的文化。這種“中國式”的傳統也一度成為阻礙高能級企業進駐的“玻璃門”。

上海有求必應、無事必擾的政府“店小二”服務態度為問題的解決掀開了一道口子。成都更直擊對全社會尊章辦事文化的營造，其中就包括政府的放權。

此外，成都還將全面清理取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外仍存在的專項審批規定，在政府投資的設施、開放平台、公共服務等領域全面引進競爭機制，與行業領先，獲得政府性投資項目的必要條件。正如成都市委書記范銳平所言，“就要內資外資一個樣。”

所有城市營商環境的優化，幾乎都是從放開企業市場準入開始的。紐西蘭在全球招引企業時，總會提及一個數據：企業在紐西蘭注冊僅需0.5天，而這個數字在深圳是8.5天。這一舉措，也讓紐西蘭在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中總能靠前。對企業進一步敞開大門的做法也是同理——畢竟，企業進不來，一切都是白做。

就如諸多城市在開年第一會上提到的，無論政府是管也好、放也好，最終是為了服務。企業是營商環境的最終閱卷人。這場轟轟烈烈的整容風潮能否為城市引來更多“傾慕者”，選票握在每個企業手中。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