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 實習生 湯明明
編輯 | 黃月
《聊天記錄》是愛爾蘭90後作家薩莉·魯尼的第一部長篇，在這部小說中，21歲的弗朗西斯和好友博比在一場詩歌表演活動上與作家梅麗莎結識，並受邀去家中做客，弗朗西斯由此認識了梅麗莎的丈夫尼克，並愛上了這個大她十幾歲的已婚男人，在這對主角之外，其餘人也都在各自的情感浮沉中感到茫然與不知所措。
在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買下《聊天記錄》版權的時候，這本書還沒有在歐美市場出版，評論家Btr笑稱彭倫的這種行為“就像是買股票”。事實證明，彭倫選對了股，《聊天記錄》一經發表便引起了英國出版界的關注，共有7家出版社參與了版權的爭奪。《巴黎評論》將其評為年度最佳小說，並稱“魯尼精準地捕捉了當代年輕人的現狀”。作者本人因這部作品獲得了極高的讚譽，並憑借此書獲得了2017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青年作家獎。
這部立足於愛爾蘭社會的所謂“千禧文學”為何如此備受歡迎，並被西方和中國讀者無差別地接受？小說口語化的寫作是否削減了文學性或嚴肅性？日前，作家周嘉寧、評論家Btr和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在上海靜安嘉裡中心·現代書店就此展開了一場以“對話框裡的青春”為主題的對談，為我們了解主人公弗朗西斯和尼克這場偷情背後的複雜性別議題與社會文化結構提供了一扇窗口。
《聊天記錄》（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與作者薩莉·魯尼《聊天記錄》：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
Btr覺得“《聊天記錄》是一本能帶來愉悅感的小說”，周嘉寧也表示，不同於平日絕大多數的閱讀體驗，她在閱讀《聊天記錄》的時候並沒有因為職業需要而預設前提或摻入大量分析，相反她認為這部小說“具有強烈的節奏感”，“容易讓人在一時間忘掉自己的立場”。
Btr評價“魯尼的敘事十分簡潔準確”，因為你並不能在小說中找到繁複花哨的修辭和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寫。就像是劈開一道生活的口子讓讀者看到它的橫截面一樣，魯尼將所有事件揉碎到了對話當中。
《聊天記錄》一方面易讀性確實很強，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和菲利普在實習公司大聲朗讀糟糕的文藝作品的放肆不羈，拒絕持續工作和按部就班的生活賦予了小說反叛色彩，詩歌表演活動上的相識、主人公受邀拜訪女作家並展開的生活的冒險，以及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又賦予了小說浪漫頹靡的氣息。年輕讀者似乎翻看小說的任意一頁都能迅速地融入到人物的對話之中並獲得某種共鳴。
但這也讓小說陷入了被誤解的危險境地，周嘉寧提到，她其實很早就得到了這本小說，卻一度以為這只是一個和愛情有關的故事，於是將其擱置在了一邊。對於活動現場的讀者提問——這部充斥著婚外戀、同性戀、雙性戀的小說是否“狗血”——周嘉寧表示：“狗血是和現實所對立的，而《聊天記錄》反映的完全就是現實中會遭遇的問題，是一部非常‘現實主義’的小說。”
《聊天記錄》活動現場（來源：上海譯文）
在小說中，梅麗莎發現尼克背叛自己後寫長信質問弗朗西斯，卻在信的末尾表示弗朗西斯的介入確實改善了尼克的精神狀態，甚至再度邀請她來自己家中做客。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梅麗莎的行為看作自欺欺人，實際上她也並非一個純然無辜的受害者，也曾多次背叛尼克甚至和弗朗西斯的好友博比發生了關係。魯尼並非想要通過混亂的人物關係奪人眼球，相反，她試圖借此探討在傳統的家庭/婚姻的意義開始消解之時開放式婚姻的意義，以及我們能否在這樣的關係當中得到穩定的“愛與支持”。
此外，Btr還提到自己搜過《聊天記錄》中的詞頻，“‘愛’出現了140次，‘恨’出現了90次，‘資本主義’也出現了7-9次。”這部小說所試圖延展的或許要比我們表面看到的多。他還指出，主人公弗朗西斯因為葉芝支持法西斯而十分反感這位愛爾蘭文豪，這或許也體現了弗朗西斯本人（或是作者薩莉·魯尼）的共產主義傾向。弗朗西斯說：“我感覺我對財富漠不關心在意識形態上是健康有益的。我會去查如果把全球總產值按照人頭平均分配，平均年工資是多少；根據維基百科答案是16100美元。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我都看不出有什麽理由掙超過這個數字的錢。”
我們不能簡單地因為小說的“口語化”和“易讀”而忽視其可延展的討論空間，也並不能將這種“聊天記錄”看成一種瑣碎、無意義的存在。正如99讀書人的編輯索馬裡在為《聊天記錄》撰文時所言：“出於一種與閱讀年齡成正比的狹隘，差點錯過薩莉·魯尼在文學界的崛起。當大西洋兩岸的出版商們不約而同地把她推選為‘千禧一代’作家地標杆旗手——按照目前的趨勢這幾乎可成定居，我幾乎抱之以一種故意的冷漠。”索馬裡寫到，“直到後來看到魯尼給她喜歡的女作家希拉·赫提拉的《母性》（Motherhood ,2018）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對她的直接好感，來自她最後在文中替作者（其實也是替我們，所有的女人）總結的那句：‘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母親和無法成為母親的人生都是一樣的虛無。’讓人忍不住對一個1991年生人的聲音期待更多。”
互聯網時代：失真的語言和藏匿的個體
Btr提醒讀者注意《聊天記錄》的封面設計——弗朗西斯和博比的面孔都隻顯示了一半，並且分得很開，橫亙在中間的是書名“聊天記錄”。Btr認為小說雖並未刻意提及“互聯網”，但它卻無處不在，甚至已是千禧一代（或現代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注意到弗朗西斯在通過郵件等現代通訊工具與尼克調情時的狀態，有無花心思組織語言，是否編輯了又刪除。事實上，當語言以非面對面的形式被講出的時候，這些呈現在螢幕上的文字往往因為缺乏具體的語境或是當事人的語氣和表情，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解讀的文本。在這個過程中，弗朗西斯與尼克之間誤解重重，這些誤解往往又在他們的當面交談中得到緩解。例如在弗朗西斯因子宮內膜異位症住院打電話給尼克的時候，尼克對自己情人的處境一無所知，甚至開口就指責弗朗西斯行為的危險性並試圖結束對話。
事實上，在小說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通訊工具如何參與了我們的生活，並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通訊設備的即時性讓它成為現代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但個體又往往在這個過程中藏匿。弗朗西斯和尼克的聊天仿佛充滿“競技感”的“軍備競賽”。弗朗西絲認為“寫信給尼克很輕鬆，但也有競技感，令人興奮，像一場乒乓球比賽。我們對彼此總是輕率又無禮。”“我起身敲了一封簡短的郵件，祝賀尼克的演出，感謝贈票。我調整句子的位置，然後似乎隨便地點了發送鍵。然後我再次把電腦合上，重新坐回地板上。”螢幕使真實的個體得以退居到一個看似安全的空間，我們永遠無法看到對方呈現的全部，但往往這些被藏匿起來的情緒才暴露了個體的真實性。
螢幕使真實的個體得以退居到一個看似安全的空間，我們永遠無法看到對方呈現的全部
無論弗朗西斯本人承認與否，正是字斟句酌卻又故作隨意的舉動暴露了她內心潛在的幻想與衝動，而這場看似“始料未及”的愛情實際上早就經過了主人公本人的一場排演。弗朗西斯通過聊天記錄來揣測對方的近況和蹤跡，會和好友菲利普根據尼克在互聯網上的信息加以評價，並將自己和他人的合照保存到文檔裡以便日後觀察。在現代社會，我們可以輕而易舉通過社交軟體等工具了解一個人，而這些信息並無法使我們獲得對他人清晰明確的認知。就像Btr說的，在社交網絡上，我們所看到的自己或是對方都是失真的，我們也並不能通過這種現代工具充分認識自己，它更多是以一種鏡像的方式，以他者對我們的印象來尋求自身的指認。
除此之外，社交網絡也放大了個體對自身的迷戀，我們觀看他人，同時知道自己也同樣被作為“他者”觀看，並在這一觀看和被觀看的過程中深深沉迷於對自己的欣賞。如同弗朗西斯說的那樣：“放學後我們經常躺在她房間談音樂，談論我們為什麽喜歡彼此。這些對話又長又激烈，並且在我看來無比重大，我私下裡會在傍晚憑借記憶把它記錄下來。當博比談起我時，我感覺像在鏡中第一次看到自己。我也更愛鏡子了。”她也會將梅麗莎拍的她和博比的合照放大到看得清臉上的顆粒，並對自己別過去看鏡頭的樣子十分滿意，覺得自己非常有個性。但這也恰恰暴露了弗朗西斯的缺點和當代年輕人的脆弱性，一個真正有個性的人是不需要努力依靠外在的特徵去博得認同感的。
弗朗西斯或魯尼：“搖擺不定的立場”
在活動現場，有讀者也從小說出發提到，聲稱“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我有權利不愛任何人”的弗朗西斯實際上非常在意他人的目光，並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比如，她在對宗教、性別、階級等議題高談闊論、自詡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同時，也會留意尼克給她沖泡咖啡的瓷器樣式；在梅麗莎表示害怕弗朗西斯會毀掉自己的家和她所代表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的時候，弗朗西斯聲稱自己就想要成為梅麗莎，並渴望這種生活方式。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矛盾？敘述者的聲音能夠等同於作者的聲音嗎？在這本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中，薩莉·魯尼本人是讚成弗朗西斯的嗎？
周嘉寧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首先魯尼是一位非常年輕的作家，而她所受的教育背景和身處的媒體氛圍中一直都不缺女性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他們也總是很容易地能夠以各種方式獲得並讚同這些理念，並在反思和鞭策中將這些理念轉變為自己的人生態度或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總是很容易預設自己的身份（比如一個女性知識份子）該樹立怎樣的態度，或者要求自己站在中產階級的對立面，對父權製有所警惕等等。因此也可以看到，這些嚴肅的議題無孔不入地充斥在弗朗西斯們的生活中，甚至不斷出現在她們作為年輕女性的日常對話裡（而這也是千禧一代的寫作者的共同點）。但是很難說薩莉·魯尼（或者弗朗西斯）作為一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真正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意味，它只是作為一種理念先行的工具，至於這種“理想”在具體實踐過程種如何開展，魯尼（或者弗朗西斯）是不知道的。
愛爾蘭作家薩莉·魯尼
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在《聊天記錄》中看到，“共產主義”和“女性主義”就像被風雨侵蝕得破碎不堪的標簽，貼附在弗朗西斯的身上，她會在生活捉襟見肘或是靠寫作得到八百英鎊之時輕易甩掉它們，甚至在內心深處呼喊出變成梅麗莎的渴望。但我們也並不能一味苛責這種搖搖晃晃的“女性主義”或者是“共產主義”，因為不能很好地彌補理念和現實的斷層並非只是弗朗西斯沒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周嘉寧認為，魯尼並不完全讚成弗朗西斯的觀點不無道理，不然她也不會大膽地對弗朗西斯進行剖白，將她的脆弱和自欺欺人暴露得一覽無余。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到弗朗西斯漫長成長歲月中的孤僻與痛苦——她給女生抄作業只是為了被認可，她在缺乏朋友的時候自我安慰是自己的聰明讓她曲高和寡，她試圖變得堅強和獨立，假裝自己和博比一樣迷人，卻一次又一次地備受冷落。
在一個仍然需要足夠“美、有錢、有愛”才能獲得成功或是幸福的異性戀主導的父權製社會中，我們似乎很難苛責弗朗西斯的這種猶疑和搖擺不定。如周嘉寧所說，千禧一代比起上一輩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呼喊“平權”“平等”“自由”的聲音中長大，他們缺乏的並不是關於性別、階級議題的反思能力，而是在具有這些理念之後怎麽辦的問題。
但至於薩莉·魯尼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貫徹這些理念，能否對階級、性別等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將理念和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而非是懸浮在日常生活之上，周嘉寧表示，她期待能在魯尼即將出版的第三本小說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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