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揭露學術造假有多難

下面是郭磊的第一人稱原文：

我先後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7年有餘。分別從1998到2000年, 任哈佛醫學院和Brigham and Women醫院Research fellow。2003到2008年，任哈佛醫學院Instructor，Brigham and Women醫院腎病科Research fellow。哈佛醫學院和Brigham and Women醫院腎病科的科研是相當有名的，歷史上曾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從1999 -2000年，2003-2008年,先後共近7年來一直在此科一大實驗室裡從事多囊腎（PKD）相關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機制研究。在前兩年（1999年-2000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對順利，發了多篇文章。2000年底回國在浙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院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學聘為教授，博導。2003年中，我應哈佛實驗室老闆邀請，再次到哈佛醫學院，繼續PKD方面的研究。

PKD1或PKD2的突變能導致PKD，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嚴重遺傳病。在美國，對這種病的研究很熱門，獲得NIH資助的機會也較大。2002-2003年間，當時在PKD領域的一個重要進展，是發現突變導致PKD 的PKD2基因編碼的Pc2蛋白被定位在細胞的原纖毛上。我剛去的時候，實驗室剛剛發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 2003.2）上。這篇文章主要說，PKD1，PKD2編碼的蛋白質都在細胞纖毛上，起著感覺細胞周圍機械運動（如尿液流動）的作用。而這兩個基因中的任何一個突變了以後呢，其在細胞纖毛的機械感覺作用缺失，以致細胞中的下遊信號傳導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號，細胞重新開始生長。這個相對完美的故事當時在生物醫學界引起很大轟動，因為它完美的解釋了PKD基因的突變為什麼會引起多囊腎。

這個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時間眾多科研小組紛紛跟進。在很短的時間（2-3年）內，幾乎所有突變引起多囊腎的蛋白都被發現定位在了細胞的纖毛上，類似的 文章竟達數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Nature，Cell等所謂頂級雜誌的文章。這些小組來自美國甚至世界各地。一時間，PKD蛋白位於細胞纖毛上，多囊腎的病理機制為細胞纖毛感覺功能的缺失，成為了多囊腎領域，細胞生物學領域和神經感覺領域等幾大生物醫學領域的白熱點。這個發現的另一重要意義在於，它對長時間來人體細胞纖毛為無用的進化痕跡細胞器的重大科學共識提供了一個重要反例。所以，這個發現被譽為生物醫學科研的重大突破級發現。

2003年我在剛至哈佛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將科研方向定在了這個被多個小組驗證的重大突破上。

然而，我在這個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難。我的研究表明，PKD蛋白在細胞纖毛上的現象，好像似是而非。剛開始我一直將信將疑，以為是自己技術上的原因，後來又懷疑是試劑上的原因。因為，我覺得，這麼多的不同小組都發現了這種現象，應該可以說這個發現是不可懷疑的。期間我用不同的細胞，質粒，試了各種不同的條件。而實驗結果還是不很確定。實驗室其他博士後也在議論紛紛，對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纖毛上，開始有一些疑問。這一段時期的確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時期。

2005年9月份，實驗室另一博士後因故離開，實驗室主任把那個博士後的課題轉到了我手中。由於他的課題直接和Pc2和纖毛有關，使得我接觸到了他們發表所用的同樣試劑。我用這些試劑一做實驗，很快就得到了讓我大吃一驚的結果。我的結果表明，那篇發表的文章中所觀察到的Pc2在纖毛上的現象，其實是實驗方法和試劑導致的假象。而這種假象是由抗體的非特異性結合造成的。根據我的觀察，Pc2很可能不在細胞的纖毛上。為謹慎起見，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實驗，重複驗證了我觀察到的現象。

實驗室老闆和其他博士後都不能解釋我觀察到的現象。很多同行研究人員私下裡也認為我的發現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們承認我的發現，必然要否定原來已被科學界接受的重大理論突破，甚至在這個方向上已申請到的所有NIH課題都要半途而廢。而且，對他們來說，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們承認我的發現，就要承認先前很多小組發表的論文，在關鍵數據上是造假或犯錯而得的。

這時，我回過頭來重讀這些文章，就發現很多論文中明顯不符科學邏輯的地方和明顯造假的地方。如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2003.2)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Hum Mol Genet. 2003 Oct） 一文。在這兩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樣低級的技術錯誤。就是在用間接免疫熒光技術進行兩種蛋白的共定位實驗中，採用兩個來源於同種動物的一抗。這種低級技術錯誤，不管是作者故意或無意犯下的，應是致命的硬傷。

我的發現揭示，PKD領 域這一重大科學進展，竟可能是這樣一種皇帝新裝式的東西。這種群體造假騙局，嚴重威脅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對社會危害極大。良知和良心驅使我多次頂住實驗室主任的壓力，在實驗室和科系的學術場合報導了我的發現。在科研報告會上我多次闡述我的發現和觀點，並對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學性提出質疑。在很長時間內，哈佛科研同事中無人能從科學邏輯上有效反駁本人的觀點。實驗室老闆對我的發現很不安，也一直讓我重複一些無謂的實驗。後來，我知道她是想讓我知難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們的科主任Dr. Bonventre談及我對這些PKD論文的疑慮。Dr. Bonventre基本上沒有正面回應我。而後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實驗室老闆的暗示性言語威脅。但是，基於基本的科研道德規範，他們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繼續驗證我的發現。

從2003年來，實驗室裡也多人多次想用細胞內表達Pc2-GFP融合蛋白，觀察是否能在細胞纖毛上觀察到熒光蛋白的方法，來驗證PKD蛋白到底是否在細胞纖毛上，以排除抗體非特異性因素的干擾。但是一直沒有成功。這也是我的發現和質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層面認同的原因。2006年4月，耶魯大學一同行科研小組發表了一篇支持Pc2在細胞纖毛上的文章（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文章聲稱於細胞纖毛上觀察到了Pc2-GFP融合蛋白的綠色熒光。我所在實驗室主任向此課題組索要他們所用的質粒。這個索要的過程相當曲折漫長。第一次，他們寄過來裝在eppendorf小管中的小量質粒溶液，我們實驗室不能將其重新轉化克隆為質粒。第二次，我們實驗室又再次索要，他們寄過來一個破裂的eppendorf小管。第三次，我們讓他們將質粒溶液滴在濾紙上寄過來。這次我們重新轉化後得到質粒。經測序分析，應為正確的Pc2-GFP的質粒。但是，我們按照他們發表的詳細步驟，經過多次實驗，不能重現他們的結果。而後和他們聯繫，他們又說可能我們所用的細胞系有問題。我們實驗室又向他們課題組索要來細胞系以後。我們重新作多次實驗，還是不能重復出他們的結果。

期間，我也聯繫了其它PKD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員，提出了我的質疑。但幾個學術權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學問題。

在這漫長而艱辛的歲月裡，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來驗證此挑戰整個PKD領域的科學發現。 我又採用各種不同試劑，反覆重複實驗，基本排除了技術和方法上的問題。這樣，我相當相信自己的發現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此過程中，我還無意中發現了本實驗室其他博士後其它方面的造假現象和證據。這更驗證了我對這個重大理論是造假而得的懷疑。

在實驗室主任和科主任對這種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本人因其時對哈佛醫學院的科研信譽還相當有信心，遂於07年4月向其主管科研誠信的副院長Margaret Dale當面報告了這種發生在本實驗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現象，希望她能出面調查這一重大群體造假醜聞。

然而，在一個小時的會晤過程中，我從她嘴裡聽出了旁敲側擊的威脅。我堅持我的看法，並提供證據，希望她能展開調查。而且我明確表示，如她決定開始調查，我將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應就此事進行問詢。在會後二十多天后，我沒有收到任何迴音。我寫email給她，詢問她是否已經決定開始調查我報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email發出幾天后，我就收到了實驗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這是很直接的威脅和打擊。我向本人所在的系裡反映這是對舉報者的打擊報復。希望系裡能改正這種違法行為。令我大吃一驚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Dr. Handin強詞奪理地說我的檢舉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email之後，因此不是報復。

我對Dr. Handin明目張膽的說謊沒有辦法，只好向哈佛醫學院主管科研誠信的副院長Margaret Dale求救。Margaret回復我email說，我在4月份與她的見面不是正式的檢舉；所以要我走人不是報復。後乾脆矢口否認了我曾與她會見並舉報學院內科研不端行為的事實。我對哈佛大學醫學院對我舉報的群體造假一事的處理方式及哈佛醫學院科研誠信副院長Margaret Dale的赤裸裸的謊言和強盜邏輯驚詫不已，並因此經受了長期的心理壓力。

此期間，實驗室主任，以及科主任Dr. Bonbentre多次對我進行言語的威脅。哈佛醫學院又無人真正關心此事。 我走投無路，於2007年11月向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的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報告，說我由於舉報科研造假不端行為受到了哈佛醫學院的組織報復。

哈佛醫學院在ORI的問詢下，只好成立了兩個內部的調查組來調查科研不端和報復二事。我以學院的科研誠信副院長涉嫌說謊威脅和報復舉報者為由，要求ORI成立外部獨立調查組，調查此性質極其惡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

然而，ORI並沒有考慮這一正當的合理合法的要求。這使得內部的調查完全流於形式。而我也在這種完全不公正的內部調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脅和折磨，以至一度相當抑鬱。針對報復案內部調查組在經過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調查之後，下結論說我的工作終止與打擊報復無關，隻不過是時間上的巧合。

到目前為止，哈佛醫學院針對此嚴重的群體學術造假，據說還在調查之中。也許，哈佛醫學院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的對我舉報的科研造假的調查。哈佛醫學院對此案的調查,很可能像他們處理諾貝爾獎得主Linda Buck課題組一案一樣，不了了之。

此案從我2007年4月份向哈佛醫學院科研誠信院長Margaret舉報開始，到我2007年11月向美國政府機構ORI舉報哈佛學術造假和威脅打擊舉報者，直到現在，我還沒見到哈佛醫學院的此學術造假案的調查組對此學術造假案的任何調查情況說明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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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至今仍然是多個頂尖學科的學術發源地，學術造假之風若不能及時揭露和製止，必將蔓延到全世界，禍害整個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