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金庸身邊工作人員確認，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環球人物》雜誌曾在2011年獨家探訪金庸先生的妹妹查良琇和三弟查良浩。
以下是當時的文章：
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採訪進程出乎意料地難。並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而是找到了人，幾乎都三緘其口。他們的目的很單純，“讓老人家能清清靜靜地過‘退出江湖’的日子吧”。
金庸父親查樞卿有兩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兩女，金庸是老二。7個同胞手足中，在世的還有3人，金庸長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臨安，三弟查良浩則在上海。
從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歲，從她記事起，家裡不管是誰，閑下來就喜歡看書，因為查家的藏書實在太豐富，“只要想看，取之不盡。小時候，書是我們兄妹幾個最大的財富”。二哥金庸更是個書迷，8歲時在家裡翻到一本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粗粗翻了幾頁，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還有這麽好看的書！”金庸10歲那年，父親送給他一件聖誕禮物。他打開一看，是一本書——《聖誕頌歌》，講述的是一個冷漠無情的守財奴，變成一個慈愛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現在，金庸還珍藏著這本書。
在查良琇的記憶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樂的。一家人住在海寧老家一座五進大宅子裡，裡面有90多間房子和一個大花園。鎮上有査家開的錢莊、米行和醬園店。祖父查文清還買了幾千畝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設立了一座義莊，用於資助族中的孤兒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學、大學，每年都可以到義莊領兩次津貼。如果有人出國留學，津貼的數額更大。金庸的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也領了一筆津貼，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對二哥影響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紹道，查文清是海寧査家的最後一位進士，曾任江蘇丹陽知縣，任上出過一樁轟動一時的“丹陽教案”。當時，不少外國傳教士湧入中國，常常依借西方勢力欺壓百姓。而官府懾於西方列強的淫威，視而不見。百姓與傳教士時有摩擦。終於有一天，丹陽數百人圍攻了當地教堂，一把火將其燒掉。事發後，查文清的上司為了向列強交代，要求查文清處斬“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決心“力為民請命、不濟則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為首兩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戶參與者趕緊離開丹陽。等所有事情安排妥當，他才向上司匯報，“並無為首之人”，自請辭官。
查文清去世後，37戶人家及丹陽幾十位士紳，一起趕到海寧，三步一磕頭，跪拜至查家祭奠。見查文清墳地狹小，他們出資買下墳地周圍60畝土地給查家，以示謝恩。其中一戶更是立下家規：凡我子孫，生男者到查家為奴；生女者，到查家為妻妾，如不納，為婢；如不用，才可另謀職業。金庸大哥查良鏗的夫人，就是這戶人家的孫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後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這些事跡都寫在族譜裡。祖父不為官位利祿殺害百姓，敢於反抗外國傳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裡。將近20年後，抗戰勝利之時，金庸又從家中長工和生的口裡，得知當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陽重審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帶回海寧家裡安頓下來。祖父的英雄氣，被他寫進了《連城訣》。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歲的金庸小學畢業後，便離開了海寧，到嘉興上中學，開始了長期的獨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遊子歸來，全家人都高興壞了。
小弟查良鈺生前曾回憶道：“二哥回家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衣著簡樸，一直面帶笑容，對來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氣，但話語不多。因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歲，所以待我倆十分親熱。家裡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們住在一起。那時，他見了外人講話很慢，還有些口吃，但和我們在一起卻完全變了樣兒，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給我們講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現編的，可是天衣無縫。常常是說到興頭上，他一下子跳起來站在床上，連比劃帶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極了！”金庸在家裡住了近半個月，就給兩個弟弟講了近半個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鈺記事以來最開心、最難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們睡著，金庸“書癮”發作，又鑽進書房去。那時家裡已經有三間書房，大多是線裝書。《封神演義》、《兒女英雄傳》、《明史》、《水滸》，都“逃不過”金庸的眼睛。
“有困難，找二哥”
1950年，海寧家中遭遇變故，父親查樞卿作為“反動地主”被“鎮壓”而死，大家庭霎時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來口的生活沒有著落。隻身在外打拚的金庸，扛起照顧家人的責任。“有困難，找二哥”是兄妹們的共識。
査良琇講述了金庸對弟弟們的照顧。金庸到香港後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學，沒有學費，金庸馬上寄錢資助。緊接著，1951年，小弟査良鈺也要去撫順讀書，金庸立即匯來100元錢，之後每學期都把錢按時寄到撫順。小弟讀書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礦業學院，6年大學期間，他接連添了6個孩子，其中兩對雙胞胎，又趕上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家裡經濟條件捉襟見肘。金庸知道後，不但很快匯了錢，還專門為孩子寄來小衣服、糖、奶粉、餅乾等。“要是沒有二哥的幫助，還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過那段困難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總是考慮得很仔細。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兒女回到內地，鄧小平會見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發來的電報，相約杭州一聚。隨電報寄到的，是金庸給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費。
査良琇說，金庸細致得“許多事情你還沒有想到，他就已想到，為你辦好了”。她舉例說，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鈺忽然嘔吐不止，渾身抽搐，淮南的醫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鈺的家人束手無策，金庸知道後馬上動用自己的社會資源，親自安排小弟轉到杭州邵逸夫醫院。經檢查是腦部瘤出血，必須立即手術。金庸得知後，竟然細心到提出手術不能破壞面部美觀。為此，邵逸夫醫院將浙江省有名的專家全部請到了場，40多位專家進行了4次大會診。查良鈺手術成功後，金庸又趕來看他。那時香港直飛杭州不方便，得從北京轉機。轉機那天，有大霧，飛機不能起飛，金庸在首都機場等了整整一天。一到醫院，顧不上自己休息，就親自推著小弟進行康復鍛煉。
“他為我操了半個多世紀的心”
在査良琇的講述中，記者察覺，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飯的主菜是絲瓜豆腐湯。記者突然聯想起金庸在《明報》時“摳”作者稿費是出了名的，忍不住問：“看您家條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資助過您嗎？”
“當然有！我的前夫當年在國民黨部隊裡當官，1949年去了台灣。這樣的情況，導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沒法參加招工去工作。我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沒飯吃，更沒錢讀書。二哥知道後，就開始給我寄錢。那時候他自己也沒錢，社會上有一些人說，‘金庸寫書是為了出名’，我聽了都覺得可笑，飯都吃不飽會想著出名嗎？二哥那時候寫書就是為了掙錢養家。我50多歲的時候，幾個孩子都長大了，才和現在這個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農民。二哥就繼續給我生活費，來臨安看我，連孩子穿的衣服都帶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給我補貼，我就讓二哥不要給我寄錢了，他都已經為我操了半個多世紀的心了！他說那就給我在杭州買房吧，我說孩子都在鄉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沒要。”
金庸還是整個大家庭的“大哥”。父親和生母死得早，後母又沒有收入來源，他便照顧後母直到她去世，平時噓寒問暖，生活費都由他一人承擔；同父異母的弟弟要蓋房子，他也是二話不說就幫忙。査良琇說：“二哥這麽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從來沒和我們提過一句。我們有困難的時候，卻總能在他那裡得到幫助。”
但是，金庸從未踏進袁花鎮舊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測，父親的死仍是他心中不願觸碰的痛。留在海寧的同父異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滿眼淚水：“母親臨走前有遺言，希望我能見二哥一面，感謝他對母親的照顧。”多年來，他一直守著査家舊居，守著母親沉甸甸的囑托，守著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李鷺芸
本文刊登自《環球人物》雜誌201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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