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封面人物：林超賢 尋槍
《紅海行動》票房超過36億，在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二。此前同樣口碑與票房雙雙獲得豐收的同類影片是《湄公河行動》。它們與官方合作（海軍與警察部），改編自真實事件，從籌備起就帶著主旋律味道，而成片則是典型的商業作品。
作為兩部影片的導演，53歲的林超賢第一次徹徹底底被推到了台前。他是陳嘉上的徒弟，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以拍攝動作片為主，將張家輝與謝霆鋒捧上影帝寶座，“行動系列”（《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之前一直缺乏叫好叫座的代表作。“司機”陳嘉上、林嶺東，同輩葉偉信、陳木勝，在港片的黃金時代，都貢獻了口碑票房雙豐收的經典作品。
那麽，成就主旋律與商業電影融合創新的導演為什麽是他？
回顧林超賢的北上之路，從《證人》到《破風》，他的作品日漸精良，不乏機巧。在一批老牌香港導演被觀眾質疑為何頻出爛片時，他的影片票房尚可、口碑穩中有升。林超賢堅持拍攝動作片，對動作的恰當理解與大場面的嫻熟操控堪稱業內翹楚。
與博納的合作也是成功重要因素。離開了日益沒落的香港電影市場，內地充足的投資使他得以放開手腳。
拍片二十餘年，林超賢的性格沒有變過：條條框框內，他會做到最好。主旋律——這把令很多導演敬而遠之的達摩克里斯之劍，被林超賢摘下，握在手中殺出一條生路。
他入行時，香港電影正處於黃金時代。等當上導演，黃金時代只剩了個尾巴。1998年，剛獲金像獎準備大展巨集圖的林超賢，接連遇上亞洲金融危機、香港電影盜版潮、SARS。香港導演紛紛北上，林超賢一度無片可拍。
向林超賢的前半生回望，會看到一個折磨與堅持角力的故事：一個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人，如何因時代流變成為失意者，鬱鬱不得志近十年後北上重生，並成為主旋律商業電影的最佳人選。
陳嘉上認為，林超賢在《湄公河行動》 和 《紅海行動》 中的一些處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對鏡頭的掌控，天啊，這王八蛋太厲害了！”見到司機徐克，陳嘉上對他說：“我雖然比不過你，但我的徒弟超過了你的徒弟”
“嘭！”又一聲槍響，那是導演林超賢用來代替“Action”的信號。自從來了摩洛哥，他槍不離手。拍攝現場沙塵漫天、風聲呼嘯，只有槍聲能生生殺入人耳。演員海清害怕和林超賢坐同一輛車，他總是一手握方向盤、一手拿槍，她怕走火。
林超賢似乎對槍有著格外的熱忱。他的故事正是從尋一支特別的槍開始的。
1991年，導演陳嘉上籌拍電影《神探馬如龍》，副導演林超賢提出給主演劉松仁加入快槍手的設定。為拍出新意，又考慮到運動射擊對器材的需求，陳嘉上希望林超賢找到一支特別的槍——口徑不大、單發製、壓腕貼合用槍人的手腕特性。在陳嘉上印象中，正是從那時開始，林超賢愛上了槍械。“帶個頭多好玩，大家都沒有（研究槍），他來弄。”
林超賢跑遍香港，趕製出一支槍。開拍前，他和劉松仁一起去射擊場練習。槍第一次以實物的形式出現在林超賢的生命中，此後他參與的影片都有警察的存在。高中畢業考警察沒考上，未竟的職業理想以另一種形式回歸生活，他將專業知識迅速補足，興趣亦由槍械轉移到槍與人的關係。“警察用槍，受到法律規管，更謹慎。軍人用槍，目的是解決敵人，直接利落。匪徒用槍，一通亂打，只求自保。”
研究透一個人如何用槍，他開始研究一群人如何用槍。小分隊怎麽攻敵、如何破門、怎樣擒敵；一支隊伍從哪裡偷襲、在哪裡佯攻、如何迎敵……他都鑽研過。
對動作的鍾愛也在拍攝《神探馬如龍》期間顯現。一場中槍滾下樓梯的戲，林超賢的想法與國術指導不同，他向陳嘉上解說機器該如何擺、人要怎麽走位。這場戲沒有預算、沒有替身，林超賢自己上，咚咚咚滾下去，差點撞到攝影機。
入行早期，他時常一幀幀觀看好萊塢動作片，分析拍攝手法，和同期入行的羅禮賢研究爆破，後來幾乎一手操辦了陳嘉上所有電影的動作場面。陳嘉上毫不吝惜對林超賢的讚美：他是香港最能跟好萊塢製作水準有得一拚的導演。相識多年的合作夥伴兼摯友梁鳳英多次說：“林超賢就是中國的邁克爾·貝。”
入行算順利，第二部作品《野獸刑警》就讓他獲得了第1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隻怪時運不濟，亞洲金融危機、盜版電影潮、SARS接踵而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草草收尾，又斷崖式下跌。他在風華正茂準備大展拳腳的年頭鬱鬱不得志，中途甚至停了兩年去教書。等回過神來，香港導演紛紛北上，他在2008年也搭上合拍片的車。
資金的流入為林超賢插上了翅膀，充足的資源也讓當年播下的種子開出了花。從《證人》開始，林超賢影片的場面愈發浩蕩、規模愈發巨集大，到了《紅海行動》，雖講的是小分隊的故事，但多方角力讓局面緊張激烈，世界觀也相較他從前的作品更為廣闊。在一次私人聚會上，幾位同行無不佩服地對他說：“就算給我同樣的預算，我也拍不出《紅海行動》的場面。”
如果說，從《證人》到《破風》，林超賢終於找到了呈現個人風格的最好形式，那麽與警察部合作的《湄公河行動》和與海軍合作的《紅海行動》則將林超賢帶入了新的局面——原來主旋律電影可以成功商業化，人物不刻板、劇情引人入勝，而完成這一切的，還是一名香港導演。
在找到第一支特殊的槍、學會用槍、丟掉槍之後，林超賢又尋了一把特殊的槍，它打破主旋律電影和商業片看似不可共存的現狀，消除香港導演對內地電影的水土不服，也讓林超賢成為了同類影片的最佳操盤手。
學槍
在1989年《小男人周記》的拍攝過程中，擔任製片助理的林超賢給陳嘉上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天很早到現場，聽話，雖然有時不太靈光，但給他的任務一定能完成。所以，當電影拍攝結束，林超賢提出“導演，我想跟你學點東西”時，陳嘉上一口答應。
彼時香港電影仍保有手工業傳統，司機帶著徒弟拍戲。林嶺東師承王天林，馬偉豪出自高志森門下，陳嘉上則跟過徐克。到了林超賢這一輩，陳嘉上成了他第一位正式的司機。林超賢高中畢業，考警校未果，零基礎入了影視的門，是不折不扣的“紅褲子”——梨園唱戲小演員都穿紅褲子，香港用來形容從基層做起、未經學院派教育的工作者。
動作片是90年代初香港最賣座的電影類型，1991年香港年度電影票房前五名中有四部是動作片。在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大獲全勝的《阿飛正傳》，僅獲得975萬票房、排在1990年票房排行榜第34位。以製作喜劇愛情電影為主的陳嘉上也將目標對準了動作片，《神探馬如龍》是他的第一次嘗試。經過《逃學威龍》的成功，陳嘉上希望拍一部聚焦飛虎隊的電影，準備《飛虎雄心》資料的任務落到了林超賢頭上。
陳嘉上找了幾位香港射擊手和熟悉飛虎訓練的人，帶著主創培訓，林超賢帶隊，學了一個半月，每天試用各種槍。陳嘉上灌輸給林超賢的理念是：“從前沒用過槍，拍戲必須讓槍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拿著殺人武器，但並不恐懼。”這正中林超賢下懷。他學得很快，學成後甚至在《飛虎雄心》中飾演了一個角色。
在租來的房子裡，林超賢將搜集到的飛虎隊資料都貼在牆上，一年後正式開拍，資料糊滿了整面牆。在一位飛虎隊朋友的幫助下，他了解到選拔與訓練的內幕，也參考了飛虎隊內部教學影片。最終，《飛虎雄心》成了香港電影史上第一次大比例呈現飛虎隊真實情況的電影，也成為之後影視作品飛虎隊形象的參照物。作為副導演，林超賢還被香港的警察公共關係科約談了一次，警方擔心他的拍攝過於真實，壞人會借此破解警方的行動。
這是陳嘉上拍攝理念的展現：偏愛真實，重塑事件。“我不停講光影交錯，交錯的是真實世界。他愛動作戲，人拿著槍，感覺是什麽？反應是什麽？我們開槍為什麽和別人不一樣？《飛虎雄心》對於香港很重要，之前大家拍（動作戲）都像舞蹈，浪漫，但用槍時，浪漫是不真實的。你要拍槍，必須懂槍。你要信心滿滿拿著自己的槍。”這個理念在林超賢心中不斷演化，入行快三十年的今天，他仍會為了拍《破風》讓演員練成半專業自行車手，為了拍《激戰》讓彭於晏將體脂率練到6%。
拍攝《飛虎雄心》時，林超賢獨立導演了一段兩個狙擊手對戰的戲，邊拍邊告訴陳嘉上重點是什麽、差點什麽。陳嘉上發現，林超賢已經可以獨當一面。幾次合作後，林超賢的執行力與完成度讓陳嘉上放心將幾乎所有任務交給他。往後，陳嘉上負責創意統籌，坐在導演椅上掌控全局，具體的活由林超賢操刀。林超賢當時的目標是“成為業界最好的副導演”。他的名字與陳嘉上長期綁在一起。張家輝在與林超賢合作《走投有路》之前，對林超賢的印象是“陳嘉上的金牌打手，有什麽事陳嘉上就放他出來咬人”。
1997年，在陳嘉上的支持下，林超賢完成了導演處女作《G4特工》。這部電影陣容強大：編劇陳慶嘉，攝影是和吳宇森合作《英雄本色》、掌鏡過《一個字頭的誕生》的黃永恆，音樂請來了梅林茂，演員有張智霖、李若彤和黃秋生，鄭丹瑞和谷德昭也分文未收前來助陣。林超賢回憶，在現場執導有種“腎上腺素飆升的快感”。
梁鳳英參與了策劃，在她眼裡，當時的林超賢緊張多過激動，甚至在現場有一些無所適從，與現在遊刃有余地指揮超過五百人的大型劇組相去甚遠。林超賢也承認，雖然“控制欲得到滿足，但早期的自己並不成熟，拍的時候還會東想西想，也把電影塞得太滿”。
次年，林超賢與陳嘉上再度合作，拍攝《野獸刑警》。陳嘉上負責劇情構思，林超賢主控具體拍攝。男主角黃秋生飾演警察爛鬼東，他更像一名黑社會馬仔，是黑白兩道都相熟的邊緣人，做過壞事，卻又不至於大奸大貪，能夠保持基本的正義。為人火爆，在警隊最資深但最缺乏紀律，甚至殉私讓殺人的黑幫好友潛逃。黃秋生因此獲得第1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野獸刑警》獲得最佳電影，陳嘉上與林超賢也憑此片獲得最佳導演。儘管林超賢堅持人物形象設計主要來自編劇陳嘉上和陳慶嘉，但縱觀此後讓林超賢揚名的《證人》《線人》《激戰》等一系列電影，無論是獨眼亡命之徒洪荊（張家輝飾）還是出獄小混混唐飛（謝霆鋒飾），都可以看到爛鬼東的影子——遊走在黑白邊界，立場與身份衝突，人性遭環境撕裂。
突如其來的“最佳導演”獎項讓林超賢感覺不踏實：“《野獸刑警》是我們沒呈現過的一種電影，這幫（拍動作片、愛情片的）人能做這樣一個電影，是一個試驗，成功了，拿獎了，很不真實。”理想狀況下，如果香港電影環境沒有改變，他多半會根據這份經驗去思考下一步怎麽走，這個試驗也能因此走向成熟。
江湖告急
新晉金像獎最佳導演林超賢沒有走上康莊大道，卻迎來了生活接二連三的響亮巴掌。
他似乎對此早有預判。畢竟從1996年開始，全球最大的盜版窩點生產基地已經轉移到香港。盜版DVD橫飛，影院生意大受影響。《野獸刑警》上映時，為吸引觀眾，電影票價由50港幣降到25港幣。他沒想到，委屈求全的半價票房只是開始。
就在《野獸刑警》獲獎前一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繫匯率製。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這場金融危機波及了香港的方方面面，本就空有其表、大廈將傾的香港電影受到重創。
1992年，港片創票房紀錄，也保持了80年代以來年均超過兩百部的產量。自此之後逐年減少，到1997年已不足百部。80年代港片主要依靠的台灣市場與東南亞市場因港片泡沫化對其興趣大減，加上好萊塢電影全面進入，香港電影逐漸失去了最大的外埠市場。
金融危機像灑在傷口上的鹽，將從前累積的矛盾全面展現，活在黃金時代影子下的香港電影潰不成軍，電影產業遭到滅頂之災。林超賢等人發現，一時間香港電影圈的人都在等工開，有的同事白天在公司守著，下了班去機場開計程車補貼家用。
“陳慶嘉想了一個反黑社會的題材，大概有400萬的預算，我來拍。”400萬，在 1993年還不夠成龍片酬的五分之一（據1993年《香港周刊》雜誌統計數據）。“總要做點什麽，讓香港電影有工可開，給很低落的電影圈一點氣氛。”林超賢回憶。該片片名極為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香港電影——《江湖告急》。梁家輝、吳君如、黃秋生等一眾主演都以極低的片酬出演，工作人員紛紛幫手，當時整個香港只有兩部電影在開工，這是其中一部。就連陳嘉上都擔心“這可能是他最後一部電影了”。
電影的黑色幽默在壓抑的環境下更具諷刺意味。這是一部黑幫野史，久哥是四大黑幫大佬之一，篤信著一些大佬規則，比如時不時要威一把、比如滿口忠義、比如時常拜關二哥。他是24K純流氓，沒錢就搶。上位簡單粗暴：跑路到倫敦，連買十期六合彩終於中獎，滿懷豪情壯志決定回到香港重振旗鼓。電影開始不久突然遭到殺害的久哥，決定借此機會消除異己，於是召開大會，名曰“江湖告急”。電影充滿了對過往香港黑幫影片的嘲諷：口口聲聲仁孝忠義，卻永遠看重利益。
受命於危難的林超賢對這部電影下足了心思。時隔20年回溯，這可能是他生命中詼諧的一面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閃現於銀幕。它不同於日後林超賢電影畫面中充斥的人性撕裂與爆炸式的荷爾蒙，僅靠平鋪直敘的苦中作樂就展現出當時香港電影的無奈悲涼。這部電影也在林超賢心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在多次採訪中他都提到，目前最想拍的是《江湖告急2》。
電影拍完了，人在江湖依然身不由己。工作夥伴走的走，撤的撤。梁鳳英記得，那段日子，林超賢喝酒很凶，喝了會談到自己的不如意，會說自己孤獨沒人幫忙。
為了營生，也為了留在這個行業，他先後拍了《千機變》《衝鋒陷陣》等作品。儘管《千機變》以2800萬港幣的票房衝到2003年香港本土電影年度票房排行榜第二名，但林超賢拍得極不開心：沒有主題、純粹為了商業而拍。“作為導演，我應該去控制影片的生命。但一直慚愧，種種原因我控制不了。那時也遇上SARS，大家都拍小成本影片來渡過這段時間。很失意，到了《衝鋒陷陣》之後覺得不能再這樣了，想做回副導演，甚至不做電影了。我看不到自己在行業的位置，看不到電影圈的未來。”
陳嘉上與梁鳳英都看到了香港電影市場對林超賢的限制：預算緊張，會限制創作太空。林超賢學會並擅長的槍法在越發緊張的環境中漸漸丟失。
快要陷入絕境的他接到香港電影總會的邀請，希望他作為電影一線工作者去給香港的學院上課，培訓專業的電影工作者——囿於環境變差，原有的電影工作人員紛紛轉行，有工開也難找到人。林超賢答應下來，半是賺錢，半是沉澱。
拿回槍，再丟掉它
兩年的教學生涯讓近乎疲於奔命的林超賢終於歇了下來。他也得以回望來路，放眼未來。還愛電影嗎？愛。還拍電影嗎？拍。不想被干涉怎麽辦？自己拍。
梁鳳英結束了別處的工作，分文不取過來幫忙。連著9個月，她每天從港島住處到九龍林超賢的工作室，和他商量劇本，也帶著劇本四處敲門找投資。“我很欣賞他，當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他心裡有熱血，他有想拍的東西，我想幫助他。”梁鳳英對林超賢說得最多的是：“我和你一起努力，直到你去好萊塢拍戲。”儘管暗夜無邊，但在她看來，林超賢早有與好萊塢相匹配的實力。堅持不懈之下，寰亞投資了《神槍手》。
這部因主演陳冠希“豔照門”事件延期到2009年才上映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更像《野獸刑警》的延續。故事講述警隊最精銳的狙擊手跟剛出獄的首席神槍手亦正亦邪的角力對壘。神槍手的真正目標並非金錢，而是要挑戰警隊狙擊手部隊，欲單人匹馬將狙擊手全隊打敗，而年少氣盛的天才槍手亦希望與首席神槍手一決高下。劇中有前首席神槍手參與大劫案的情節，連宣傳語都是“戰爭，不在戰場，在人心；仁義，邪惡，一念之間”。
林超賢稱，《神槍手》是他第一部“想通了”的電影：情感脈絡清晰，主題表達明確，沒有旁人協助，思想全由他來把控。此後，他的自我探索明顯分成了兩條主線：一邊是《火龍對決》《逆戰》《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重爆破、重動作，腎上腺素飆升，荷爾蒙橫飛；一邊是《證人》和《線人》，著力於個人多重身份交織的衝突，展現人性在環境壓迫下的糾結與撕裂。“拍動作戲需要能量，拍完一部我需要積累，歇一下，拍劇情比較重的戲。下一次又是比較狠的，到街上衝鋒陷陣，再下一次又挑戰劇情張力。”兩條線齊頭並進，構築起林超賢的電影風格。
張家輝多次驚訝於林超賢對角色的投入。拍攝《線人》時，林超賢來講他在醫院外等待瀕危太太的戲，“等一下你看到一群家屬悲痛時，代表你太太已經死了。”說到這句他就哭了。海清拍《紅海行動》第一場戲時，看到林超賢在前面動來動去，旁人提醒她：“導演在給你試戲呢。”往後每次開拍，她都等著林超賢先演一遍，“看他試了就知道100分是什麽樣了。”張家輝被林超賢問到對《證人》的角色有什麽想法，他回的也是：“我沒什麽想法，也沒什麽意見。因為我相信我能說出來的，你應該也想到了，你肯定想得比我多。”
林超賢的探索獲得了獎項的青睞：他的作品連續多年被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最佳影片、他也多次被提名最佳導演與最佳編劇；《證人》令長期徘徊在二三線的綠葉張家輝破天荒地拿下了七料影帝，《線人》將過去只會在動作片中耍狠的謝霆鋒一把推至金像影帝的位置。
陳嘉上卻對林超賢這個階段的作品有些擔心，“《神槍手》《魔警》等等都是沉淪的。觀眾去電影院看你的戲，沒有責任付錢去分享你的悲苦。這跟電影好壞無關，可是從商業角度看會面對很大的壓力。當導演跌到這個坑裡，對世界抱著負面想法的時候，願意分享你作品的人相對減少了。人性希望能分享快樂，能買到希望。但他說，那就是他真實心態的反映。”
在《激戰》中，林超賢的絕望走到了盡頭。它的看點不僅是年近50的張家輝練出了六塊腹肌、鮮嫩可口的彭於晏帥了觀眾一臉，而是“一個人怎麽突破中年危機的恐懼，知道生命路上的挫敗與困難，但依然能為了一個目標去追，不管代價多大”。他用《激戰》戰勝了中年危機，又用《破風》告訴大家，年輕沒什麽不能重來。
“拍完《逆戰》，我的思想更清楚了，要衝要打，還要到外面去打。不能再打了，要換一個方向，於是有了《激戰》。” 放下槍是林超賢拍《激戰》之初就有的想法，“拍《激戰》和《破風》，我可以不用槍槍炮炮拍一部電影，能用動作的理念展現動感。”
更令陳嘉上驚喜的是：“他不靠槍也能拍出動作片，有了自己的風格。甚至在這部戲裡，特效不再成為吸引觀眾的噱頭，他已經懂得用特效爭取想要的鏡頭。觀眾甚至不知道哪些地方用了特效。”
2011年，林超賢憑借《線人》獲得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港台導演獎，陳嘉上在台下哭了，“我知道，給他一個機會，他拍電影會火的。他只是一直不幸運。我從來沒有對他失望過。終於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認定他的努力。”
《激戰》上映後，林超賢例行去健身房，工作人員告訴他，最近很多人來報名，都是因為看了《激戰》。他突然被正能量籠罩，也明白了陳嘉上話中的含義。
主旋律商業片
拍完《破風》，磨合許久的《湄公河行動》終於可以開拍了。在《湄公河行動》之前，林超賢正與博納總裁於冬談另一個警察題材：警察部提出拍攝以“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湄公河慘案）為背景的《湄公河行動》。這是國內第一部與警察部直接合作的電影，雙方摸著石頭過河，磕磕絆絆籌備了三年。
林超賢成為第一個與官方合作的香港導演。一連串籌備會議迎面而來。十多個專家，頭銜長到記不住，圍成一桌分析拍攝構思，專家不是電影行業中人，主要從劇本思想與人物形象上提出修改意見，藝術創作和藝術想法則放在次要位置。
《湄公河行動》最初的版本中，幾位中方警察去泰國臥底，在黑暗世界求生存，躲過危機再將犯人帶回國。由於臥底生存方式複雜，涉及到影響警察形象問題而作罷。到拍攝前已經改了二十多稿。林超賢最後說，“如果不接受那我就不拍了”，於冬與警察部高層溝通，才確定下基本方案：先拍，回來看片再決定可不可以，需不需要補拍。
內地演員的表演方式讓林超賢感到陌生。陳寶國飾演一位長官，一舉手一投足，林超賢不知道對還是不對。“真實的他們講話是這樣嗎？我之前生活在香港，對所有人的狀態都清楚，我能有判斷。我對國語的理解沒有那麽準，一句話順序不一樣意思也完全不一樣。”或許是有了前車之鑒，《紅海行動》中的文戲大幅度減少，隻留下必要的對白。
拍完回來，又是一系列專家研討會。一番爭論後試映片送到了長官辦公室，回復“好看”。林超賢發現，這是和官方合作的一個程式，“大家提意見，長官拍板。我遇到的長官都很開明。”
《湄公河行動》在2016年國慶檔電影票房整體低迷的情況下，連續七天逆跌，最終獲得了11.84億人民幣的票房。這部作品靠著緊張的節奏、真槍實彈的場面，殺出一條口碑和票房雙贏的“血路”，帶有實驗性質的合作成了，它也成了林超賢手中的一支“新槍”。
他接著投入了《紅海行動》的拍攝。有了《湄公河行動》的先例，同樣是與官方合作的《紅海行動》順利不少。“《湄公河行動》做了一個示範，原來可以這麽去做。後面就沒這麽嚴了，《紅海行動》在創作上沒有太大問題。”
2015年7月，海軍軍方決定圍繞撤僑創作一個電影劇本，海政電視藝術中心經過市場調查發現，博納影視做過《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動》，又在籌備《建軍大業》，有成功的拍攝經驗。
於冬牽線，林超賢與軍方進行了更詳細的溝通。海軍的支持頗為慷慨：拍攝背景是葉門撤僑事件，具體內容儘管想，需要什麽支持都可以配合。“但想法和預算提前半年或至少四個月確定。我們要一個一個程式過，需要提前申請。對你們來說是拍一部電影，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行動，需要很多部門安排、配合。”林超賢提出的條件是，不能干涉角色塑造，在不觸及根本問題的情況下，保證絕對的創作自由。
在拍攝一場軍艦戲時，梁鳳英更為真切地感受到了軍隊的嚴格。定好通告後，氣象預報顯示會有一場台風打到湛江。出於對演職人員安全的考慮，梁鳳英向軍事製片主任王強提出取消通告。王強一頓痛罵，“我們是軍隊，軍令如山，刮風下雨也不能改。”哪怕午餐遲到了三分鐘，王強也會打電話來投訴：“兩百多個海軍在這邊，說好12點到，他們肚子已經餓了，為什麽遲到了3分鐘？“我入行三十年，從來都覺得我是專業的。這次好像被挑戰了。現在就明白，跟官方合作，必須要明確，一切想清楚，說了就不能改。”
原本林超賢設定了一段蛟龍隊員與另一個國家團隊一起行動的戲，但軍方考慮到國家問題而作罷。他轉而將故事核心放到展現“使命感”上，在他的構想中，蛟龍隊員展現的是軍人的使命感，海清飾演的女記者則代表了普通人的使命感。最後的搶黃餅事件中，兩股使命感匯合，平凡人激發了軍人，軍人也成了平凡人，話題指向中心思想：每個人都擁有使命感。
涉及軍事機密的部分不能拍。軍艦的作戰指揮中心有所有的作業系統和電腦，商量作戰方案也在那個太空，不能曝光。片中呈現的指揮中心是自己搭的，更大，也更利於拍攝。
小衝突也是有的，林超賢為8名蛟龍隊員特製了貼身便服，拍攝時軍方代表要求用海軍真實的便服。真實便服相對寬鬆，欠缺美感，林超賢反對。最終海軍的意見佔了上風，但成片中林超賢考慮到畫面美感，將那場戲剪掉了。
溝通耗去大量時間。監製梁鳳英負責斡旋，不夠流利的國語並不是惟一的障礙。“直接表達擔心因語言不同產生誤解，越來越發覺少了一個中間溝通的角色。對方是軍方，我們是香港團隊，下次有機會再合作，希望能有一個有一定位置的人在我們之間成為一個橋梁。”林超賢總結。幾次合作下來，他的國語標準多了。
海軍如約提供了足夠的支持：林超賢最多動用六艘軍艦一起出海，再用直升機航拍，“臨沂艦”是剛入列的新艦，造價14億。UH-1多功能戰地直升機、C-130大力神渦槳運輸機等現役主力裝備一一登場亮相。
於冬在林超賢辦公室看了第一個3小時粗剪版，聲效特效都沒有，他一口水沒喝看完了。放完電影，他馬上擁抱了林超賢，第一句話是“你先讓我去上個廁所”。海軍方面原本以為是與《戰狼2》類似的呈現形式，但實際看片卻出乎了他們的預料。
從《湄公河行動》開始，於冬有意識地加強主旋律基調，海報上的口號是“熱血報國”，《紅海行動》從一開始就向觀眾傳遞資訊：這是關於中國強軍夢的大片。
觀眾對此頗為買账，截至發稿，《紅海行動》票房已超過36億人民幣，成為2018年春節檔票房冠軍，位列華語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繼《湄公河行動》之後，林超賢又用“新槍”打出《紅海行動》，將自己推上主旋律商業片的巔峰位置。
為什麽還去好萊塢呢？
他偶爾會懷念80年代香港人在街頭拍電影的瘋狂。把攝影機藏起來，演員突然衝到馬路上開槍或是砍人，行人都不知道什麽回事，以為是真實發生的事件。“那些電影有力量，觀眾能呈現出最真實的力度。”
海清殺青那場戲，需要拍攝她因撿手鏈躲過了汽車爆炸。她與導演約定爆炸與自己的特寫分開拍。前面三條林超賢都不給過，覺得不真實。海清看回放，也發現自己雖然努力表演爆炸之後的害怕，但看起來情緒不到位。林超賢建議實炸實拍，海清撿手鏈時只聽到耳邊“嘭”的一炸，下一秒熱浪滾滾而來，把她推倒在地，頭髮都快燃起來，她一手玻璃，又害怕又憤怒，找對了女記者面對恐怖分子襲擊的心態。林超賢高興地說了“good take”，拉著她看回放，不停說太好太好。海清一看，果然狀態完全不同。
《紅海行動》拍攝使用的武器都是真槍實彈，子彈雖經過處理，但依然有火藥在裡面，“全真武器和裝備呈現的效果是不一樣的。”林超賢說。“很多同行拍動作只是為了電影效果，我也追求，但我不會太不符合現實。” 早在拍攝《飛虎雄心》時，林超賢就摒棄了“扔個手榴彈一個大爆炸全是火”的呈現形式。子彈怎麽射，手榴彈怎麽炸，林超賢的電影裡能找到答案。
在《火龍對決》中，他曾嘗試找回那種力量感。在中環，讓演員拿槍去追，攝影機預先藏好，全實景拍攝。臨時演員混在路人中間，帶動路人的反應。在拍攝用到的路段外圍擺上信號燈，讓外面的人知道在拍戲。提前計算好時間，分批次攔住路口經過的車輛，在預定時間內完成實景拍攝。“用這種方法去拍電影，全世界只有香港。以前所有人都是這麽拍的，我們很懂怎麽去控制環境。”
控制環境不夠，他還要控制演員。拍《激戰》，張家輝和彭於晏都成了準專業拳擊手，拍《破風》，彭於晏快練成專業自行車手。拍《線人》，謝霆鋒真的被打到渾身是傷——總之，一切做到極致。
“純粹，”陳嘉上這樣評價林超賢，“他拿到東西就想盡辦法在條條框框裡做到最好，別的什麽都不管。‘放棄’從不擺在字典裡。《紅海行動》最好的是證明了誰也不像林超賢，給你多少個億去呈現這件事情，行動吧。結果你看，超賢實打實給了你答案。”
陳嘉上認為，《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有些處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對鏡頭的掌控，天啊，這王八蛋太厲害了！”見到司機徐克，陳嘉上對他說：“我雖然比不過你，但我的徒弟超過了你的徒弟。”
《紅海行動》的成功引來了美國製作公司的橄欖枝。當好萊塢真正找上門時，梁鳳英反倒沒有願望實現的激動了，“我希望他有成就，但好萊塢有它的制度，他不一定會習慣。他需要創作的自由，我們現在有條件，為什麽還去好萊塢呢？”
林超賢的辦公室已經從尖沙咀的小房間移到了觀塘寬闊的辦公大樓，落地窗外是蔚藍的海。辦公室兩面牆擺滿了超級英雄的手辦和各類槍支模型，這代表了他作品的兩個主要特色——英雄一般的使命感與永不缺席的槍炮轟鳴。Batman擺在最顯眼的位置，那是他最愛的超級英雄，因為在他身上，“有強大的時候，也有軟弱的部分，能感受到超級英雄也有人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電影角色的重要著力點。槍支模型早已和當年找尋的那把特殊的槍不同了，它們更先進、更精密、更帥氣。
他依然堅持每天運動，緊身運動衣讓這位53歲的中年人看起來依然結實有力。多年以前，他靠運動度過了那些黑得看不見光的日子。多年以後，這副從未停息的身體也將帶著他找尋新槍。
好萊塢會是那支新槍嗎？
動作是一種能量——對話林超賢
“如果繼續拍電影，我的電影會是什麽樣？以前的電影有一部分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應該在一開始就清楚電影跟我的關係，要拍我自己有感覺的電影”
坦白說我沒成功過
人物周刊：1994年拍《飛虎雄心》時，你已經開始嘗試執導了，與之前在拍攝現場相比，你的感覺有什麽變化？
林超賢：腎上腺很高。我在現場控制力特別強，沒有不知道怎麽辦的緊張，我很清楚。
人物周刊：讓你著迷的是動作本身？
林超賢：我對策略感興趣，士兵的個人技巧、軍人小分隊的技巧……大規模計程車兵打仗我也大概了解。拍同一個電影，有興趣的導演和沒興趣的導演，哪怕去同一個地方發掘資料，最終呈現也不一樣。沒興趣的導演只是從電影效果去想，而非從真實性出發。為什麽大家看了“飛虎”會覺得真實，除了動作以外就是那種作戰的氣氛調度，連手榴彈爆破的大小、方向都是不同的，不僅僅是常規電影要的強烈的效果而已。
人物周刊：拍之前就全部想好？
林超賢：比如拍一場突襲的戲，我會想這個場景在戲中的呈現會怎麽樣。突襲身處其中會怎麽想？再跳到防守一方，想在這個地方突襲的話，現場環境夠不夠防守一方還擊或隱蔽。站在雙方立場各想一次，基本上看完景之後就能確定那個地點可不可以，可以的話我就知道現場應該怎麽拍。
人物周刊：從一開始拍戲就進行這樣的思考訓練，還是拍多了戲之後熟能生巧？
林超賢：《飛虎雄心》所有的動作已經是我拍的。我的好朋友是警察，他們與國際刑警會經常交流一些心得和案件。外國刑警行動會有團隊帶著攝錄機跟拍，用來教學，他們會互相交換這些片，他經常拿這些給我看。這些片外面看不到。那時候起，這種思考的方法就開始了。
人物周刊：看片子時，你會站在導演的角度思考怎麽拍，還是研究片中成員的行動邏輯？
林超賢：在看紀錄片的時候會研究，如果這幫賊當時不是這樣反應，事情又不一樣了。我會做一些想象。警察教學也會用這種方法。
人物周刊：所以在副導演的位置上，無論對演員的把控還是對現場的掌控，你都遊刃有余？
林超賢：我們那個年代是從學徒開始，只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到同行裡最好的。副導演是非常重要的，把整個事情控制到導演只需要舒服地看OK還是不OK，其他的複雜問題都由我來安排。每天應該先拍什麽，拍什麽戲份，跟攝影師以及其他部門溝通。讓整個流程非常暢順，就是我們當副導演的滿足感，做到這個我已經非常有成就感。所以那時其實沒有想過當導演。
人物周刊：當導演是比較意外的事情？
林超賢：我第一個電影不是在陳嘉上導演那邊開始的，隻不過《G4特工》開始不太暢順，陳導幫我，擔任製片人，我當導演。所以也不是我突然想當導演。是另外一個監製來找我，想讓我當導演，這樣開始的。
人物周刊：拍完《G4特工》之後就一直想當導演了？
林超賢：當了導演之後其實很難回去再當副導演，不是心態的問題，是別人會尷尬。現在看來，那時候坐上導演的位置挺冒險的，如果成功當然沒問題，不成功的話，也沒有回頭路。
人物周刊：“你拍戲很辛苦”的說法從那時就開始了？
林超賢：我第一部電影拍得特別長，人家可能拍10小時，我肯定拍到15小時。可能我要求的東西比較複雜，就覺得這樣才好看。我從副導演去做導演的時候，希望可以比之前再多想一層，所以有時候跟我拍電影是挺累的。
人物周刊：梁鳳英說，以當時香港電影的環境，你作為動作片導演很難獲得足夠的支持。動作片比較燒錢，當時香港電影的環境是很難讓你發揮的。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林超賢：或多或少有。香港電影的習慣就是導演也要想怎麽運用預算，有時候設計非常好，但要拍可能花很多錢，後面怎麽辦呢？這是以前所有導演都會面對的問題，是香港電影的生態。
人物周刊：你在入行以後明顯感覺到這個生態是在衰退的。
林超賢：條件越來越差。
人物周刊：會覺得生不逢時嗎？
林超賢：也有這樣想過。但主要還是在想怎麽衝出來。
人物周刊：環境對你的心情影響有多大？
林超賢：會有點迷茫。電影其實是娛樂工業，它是提供娛樂給觀眾的，如果社會氣氛不好，大家也沒有心情去娛樂。這時候難免會覺得，自己的行業是不是已經走進一條不通的路。
人物周刊：周圍有人放棄了，你卻一直沒有離開這個行業。
林超賢：我身邊還是同一個團隊。如果這些人全都走了，就剩下我一個，可能會受到這樣的影響。但那個時候，我跟Candy（梁鳳英）、一兩個以前較核心的工作人員天天都會回公司，聊天也好，喝酒也好，打電話也好，都是大家在一起的。有這些人在旁邊不會覺得特別孤獨。
人物周刊：當時你還有心思去計劃拍一部大製作的動作片嗎？
林超賢：沒有，從沒想象過要拍大製作。因為當時我的狀況，坦白說我沒有成功過。
人物周刊：《野獸刑警》拿了金像獎最佳導演也不算？
林超賢：對我來說只是開始。我覺得這樣太不踏實。當導演才拍了一部戲，是一個試驗，成功了、拿到獎，很不真實。如果那個氣氛沒有改變，我們試驗完之後就按這個經驗去想前面應該怎麽走，那我可以慢慢成熟，但那時還沒想清楚，整體氣氛一下下來了。後面就更加沒人投資，那個氛圍讓我覺得很多事沒有機會做了。
人物周刊：讓你覺得少了很多成長的機會。
林超賢：沒有特別想個人的成長，一直在思考電影業怎麽辦呢？以前做電影就一圈人而已。80年代日子很好過，不管電影好與不好，拍完一賣到東南亞市場就賺錢。可能有些電影拍得特別不好，但導演馬上可以再拍，那個時候需要產量而不是品質。我們有時候會看到某部電影這麽難看，應該拍完死掉了，結果人家又繼續開工。
人物周刊：但香港電影市場低迷期間，你依然保持一年一部的產量。
林超賢：大家願意用一個很低的成本做一些小題材，小品。盡量找太空去做一些能開工的事情。
人物周刊：這些小品的拍攝，會讓你有踏實感嗎？還是說只是為了維持這個市場，讓它看起來還有生命力，還有人在堅持？
林超賢：一方面是為了大家能開工。另一方面，愛情小品也是陳嘉上、陳慶嘉等人的強項，我們長期合作，可以盡量照顧大家，雖然酬勞不高，但起碼讓大家心情有一些寄托。
人物周刊：休息的兩年你想了什麽？
林超賢：如果繼續拍電影，我的電影會是什麽樣？以前的電影有一部分屬於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應該在一開始就清楚電影跟我的關係，要拍我自己有感覺的電影。
人物周刊：之前拍那麽多電影沒想過這個問題？
林超賢：我們都是群體，群體創作總不能只聽你一個人怎麽想，要經過其他人的同意。這個過程中，很多人有意見，你要想那些意見的對錯，但最後依然不會完美。既然一個團體經過這麽多人去平衡以後也不完美，有一部分是你、有一部分是他，倒不如我一個人去想，對每一件事的判斷與決定都有自己的依據。這樣的想法和從前不一樣。
尋找價值
人物周刊：《證人》跟之前作品相比成熟了很多，之前會感覺你還在思考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但是看《證人》的時候開始覺得，你在表達你的世界。
林超賢：真的可以這樣說。其實也是想突破警匪片的套路，《證人》不算動作片，是劇情片。
人物周刊：這幾年劇情片和動作片的節奏是一年一部？
林超賢：對。動作對我來說是一只能量炮。打完一炮之後我需要積累，直到我覺得有動力了再打一炮。所以《神槍手》之後，我就要歇一下，拍《證人》，再打一場激烈的《火龍對決》，然後是《線人》、《逆戰》，不要在香港打，要出去打。不能再打了，換個方向，拍《激戰》。《激戰》完全沒槍炮，不是槍戰類型的電影。真是由我心出發的。以前我所有電影的開始都經過程式、經過討論，定下拍攝方向，沒有我個人的計劃。從《神槍手》開始由我計劃，拍完之後想下一個電影要怎麽樣。
人物周刊：為什麽在《激戰》時放下了槍炮？
林超賢：想突破自己。我們每拍一部電影、每想一場戲都有很多方案，也拍很多遍。到下一部同類型影片拍攝時，用同一種表達方式，你就很難跳出去，所以必須想辦法擺脫困在這種想法中的情況。
人物周刊：怎麽擺脫？
林超賢：找不同的類型。拍完《火龍對決》，下一部同樣是警匪片的話，大概也是那種場面，那些東西肯定就擺脫不了。想方法找一些不一樣的，直接換類型拍，找新的靈感。嘗試在一個類型裡找一兩個小點，那不叫擺脫。
人物周刊：這種突破痛苦嗎？
林超賢：可以說是創作一個故事最難的點。我經常跟編劇說，如果隨隨便便一個故事都可以是電影的話，任何人腦子裡都有幾十個故事。不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拍，要經過評估，不是靠具體的標準，而是內心的評判，好故事或者有價值的、觀眾想看的，才能呈現成電影。
人物周刊：你現在看一個故事，在意的是動作的實現程度還是故事本身反映的人性？
林超賢：我重點看它的中心價值。《紅海行動》的中心價值是使命感。為什麽夏楠要出現？如果隻拍軍人的態度、軍人的價值觀，他們的使命感不需要電影去重複。使命感每個人都有，夏楠讓楊銳清楚，雖然自己是軍人，有軍人的任務，但脫下衣服之後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價值觀和使命感。所以才會有搶黃餅這件事情。有人覺得看完一場救人之後，不需要搶黃餅這場戲，但從講故事的人的角度講，到搶黃餅這裡才把我要講的價值呈現出來，沒有這場戲就沒有這個價值。
人物周刊：但使命感是一個巨集大的命題，我們也可以說《湄公河行動》是在展現使命感。
林超賢：他的使命感是作為警察，他應該為這13個死去的人找一個公道。還是警察的立場。你跟我也有使命感，這個使命感不一定巨集大，不一定要救人，你做好你的工作，對工作有熱情，這就是你的使命。這種電影不應該隻拍給中國人看、拍給海軍看，他們自己覺得威風好看沒意義，給全世界看的時候，觀眾能在電影裡跟你溝通什麽？只是看完說中國人現在多牛逼，海軍多厲害，那關他們什麽事？我希望把有局限的東西做到具有普世的觀影價值。
人物周刊：從《湄公河行動》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林超賢：其實《證人》就有了。《證人》到《魔警》，每一個人物在人生路線上都有很多挫敗和打擊，但他們還是會為了一個目標乾到底，不管代價有多大。這可以說是我之前遇到困難時的一種心態，放在我的電影和角色裡面。經過幾部電影，把自己之前的心態帶過之後，我發現這些角色的生命都是貫通的，很悲慘。我需要給我的人物創作一個重生和希望，所以我就想了《激戰》，在說怎麽衝破中年危機的恐懼。《破風》是我想鼓勵一下年輕人。
成功依然不真實
人物周刊：《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這兩部算命題作文嗎？
林超賢：《紅海行動》比較命題。
人物周刊：你個人想法的呈現在片中佔多大比例？
林超賢：我之前雖然拍過很多合拍片，但港味比較濃。哪怕《激戰》跟《破風》，已經離開了香港的地貌，但裡面的想法還是比較香港的。人的反應、人物性格與發展方向其實都有香港電影的影子。
《湄公河行動》是新的開始，我在摸索期，沒有過多放我以前對人物的設計。我要觀察。《紅海行動》其實也沒完全擺脫這種心態。這兩部電影都講國語，我對國語的理解還不是很準，兩部電影的類型又這麽強烈，更難有太多太空，也做不到從前電影裡對人物的塑造。
人物周刊：但最後兩部電影都成功了。
林超賢：算成功。我在表現上沒變，手法、節奏、對動作的判斷是與從前一致的。
人物周刊：所以你認為這兩部電影的人物塑造還有進步太空。
林超賢：這看電影本身的太空怎麽樣，你要知道每一次電影的目標是什麽。如果東想一想、西想一想，那就是不成熟的導演，會犯當初拍《 G4特工》的錯誤。
人物周刊：票房與口碑的成功也許會讓大家覺得你適合拍這類主旋律商業電影。
林超賢：我以前是想當警察的人，只是考不上而已。我內心也是……雖然有一些陰暗的部分，但還是正能量佔主導。我會特別想呈現正能量的東西。如果主旋律傳達的是這種情緒，同時也有好的發揮太空和想象太空，我肯定會拍。
人物周刊：你說之前沒有特別成功過，現在呢？
林超賢：坦白講，現在依然覺得不真實。現在去到這個票房，沒人可以想象。能打到這個地步是一件好事，但我不能因此就朝著這個方向走。還是回到初心，怎麽去拍下一部電影，把品質做好，能交出來不丟臉，這是一個目標。
人物周刊：其實最初你也沒想到當導演，什麽時候開始覺得導演會是你的職業追求？
林超賢：喜歡就是喜歡，不想是不是。頭幾年基本上不會想“這個是不是你的事業”，是喜歡。我太喜歡這種狀態——跟所有人一起做電影。雖然每部電影都有一些波折，但還是喜歡，做五年十年，它就變成了你的事業。
(責編：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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