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許倬雲：中國人將何去何從？

今日北京空氣指數驚人，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實況平台數據，13時品質指數為301，六級嚴重汙染級別。喜訊是預計明日上午北風來，霧霾會散。

許倬雲在新書《中國文化的精神》中說：“為了生活的舒適，人類改變了地球的氣候，卻加速了地球整體的改變，以致地球的環境正在走向衰竭。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車，正加速度地奔向毀滅。”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正在走向分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戰爭從未停止，環境不斷惡化，人類的命運依然處於動蕩之中。“一個世紀來，中國人學習的對象，那個曾經輝煌的西方世界卻已迷茫不知方向，勢將面臨分崩離析。”

大環境如此，中國人將何去何從？許倬雲說：“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是中國傳統的面貌。為了現實考慮，很多人不顧一切追逐利益。中國人強悍，也許是發展的動力，但也往往會傷害別人而不自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將會使中國社會斷裂崩解。”

現將這本書中的前言選摘如下，歡迎各位朋友分享、留言。

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

文：許倬雲

本文為《中國文化的精神》一書前言

理想國2018年11月出版

1.

失去西方參照的現代中國

每天打開報紙，讀到的新聞，很難得不是災害或者悲劇。國在攻擊國，人在傷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責其他異教徒為沒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不同宗教互相指責，彼此傷害。多民族的國家之內，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災害者，一船一船，一車一車，在逃亡途中死於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為了逃離饑餓和貧窮，希望能在另外一個地方，獲得求生的機會。可是，在尋找求生之途的邊界上，他們面臨的是封殺、逮捕、驅逐出境。在同一個國內，貧富之間差距正在擴大。在歷史上，貧富者之間，擁有大片土地者與沒有土地者之間，其生活形態還是相差不多。

今天，任何國家之內的富豪，與中產階級之間已經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說同一個國家之內的貧窮者，他們不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無翻身之日。

一位敘利亞的父親在抵達希臘科斯島之後，抱著孩子喜極而泣，他們乘坐的偷渡船途中差點沉沒。（圖片來自網絡）

近代的世界經過工業革命這一輪發展，生產力劇增。近年來新科技的發展，又將各種資源的應用發揮到極點。科學的探索，使我們對宇宙、對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發明的各種藥物，除了不能使人類永保長生不死外，幾乎沒有不能治的疾病。人類的生活，總體而言，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舒適方便。與此同時，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漸減少，人類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從十三億增加到六十五億。地球上的資源經過開發，雖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項目，但我們是在急劇地消費——人類寄命托生的地球，將要無法供給目前人口，更不論人口還在繼續增加。為了生存，人類將要面臨更劇烈的競爭。不僅人與人之間要爭奪有限的維生資源，族群與族群之間或許也要經歷壟斷已有生活資源的階段。為了生活的舒適，人類改變了地球的氣候，卻加速了地球整體的改變，以致地球的環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種類，因為人類壟斷維生環境，正在急遽減少甚至消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將來人類可能發現，他們身處的地球，已經不可能維持自己種屬的生存。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似乎正在與過去人類的歷史脫節。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車，正加速度地奔向毀滅。套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的話：“我們是在最美好的時代，我們也在最無望的時代。”在這大環境下，中國人的世界，也正在面臨劇變。中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以人際關係建構的秩序和倫理，本來與以人與人之間競爭作為基本假設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挾其武備和經濟的強大勢力取得世界的霸權。中國文化籠罩下的東方，以農業生產為基礎和以安定為要求的社會理想，已難有生存太空，於是不得不盡力模仿西方。中國文化籠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脫亞入歐”的口號，學習西方惟妙惟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經濟和武力掠奪侵略中國。

在現代化的口號下，中國人經過了三次革命，又經過了二十世紀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也努力將自己轉變為西方。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經過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建立新的政權。今天的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勢力上已經不可輕視。可是，在社會文化層面尤其個人行為方面，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是中國傳統的面貌。為了現實考慮，很多人不顧一切追逐利益。中國人強悍，也許是發展的動力，但也往往會傷害別人而不自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將會使中國社會斷裂崩解。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毀壞，也往往揠苗助長，竭澤而漁；有一日，中國可能成為一片荒漠。如果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成為野蠻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為荒漠，中國人何以自處？又將是人類多大的災害？

而實際上號稱要盡力維持中國文化的台灣，其西方化進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經使得台灣保留的中國文化痕跡愈益稀薄。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台灣一般青年喪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懷，隻尋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適。一個不關心未來的地方，將沒有辦法在迅速改變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經過上述幾次內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紀內中國經歷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及兩次文化觀念上的轉變，中國人究竟將何去何從？

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臨急遽的改變：基督教信仰籠罩的近代社會，經歷了近代科學與工業的發展，原來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資本主義，逐漸脫離基督信仰的本質，呈現為追求財富和權力的新信仰。資本主義與社會之間的鬥爭，兩敗俱傷。近代社會已經發生急劇變化：個人主義高漲下，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互不關心，於是社會近於渙散。

一個世紀來，中國人學習的對象，那個曾經輝煌的西方世界卻已迷茫不知方向，勢將面臨分崩離析。中國人將何去何從？然而，中國發展的形態和方向，將影響到世界整體的前途。本書，想從檢討過去和目前，提出一些我們該注意的問題並供大家思考。這也許對於我們尋找自己，重建自己的社會，能盡一些提醒的努力。

2.

馮友蘭：“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馮友蘭，1895-1990，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圖片來自網絡）

這一份心願，已經許下去很久，但是因為限於能力一直沒有下手。最早啟發我的作品，是馮友蘭在抗戰期間撰寫的“貞元六書”，即《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這六篇著作，從1939年到1946年陸續出版，其內容就是嘗試為中國文化的精神部分檢討診脈，由此提示新的出路。從上述出版年份來看，這是抗戰時期的著作，第一篇發表的時間是抗戰第三年，最後一篇發表的時間則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年。那個時代，正是中國由生死存亡之際艱苦掙扎，終於熬到國土重光的階段。在戰爭期間，艱難困苦，存亡未知，可是為了國家民族，更為了中國文化的延續，知識分子當時可以在警報聲中、防空洞口、大樹底下，弦歌不斷，希冀中國的文化種子不因此而中斷。

馮友蘭執教清華大學，因為家學淵源，研究中國的文化根底很深，又在美國留學，專治西方哲學，對於西方的學問也有深入研究。這六篇文章，是他努力檢討中國文化淵源，也設想如何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的綜合作品。其中，《新理學》《新原道》和《新世訓》，都相當專注地重新闡釋中國哲學傳統，也盡力設法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論》和《新原人》，則相當程度地注意到中國人新時代應有的倫理觀念。

馮先生的著作在當時引起極大的反響。哲學家們各以其學派的觀念和方法論，對馮先生的綜合理論有相當的批評。然而，一般知識分子都深深感覺，這六篇著作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對於中國即將複興的局面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很快，中國內戰、政權轉移，馮先生以形而上學的立場所做的研究，與新政權的唯物主義格格難以兼容。在政治權力壓迫之下，馮先生不得不牽藤補屋，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作一番糅合。這個努力其實相當困難，而馮先生得到的結果也很難取信於讀者。於是，本來的“貞元六書”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內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續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線索，希望重建儒學。世人對他們的注意，現在已經超過對於“貞元六書”的討論。

其實，凡此課題，正是我們現代人都應該注視審思的問題。目前我的這本小書，也是嘗試在這個方向尋找途徑。只是，馮先生的著作是哲學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部分是非常精微的討論：區分中國傳統哲學中不同學派之間的差異，包括理學、心學的差別，也包括儒家、道家之間的差別以及彼此的影響。學理上的研討，作為哲學著作是必要的，然而對於一般讀者而言卻不容易吸收，更不容易轉化為自己思想的指標。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沒有參加辯論的資格。此處提到馮著，應是回憶抗戰時期的兵荒馬亂之下還能產生此等著作，正是反映中國人百年困惑，以至危亡之際還將這一學術課題作如此認真的思考。

同時，馮先生所處的時代與今天的時代已經不同。以現代科學發展的情形而論，馮先生對科學的理解，大致還是在牛頓力學的宇宙論下面。今天的科學思維的背景，則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宇宙論。其實，相較於十九、二十世紀的絕對理論，今天的科學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之間，似乎更有互相接軌的可能。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引發的文化全球化也帶來了新的局面。與二十世紀時代的國家主義相比，今天的全球化，駸駸然要以更廣闊的全球化觀念代替爾疆我界的國族主義。當時，馮先生懷抱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在國家危亡之際有如此情操也是自然的反應。甚至，他在後來屈從於種種壓力，也是由於“國”“家”“民”“族”這四個大字——在須彌山的巨大壓力下，他難得再有別的選擇。對於他這一代中國讀書人的遭遇，我們只有悲憫。“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言念及此，能不垂淚？

我自己接受的專業訓練不在哲學範疇，多少年來慢慢地累積，我的研習方向都在社會學、人類學和考古學方面。這些學科，是在人類的具體生活、日常經驗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十五歲時，馮先生的“六書”對於我的認知有深刻的影響。七十年來，閱讀這“六書”的感受，還是時常讓我感慨不已。然而，我必須要從自己的專業方向——不從哲學思辨而從考察普通人所思所想——摸索另一途徑，重新檢討中國文化中庶民百姓的精神層面。

3.

改變路徑：

生活裡的中國文化精神

現代的社會學能在中國生根，吳文藻先生的引導功不可沒。他有三位弟子，在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方面分別有重要的著作。費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這一概念陳述中國的人際關係——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同心圓網絡，從自己開始，擴散為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與“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有密切關係者，則是費先生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提出的市場與農業生產間的互應。許烺光先生對於家庭世系和世代傳承的研究，提出了中國以人為中心而不以神為中心的時間延續線。楊慶堃先生對於民間信仰的研究，更是著重在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這種關係乃以人為本，而且神界的秩序就是人間秩序的映照。他對於集鎮到城市間的延續的研究，則是討論中國人生活中社會太空的重要著作。後來，美國的學者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此基礎上將其發揚光大，成為一時顯學。

吳文藻與冰心的合照；吳文藻，1901-1985，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費孝通、許烺光、林耀華等皆師從吳文藻。（圖片來自網絡）

我在上古史方面的學習，甚多借重於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在這個領域上，生產方式、生產能力與人的精神生活之間的關係，是考古學的重要項目。從漫長的古代，考古學方面提供的線索揭露了人類如何締造一些“神間世界”的面貌。這一個過程，是宗教信徒甚至哲學家們較不注意之處。是人創造神還是神創造人？大概真只有在考古學上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這一部分，也是本書追尋人類精神生活時與哲學家著眼點有很大差別之處。

在本書後面相當的部分，我會借重社會學家與考古學家的觀察和理論，開展我自己的想法。因此，在這本書中，我的著眼點與馮先生的形而上學理論有相當的不同。這個“人間的精神”將是本書的重要立足之處。而且，我注重的“人間”兩個字，乃意指最普通的百姓，他們不一定注意到古代學者的理論，卻躲不開從這些理論上建構的一套社會秩序和人倫格局。因此，在我討論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回溯到了中國傳統文化，那一部分可能不是引經據典地討論原典，而是擷取傳統各家思想的綜合成果，以其影響人間生活者為主要著眼點。

至於討論到今天生活的文化環境，今天的中國，已經不能脫離現代西方文明籠罩的世界——海峽兩岸，以及新加坡等處代表的海外華人思想，都孕育於現代文明的環境下。上面已經提到，現代文明重要的一環，乃現代科學呈現的宇宙觀；另一重要的環節，則是工業革命後轉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及與它相頡頏的社會主義。這一個範疇內，近代的變化也極為巨大。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城市化是一個世界各處普遍呈現的發展方向。過去建立在農牧生產基礎上的經濟，有其相應的精神生活。今天既然已經有如此巨大的改變，我們規劃現在和未來的精神生活時，這一巨大的轉變也必須在考慮之內。

本書將要探索的項目，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宇宙的觀念：宇宙本身內部的秩序、宇宙與人間的關係和宇宙在動靜之間，如何趨於平衡？人類的精神生活，往往會有神聖（sacred）與世俗（profane）的兩分，然而分野之際，究竟是對立還是互相感應？神聖的範圍之中，哪些觀念會以“擬人”的方式表現為神祇？對於神祇的盼望，世俗何以待之？這也是祭祀儀式所表現的實踐。個人短暫生命和宇宙的無窮無限，如何有個相對的安置？換言之，生死之間究竟是斷裂還是連續？神聖的超越價值，又如何在世俗之中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模式？宇宙內自然的部分—山川、草木、禽獸，人類又如何待之？在人間，個人彼此之間如何相待？從個人擴散到群體，其中各個階層是連續還是因為斷裂而對抗？人生有幸、有不幸，因此也有快意和失落，個人在此關頭又如何自處？關於以上這些項目，在本書中，我將把日常生活（包括飲食、起居、醫藥、詩歌、藝術、文學等等）與“集體記憶”—例如傳說，都當作庶民生活的史料，分別處理。至於章節的安排，可以從解題及目錄中瞻見，此處就不多說了。

漢畫像石《牛郎織女圖》，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畫像石畫像磚》，黃山書社，2010年；到今天，台灣非正式的情人節還是農歷七月七日。

總結言之，我希望在本書中從中國文化在天、人、群、己，理想與現實間的各個角度，呈現這個長久傳承的文化的特色。我以為，張載《西銘》所陳述的文化整體性，頗能借來表達我個人的理解：“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文天祥的《正氣歌》，其開頭的句子雲：“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此中語句簡單有力，傳達了中國文化以宇宙的存在作為一切變化的本源。在宇宙不斷趨於平衡的大格局中，人本身有理性、有良知，可以以自己的“心”映照、呈現宇宙本身的“正氣”，這也是其存在的稟賦。從張、文二位的陳述我們可以理解，以儒家文化配合上佛、道二教在中國土地上的發展和演化來考察，始終是以“人”作為理解宇宙、闡釋宇宙的本體。

這篇前言，與一般的序文不同，其目的是表達一己的意見，我盼望對於閱讀本書的讀者有所幫助，能夠了解愚者之一得。私心默禱，我所陳述的中國文化還能繼長增高，有益於全球化的未來，有益於人類共同建構一個沒有偏見和衝突的世界文明。如果這個願望能夠實現，則本書不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驅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