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開始操心年輕人的娛樂，說明你老了

娛樂不會至死，只會讓世界更加公平。

文｜黃章晉

就算你沒看過批判家尼爾·波茲曼的書，也一定聽過《娛樂至死》這本書，至少見過有人引用他的觀點：

這是個娛樂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服用，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使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可惜波茲曼的著作成書太早，如果他看到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一書的研究，一定會對娛樂有更嚴厲的批評。

電視機讓誰更獲益更多？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研究發現，如果能省出一筆錢來，窮人們一定會把錢首先用在購買電視機、收音機或手機上，而不是用在改善營養、增加教育支出之類。

越是有錢的家庭，越不可能把如此巨大的預算花在娛樂上。在中產階級看來，勉強溫飽的窮人，應該為購買農具、化肥或孩子的教育節衣縮食，而不應該買電視機。

不過，「衝動消費」一說並不成立。這項研究發現，無論是非洲的窮人還是印度的窮人，他們購買電視機、手機時，都不是腦子一熱的衝動消費。比如，他們不會賣地、賣耕牛，而是節衣縮食苦苦積攢好幾年。

· 《現代快報》曾報導過的河北「貧困村的手機店」，開辦於2003年。在當時，即便基本生活條件剛剛滿足，很多人也會攢錢買手機

幾千年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習慣了為娛樂節衣縮食，只不過這種娛樂是以婚喪嫁娶和其他傳統節日的面貌出現的：印度人為女兒準備嫁妝，中國人為兒子準備彩禮、為家長準備棺材，等等。

幾乎每個現代政府，都會為改變本國貧困農村的面貌號召移風易俗，希望人們把這種無益的花費用在生產性或長遠的支出上，直到電視機、收音機或手機的出現。

班納吉和迪弗洛收集整理了18個國家的調查數據後發現，在沒有電視機和收音機時，人們在婚喪嫁娶和其他傳統節日上的花費會更多。

也就是說，電視機、收音機、手機具有強大的替代效應，大幅削減了娛樂消費。

好吧，就算新技術節約了人們的娛樂消費，但他們還是更願意在娛樂上花錢，卻捨不得在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長遠規劃上花錢。

這是為什麽？

首先，對越底層、生活水準和文化程度越低的人來說，娛樂具有越大的提升幸福效用。可惜兩位研究者只是謹慎地提到這點，並沒試圖給出更多解釋。

你或許本能會認為，我們中國的普羅大眾，與這些印度和非洲農村的窮人截然不同，我們當然會有更理性而長遠的選擇。事實上，這個發現不止在真「窮人」中成立。它是一種相對性，對於所有在信息鴻溝中處於弱勢的人都適用。

1970年代末，一台12寸國產黑白電視機，是中等收入偏上工人一年半的工資。1984年，一台索尼21寸彩色電視，相當於大城市職工兩年工資。

家電開始進入中國家庭時，雖然電視機、洗衣機、冰箱三大樣並稱，但在近三十年時間裡，電視機的銷售額比所有其他家電品類的總額還多。

當時中國無論城鄉，人們狂熱購買電視機的行為，和今天印度、非洲的窮人沒有任何區別。

娛樂的偉大價值

如果這是目光短淺的典型表現，那麽三十多年時間裡，我們一定會積累這樣的經驗：最早買電視機的人，因為眼光短淺，最後都相對變窮了。

生活在物質豐裕、信息發達環境的中產階級、智識階層，在看待普羅大眾和自己的生活水準差異時，很容易準確估算雙方的物質差距，而不太會留意到文化娛樂消費上的巨大差距，進而會誤以為舉著手機的普通青年們不知道自己最需要什麽。

事實上，精英圈層與凡人圈層，最大的不平等恰恰是信息不平等——這種信息往往是以娛樂消費品為表象，而文化娛樂消費品的差距，卻又是最容易彌補的。

1980年代，一個陝北農民買一台黑白電視機，可以瞬間把他們家與北京大院子弟的信息差距抹掉一大半。

電視機出現前，這個家庭的孩子與北京同齡人不會有任何共同語言，但電視機出現後，他們就有了極大的共同記憶。

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在進縣城之前，不但對北京、上海的日常有了皮毛的了解，甚至對美國、日本也有和北京孩子同樣的看法。他們的父輩，在北京城裡人的笑話中，是那種見到火車後，會驚呼火車如果站起來那該跑多快的土蛋。

· 1958年的美國Harlow鎮摩登生活照，發達國家的普通人同樣享受娛樂對社會幸福指數的提升

娛樂的偉大意義遠不止此。

阿Q生活的未莊，人們做大頭魚放半寸長的蔥葉，第一次進城的阿Q發現城裡人放的是蔥絲。這個小小的差異，令阿Q無比震驚。

未莊與縣城只有幾十裡地。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蔥葉與蔥絲的差異在人們習慣偏好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在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看來，習俗差別如此之大的人群，卻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善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通過大眾娛樂和文化產品的馴化，對那些即使是習俗不同甚至語言不同的人，也能建立起共情。

而我們的馴化，是因為跨文化傳播的故事傳說、詩歌、小說、戲劇等，雖然會是陌生的場景，但搭載的是人類共同情感和生活體驗，能讓我們即使從沒離開過家鄉，也會默認遠方的人和我們是一樣的。

越是能遠距離傳播的娛樂內容，越能擴展我們的共情，增進我們對多元文化的開放性。

更多娛樂的未來

2001年，賈伯斯接受NHK的採訪，被問及後PC時代移動智能終端時，賈伯斯留下了著名的我們站在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的金句。

今天再看他的完整回答，更見對人性的卓越洞察。

賈伯斯說，第一代計算機主要是對企業有用，第二代的PC，主要是個人獲取知識，而將來的智能設備，將用於表達感情。因為現在的帶寬不夠傳遞感情，要傳遞感情你需要更高速的帶寬，所以，大多數網上的內容也是沒有感情的。

他那句我們站在技術和人性的交叉口，指的就是將來技術上的努力方向，是便於將來人們情感交流和表達。

賈伯斯的預言非常了不起。社交媒體之前，人們不會發布自己吃什麽、穿什麽、在幹什麽，以及自己的喜怒哀樂；我們不知道人們會如此熱愛自拍，如此熱愛分享。

賈伯斯的預見只是企業家的天才直覺。在認知上，人類學家羅賓·鄧巴等人有更清晰準確的闡述。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逐漸變成了社會性極高的物種，有強烈的情感需求，人類天性就喜歡交流分享情感八卦。

電視出現後，大家發現城裡人雖然有各種稀奇，但也和鄉下人一樣有類似的煩惱。再後來，日本人、美國人原來也和我們有一樣的脆弱，一樣的悲傷，一樣的希望。

·《大西洋底來的人》是中國人看過的第一個美劇，捧紅了蛤蟆鏡、電子音樂、喇叭褲和花襯衫。如果沒有電視，中國人對美國的理解將更久地停留在「帝國主義」

而抖音之類的短視頻產品出現之後，我們發現，同一段畫面、同一個表情，全世界的反應居然是一樣的，人們能輕易傳遞同樣的情感。

我們對娛樂、對故事天然的好奇和迷戀，是因為我們生來如此。我們在電視機前看一個小時的電視劇，在抖音上看一個嬰兒的笑臉、一隻小貓的萌寵，都是我們有意無意地與更廣擴的人，建立更豐富多樣更細膩的情感交流。

指責的宿命與輪回

當然，引領最新娛樂和情感表達潮流的，永遠是年輕人。所以，娛樂產品一定會遇到更多「會不會毀掉孩子」的質疑。

我們對電視機、電腦出現後的各種聲音不算陌生。甚至，我們偶爾會部分接受一些擔心年輕人和孩子是否會受負面影響的理由。所以，我們有必要知道一點點如下歷史：

十五世紀，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了印刷術，這是人類歷史上知識信息傳播的偉大飛躍。但是，在你看來絕無可能遭到指責的技術，同樣遇到了嚴厲指責。

因為此前，閱讀在歐洲是一件嚴肅莊嚴的事，主要是在宗教學習機構，由一個人當眾朗讀，圍座者跟隨。印刷術出現後，書籍「泛濫成災」，集體讀書變成一個人隨便捧著甚至躺著讀，通俗讀物也跟著泛濫起來。這是一個年輕人不再敬畏和尊重知識墮落時代。

· 很多今天的經典名著，在作者的時代都是通俗讀物，比如簡·奧斯汀和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

任何技術進步，都會遇到以擔心年輕人和孩子為理由的反對，而且理由都差不多。而且區分一個人會是什麽態度也很簡單：年齡決定態度。

道格拉斯·亞當斯曾提出過科技三定律——任何在我出生時已經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來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歲之間誕生的科技都是將會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產物；任何在我35歲之後誕生的科技都是違反自然的，將成為文明終結的開端。

傳播技術的每次進步，都會極大地擴展娛樂的豐富性和類別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擴展了人們在信息上的平等和共情的範圍。

一個能看香港台的廣東人，和一個電視機裡總是雪花的青海牧民，能獲得的信息差距還是很大。而且你能看到什麽，並不取決於你自己。

移動互聯網時代，世界變得更平等了。

比如，一個家住北京東三環的孩子，和一個家住西部縣城的孩子，在抖音上接觸到同一信息的機會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了發布內容和被關注的平等機會。以及，平等地被父輩擔心變成奶頭樂的犧牲品。

也許，年輕時被指責是每一代人的宿命，而娛樂則永遠是最合適的罪名。

一個設備、一項技術，一個平台如果廣為普及，就難逃被怪罪的命運，比如抖音讓年輕人沉迷，電視機讓人娛樂至死，谷歌則讓我們變成了傻瓜。

· 《谷歌把我們變傻了》的作者尼古拉斯·卡爾把此文擴展成《淺薄》一書，獲2011年普立茲獎

所謂的「奶頭樂理論」，據說這是美國高級智囊布熱津斯基的觀點，大意是只要把低俗的娛樂內容塞給公眾，他們就像嬰兒被塞上了一個奶頭，慢慢喪失熱情、抗爭欲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

這只是一個陰謀論。

沒有任何一家具備公信力的英文媒體、機構網站、學術期刊提到過布熱津斯基的這一「理論」，他本人更從未有過任何表態。而且，「娛樂業是精英控制大眾的奶頭」這一說法也不符合布熱津斯基的政治立場。在基本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上，他與好萊塢是對立的。

比起新的傳播技術對信息鴻溝的彌合、娛樂對拉平人類幸福指數作出的貢獻，任何陰謀論都是站不住的。

最後，當你開始操心年輕人的娛樂，說明你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