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強：中國電影應該構建自己的理論批評學派

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因為自成體系而妄自尊大，但也沒有必要因為不同於“他者”而妄自菲薄。從“文化他信”中掙脫出來，給予自身傳統以客觀確定的歷史地位，對於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在新時代的起步當是必不可缺的。

如何在民族複興大格局中注入新視角、新觀念、新方法，善於從全球變化和自身實踐的結合中總結新經驗，提供新認識，提出新思想，成為中國電影理論批評進學立派、走出國門、匯入世界繞不開的關節點。

電影理論學派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團體和個體共同發力的結果。領軍人物是學派的靈魂，對於領軍者和策動者，除了功底學識的要求，更有品格胸懷的期許。

在建構文化自信的當代語境下，探討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學派的建設具有特別的意義。

電影理論批評學派的建設絕非輕而易舉、一蹴而就，就其普遍性意義來說，它是一個不斷發生、發展的變動過程，離不開傳統與現實、國際與國內、團體與個體、策動與呼應等多種催生要素。這些要素在不斷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以無數力的平行四邊形形成的一種總的合力，共同推動理論研究向前發展。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發生學指導研究，不但要探究理論學派發生發展的基本要素，而且要弄清不同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繫和內在規律，進而對理論學派發生發展的合理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做出科學、學理的闡釋。

在我看來，以下幾對關係尤為值得重視：

傳統與現實——備好認識自身的基礎課

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講思想，必注意其連貫性。換言之，思想必有其傳統。這一時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時代中有淵源，有線索，有條理。故凡成一種思想，必有其歷史性。在社會發展總體進入新的時期的當代語境下，中國電影生產要取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必須有理性的牽引，有傳承的支撐。因此，從前瞻性的角度思考中國電影理論學派建設，必須以後顧的方式認識和闡釋傳統。只有清楚地知道我們從哪裡來，才能確切地把握我們到哪裡去。

較長一段時間，由於中國科技發展和國力水準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導致民族文化意識的自覺相對不足。輻射到影像上，我們熱衷於推崇那種“去中國化”“去實踐化”的唯理論範式，習慣於“把中國電影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視野加以理論化考量”，難免對自己的理論傳統缺少應有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這樣的思維一旦形成模式，就很難擺脫自己設定的二流身份和角色認定。實際上，文化本無好壞之分，只有形狀和特色之別。中國電影批評的實踐理性色彩，追求經世致用的理性自覺，造就中國電影理論批評特別重視藝術直觀和整體把握，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緊密結合，在世界電影理論之林中建立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價值評判體系。特別是中國的實踐哲學，始終強調以社會為基礎，以民生為圭臬，同時又特別重視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個人內心修齊治平、齊家治國的自我轉化，強調實踐智慧必須轉化為實踐的行動，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這就為理論的自足、開放和成長預留了太空。李澤厚先生晚年推崇“情本體”的思想，強調情理合一、合情合理，其實就是對中國這種情理結構的重新體認。

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最終將取決於主體和客體、創作和閱聽人之間的情理互動結構。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因為自成體系而妄自尊大，但也沒有必要因為不同於“他者”而妄自菲薄。目下重要的關磊在於，怎樣從歷史與現實的銜接中找到契合處，在瞻前和顧後的聯繫中找到平衡點，因為只有找到與現實相應同時也與歷史資源對接的榫頭，這種建構才能奠定在厚實的根基之上，才有助於形成包容歷史、現實和未來元素的 “更高的有機體”。儘管對於歷史資源的重新闡釋可能引發分歧，但是從“文化他信”中掙脫出來，給予自身傳統以客觀確定的歷史地位，對於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在新時代的起步當是必不可缺的。

國際與國內——在交匯融通中提出新思想

電影理論批評既是對過往歷史經驗的集成和總結，又是對電影整體發展的系統化整合和提升，所以一刻也離不開國際視野，離不開對於世界電影理論的學習和借鑒。

20世紀中葉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掀起以來，世界文化日益呈現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後起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理論批評，既汲取了世界電影文化的充足養分，也具備參與世界電影藝術發展的可能。新世紀以來，中國智慧、中國創造、中國力量正在積極融入與帶動世界電影發展，有力有效地改變世界電影發展的未來藍圖，從這個角度說，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反過來，全球化為中國電影理論學派的建構配置了全球資源，提供了各種開放豐富多元的域外經驗和參考，使中國在不斷完善自身的基點上融入全球電影產業新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交匯融通、互利共贏的全部要義在於，既要堅定地從中國歷史和現實出發，又要勇於超越本土歷史與現實，對於當下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實際存在的諸多問題，諸如經濟主義盛行、方式方法單一、與生產實踐若即若離、創造創意能力不足等問題，要善於從世界經驗中尋求參照和解答。

過去我們在國內與國際比較方位上，習慣以“相形見絀”來解釋、估價中國電影理論生態，一味放低身段，甚至自我矮化，現在看來並非完全必要和符合實際；但是，如果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為有了些許進步而沾沾自喜，甚至閉目塞聽，自我感覺良好，又有可能坐失與世界潮流砥礪共進的難得機遇。電影人國際視野的形成，並非自然而然，而是和世界大勢、國力角逐、民族認同、文化走勢、個體素養、終身學習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何在中華民族複興的大格局中注入新視角、新觀念、新方法，善於從全球變化和自身實踐的結合中總結新經驗，提供新認識，提出新思想，成為中國電影理論批評進學立派、走出國門、匯入世界、貢獻人類繞不開的關節點。

團體與個體——才能與個性充分實現方得學派之果

從世界電影史考察，電影理論學派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團體和個體共同發力的結果。比如著名的蒙太奇學派，除了柯瑞肖夫、愛森斯坦、普多夫金、愛因漢姆、斯波蒂斯伍德、卡斯蒂這些聞名遐邇的電影藝術家個人的出色發揮，還是和“團體”的凝聚、放大作用互為因果的。他們有的是師承關係（如愛森斯坦、普多夫金都是柯瑞肖夫的學生），有的是思想觀念的組合（如愛因漢姆和卡斯蒂、安德魯形異質同的主張）。同樣，著名的《電影手冊》派也是如此，巴讚、杜卡、特呂弗、戈達爾、夏布羅爾、杜馬契和裡維特，每一位都是成就卓著、個性鮮明的電影思想家，但他們緊緊圍繞在《電影手冊》編輯部的周圍，歷數十年而不衰，共同營造了學派的思想大廈。恰如一句學術名言曾指出的：“儘管每一個堅守學術的個人，都是孤獨與寂寞的；但也總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夠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掙扎著奮力前行。”建構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學派，當然也回避不了這一藝術生長規律。

過去我們對於“團體”和“個體”都有些忌諱，生怕“團體”演變成“俱樂部”，擔心個人發展成 “主義”。其實，中國傳統美學歷來奉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我們不僅應該容忍個人和團體之間的差異，而且還應該歡迎和鼓勵這些差異，把它們看成是豐富國家思想藝術形態的必要條件。學派並不扼殺其成員的自由研究；而確保個人才能和個性充分實現，學派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繁榮。這是一對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相信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藝術生態的持續向好，團體建構和個體發展一定將贏得更寬鬆更自由的生長太空。

策動和呼應——領軍人物不可或缺又頗為難得

精神生產在本質上就是人的思想、觀念和意識的生產，它是人類全面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的精神生產過程中，尤其需要防止見物不見人的傾向。如馬克思所說，歷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它通過人的歷史創造活動表現出來。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我們自己培養的中青年才俊脫穎而出。他們在理論視野、研究深度、投入程度、社會擔當上全面傳承老一代的風范，潛心著述，引領全局，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下電影理論批評的主要力量。同樣可喜的是，借助互聯網的持續“升溫”，新的一代青年理論批評人才如魚得水，嶄露頭角。新媒體和大數據的結合，不但使他們能夠輕鬆地越過門檻抒發情懷，並且在一定範圍內成為代表性的發聲者。

但是應該承認，由於各種複雜的主客觀原因，現在的中青年學者還缺乏老一輩電影理論批評家那樣的胸襟格局，其策動效應也就望塵不及。想當年，鍾惦棐先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成立影評學會、搭建電影美學小組，析理論，評作品，提主張，推新人，使電影理論批評出現了少有的熱烈場面，在國際國內都產生了影響。令人遺恨的是，壯心不已的鍾惦棐先生突然辭世，鍾門弟子四散而去，學派萌芽胎死腹中。鍾老這樣的將才帥才可遇不可求！我們於此愈發深切地體察，領軍人物是學派的靈魂，千軍易得，一帥難求，缺乏學術領袖對成員的吸引力、成員對團隊的向心力、成員之間的黏合力，學派的建構便無從談起。實事求是地說，對於領軍者和策動者，除了功底學識的要求，更有品格胸懷的期許。策動之功，是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是難以計算個人得失的，有時可能還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和風險。在物質主義影響許多行業的時代，做到這一點尤為艱難。擔負使命的勇氣，既來自於我們對於這份事業的無比熱愛和真誠之心，更應來自於我們的責任擔當和使命意識，來自於內心的強大平和，以及對於藝術人生的敬畏之心。中國古代曾留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歷史佳話，今天的學者大家能否續寫這樣的當代篇章？我們翹首以待！

（作者李建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