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思想，是時代寫作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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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9歲的產業工人李陀獲得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此後的幾十年，他一手挖掘了余華、莫言、蘇童、格非、孫甘露等作家（儘管他常講，自己就是樂意當編輯，喜歡好小說，“這好東西不發表是多麽可惜”，沒有更多。），又以文學評論家、電影理論家的身份活躍在文藝界。等到其首部長篇小說《無名指》橫空出世的時候，他闊別小說寫作已經三十餘年了。

2018年，在整整四十年後，李陀帶著修改後的《無名指》再度以小說家的身份回歸。他從八十年代走來，他對今天的小說潮流是不滿的，他認為文學寫作應當關心歷史，應當關心當代人生活的真正現實。今天，他再次親身示範：“需要重新發明小說”（毛尖語）。

本文為李陀在大方文學節中的演講。他說，文學是思想的旅行。

思想的旅行

李陀

“文學必須要重新被發明，我們應該嘗試，特別是年輕人。”

這次活動的內容是文學寫作，但是出了一個題目：“旅行與敘事”，很特別，也很新穎。旅行和敘事，從寫作來說，不容易一下子就直接聯繫起來，但是，從文學史來看，不但有聯繫，而且關係很深。在古代，旅行不易，路途艱險，“山從人面起，雲旁馬頭生”，文學和旅行的連接，存在著千難萬險，但中國的文學家、歷史學家、詩人都是“行萬裡路”的實踐者，都是篤信“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的旅行家；我這裡隻舉三個人做例子，一個是司馬遷，一個是李白，一個是徐霞客，想一想，沒有旅行，他們能寫什麽？他們還可能是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三座奇峰嗎？其實，可以這麽說，古代中國的詩人和作家，很多人都是旅行家，如果沒有旅行，就沒有以《詩經》為開端的詩詞歌賦，也沒有以唐宋傳奇和明清話本為標誌的中國敘事文學。但是，在當代，在21世紀，旅行和文學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不但“行萬裡路”輕而易舉，今天如果還有作家和詩人想拒絕行萬裡路，都非常困難，因為旅行不僅已經大眾化，而且成了和睡覺吃飯一樣的普通事，旅行和寫作已經被21世紀化，現在到書店去看看，到網絡上去看看，還有哪一本書，哪一種寫作和旅行沒關係？可以說，在今天，不管你是不是被認可的大牌詩人，還是“業餘”愛寫詩的文青級別的詩人，也不管你是不是得了某種獎的著名作家，還是埋名隱姓在網絡上拚一把的寫手，還有哪個人的文字和旅行沒關係？哪個人沒有資格當一個旅行家？何況，網絡文化正在把20世紀的文化民主化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個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寫作，人人都可以發表作品，而且，實際上也是寫作（文學寫作，新聞寫作，歷史寫作，理論寫作等各類寫作）被千千萬萬“小編”“小民”用他們的筆杆子常態化、普及化和去神聖化的新歷史階段。在這種形勢裡，我們該怎麽面對，怎麽思考寫作和旅行的關係，是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先從另一個話題進入討論。

我從事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已經五十年了。在前四十年，文學和寫作的意義，對於我，總體來說是清楚的，雖然一路上磕磕絆絆，有過失望和迷惘，可是沒有覺得自己糊塗過；最近十幾年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開始有些糊塗。因為對於我，文學和寫作的意義成了問題，而這問題，其實又是從從更大的問題派生出來的。那麽，這更大的問題是什麽？是消費主義對社會生活的統治，包括對文化生活的統治——消費主義不是新東西，二百多年來，左派右派都有過很多討論，我想這裡沒必要重述，在這裡我所關心的，是消費主義和文學的關係。我認為正是消費主義在20世紀的特殊發展，文學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在20世紀，看到好萊塢怎麽樣把電影藝術的創作，變成一種商品生產，有人提出了“電影工業”這個概念——電影不再是藝術家創作出來的，而是像其他商品一樣，是生產出來的，有投入，有產出，有公司組織，有資本操作，和衣帽鞋襪的生產大同小異。不過，那時候的作家和批評家似乎沒有想到，或者不太相信，不只是電影，文學，特別是小說，也可以“生產”。但今天的現實正是：文學不僅已經是商品，而且“文學工業”也已經出現——小說寫作被公司化，產銷一條龍，這已經是現實。這當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好題目，但是我在這裡關心的，是“文學工業”對小說寫作的具體影響，是小說寫作的性質和形態，在今天有了什麽具體的改變。

▲ 文學的大批量生產

改變是明顯的，我想舉出這些改變中，我最重視的兩類。第一類，我認為是消費主義型的寫作。作家把小說當做商品，寫出來賣錢，自覺為某種精神消費寫作，也不是新鮮事，二百多年一直存在。但是，在“文學工業”時代，這種消費主義型寫作具有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規模，尤其在當代中國，不過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其規模已經大到可以由這個工業來定義什麽是好的寫作，什麽是好的文學。這也不奇怪，中國從來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還有我過去幾次提醒批評界注意的新興小市民階級，也是汪洋大海，消費主義型的文學生產獲得了這兩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的支持，規模正在以更驚人的速度在擴大，在未來，他們對文學意義的影響，也將會更大。寫什麽書才有意義，讀什麽書才有意義，文學工業會不斷提醒作家和讀者，也會不斷努力控制作家和讀者，正如今天好萊塢在努力定義什麽是好電影一樣。

那麽，有沒有不同於消費型寫作，甚至能夠和這類寫作相抗衡的另一種寫作？

我覺得有，那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類寫作，自我認知型的寫作。什麽是自我認知型的寫作？這和“自我”概念在近十年的迅速普及有很大關係，自我今天已經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概念，而且成為在教育和文化領域成為指導性的概念，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精致的自我主義的思潮正在形成，甚至開始泛濫。回到文學寫作，我認為自我的概念對文學寫作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種影響最早在九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個人化寫作”裡，已經初見端倪。再後來，雖然迅速變化的形勢使得文學寫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由於生活於二十一世紀的幾代青年人，都不得不面對個人生存和社會變化之間的嚴重矛盾，孤獨問題，成長問題，價值選擇問題，都不能不和自我相關。由此，很自然的，“自我”在文學寫作中，或隱或現成為了一個深藏在作品深層的內核。主題、題材、形式、風格可能有種種不同，不過，我覺得很多寫作其實都可歸納在自我認知型的寫作裡；由於有幾代青年人都試圖通過文學來解決自我認知問題，這類寫作雖然遠沒有消費主義型寫作那樣的規模和聲勢，但仍然是目前文學地圖裡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寫作潮流。

在當前的文學風景裡，還有沒有別的風景？當然有。不過，就影響而論，我覺得以上這兩個文學現象是最值得注意。

如果今天聽我演講的人比較仔細，大概已經聽出，我對以上兩個文學潮流是不讚成的，是持批評態度的。為什麽我不讚成？這就引出我今天這個演講的主題：我想放在最後說。什麽主題？那就是：我們的作家如果真的熱愛文學，尊重文學，那就需要注意思想的旅行。什麽是思想的旅行？我以為，這首先要對文學工業有所警惕，對自我的迷戀有所警惕，要思想解放，要更自由地思想，對文學應該有更大的追求。最近這些年，我常常琢磨，到底什麽是文學的最高境界？為此我回過頭重新檢視文學史，特別是反覆閱讀了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我的心得是：文學是各種各樣的，好的文學也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文學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文學其實是一種思想形式。也許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認同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三個作家的思想，但是，就他們對自己的時代所做的思考而言，他們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們為自己的時代最困難、最困惑的很多大問題，都盡己所能，貢獻了自己的思想，這些思想激勵了鼓舞了千千萬萬人，直到今天。我想，當我們思考什麽是最好的文學的時候，應該想到這三個人，應該從中受到啟發，讓我們的寫作也充滿了思想——那種激勵別人思想的思想。

▲ 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

如果要真的這樣做，那首先就是讓自己的思想有遼闊的太空。不只是以往那些我們熟悉的文學裡的思想，而是關心歷史上所有發生過的思想，還有當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現實世界裡各種思想，然後以我們的筆和寫作，參與其中，也去思想。

我的演講完了，想說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無名指》

李陀 著

中信出版·大方 | 2018年8月

這是一部從心理醫生的視角探測世界的小說。海歸心理學博士楊博奇，為了從“內部”理解人的秘密，回國後在北京以心理醫生為業。一夜暴富的老闆金兆山、蠅營狗苟的公務員王頤、為不會說黃段子而苦惱的白領胡大樂、最終選擇出家的“愛因斯坦＋林徽因”奇女子苒苒……“病人們”一一登場，他們與楊博奇在各不相同的領域——性、婚姻、股市、心理分析、宗教等——反覆突進卻又無從逾越，在漂浮的都市，他們能否尋找到生活的出口……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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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之前，世界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