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證券2月28日訊，不久前，日本爆出震驚全球商界的消息，日產雷諾雙料董事長戈恩（Carlos Ghosn）在東京未出機場就被日本檢方逮捕，一場大戲就此拉開序幕。伴隨事情的進展和報導的增多，故事的細節不斷披露出來，商界大亨的窮奢極欲橋段已經足夠驚人，而幕後日產內部的暗戰更加令人瞠目結舌，難怪有人說這簡直是一場現代版宮廷政變。那麽，關於戈恩和日產，到底都發生了些什麽？《彭博商業周刊》近期以封面報導的形式進行了深度挖掘——
去年11月的一個早晨，東京金融區一處摩天大廈三層的禮堂裡冠蓋雲集，數百位商界人士匯聚於此，參加一次慶祝日本法國工商會（French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Japan）誕辰一百周年的慶祝研討會。在為論壇做基調講話的名流之中，就有一位公認的兩國密切關係的最佳例證——日產首席執行官西川廣人，日產與法國雷諾長達二十年的聯盟關係當中，此公正是一個樞紐性質的角色。
在講話當中，西川對這種獨特的合作關係不惜溢美之詞——雙方交叉持股，聯合生產，長期合作，一再讓懷疑者跌破眼鏡。“這一聯合使得我們得以同那些主要對手們展開競爭。”現年65歲的西川身材瘦高，臉上幾乎沒有什麽皺紋，只是兩頰有一些不明顯的色斑。他戴著一副無框眼鏡，紫色領帶配深藍色西裝，左邊領子上別著日產大寫字母標識的領花。西川一向不以言辭見長，但是這次卻罕見地對雷諾-日產所取得的成就大事鋪陳，指出他們的聯合運營節省了數以億計的資金，讓大家在電動汽車領域獲得了強大的立足點，2017年合計售出產品超過1000萬部。
只是，對於在場的商界人士而言，這樣的講話未免太過平庸，甚至讓人感到有些乏味。然而，這些人不知道，西川在講話時其實懷抱著一個驚天大秘密，一個只有極少數日產高管，以及日本司法部門的一支精英團隊——東京地方檢察院特別搜查本部才掌握的，不久後將成為爆炸性新聞的大秘密。西川講話時，一架注冊號N155AN的灣流G650客機正在飛來東京的路上，而飛機上坐著的，就是戈恩，成功運作了雷諾和日產聯合的最主要推手，他目前同時擔任著這兩家公司的董事長。不到六小時之後，戈恩將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準備面對日程繁忙的一周——他要參加董事會會議，面見重要日本官員，還要往中國一行。不過，西川已經清楚地知道，這些日程都不會兌現了。
11月19日周一，當地時間下午大約3時30分，飛機著陸，戈恩拿好了自己的護照，準備通關——自從他1999年來到日產以來，這樣的程序已經不知走了幾百遍。然而這一次不同，一群黑衣檢察官魚貫登上飛機，告知戈恩他已經因為違反日本金融法規而被捕了。戈恩一頭霧水，勃然大怒，根據兩位知情人士稱，他最初拒絕就范，要求對方告知指控的罪名和實質證據。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最終戈恩明白，對方是不會答應自己的要求的。在這些人登機一個多小時後，戈恩不得不同意和他們一起離開。
戈恩與檢察官們激辯的時分，另外一位日產董事會成員，性格陰沉、少言寡語的美國律師凱利（Greg Kelly）正坐著汽車，從東京的另外一處機場，成田機場趕往市區。他是按照日產計劃好的日程，坐著另外一架飛機來到東京的。凱利曾經是戈恩辦公室的負責人，後來升級為顧問角色，日產的計劃就是讓他幾乎和戈恩同時到東京，待他到達市中心的旅館後當場拘捕，打他個措手不及，以免他和戈恩兩人有機會彼此警告，毀滅文件，甚至逃跑。三位知情人士介紹說，不巧的是，凱利趕上了堵車。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凱利得知戈恩下場的風險也不斷增大，最終尾隨凱利的檢察官團隊果斷動手，在高速公路停車點拘捕了他。
當晚，戈恩和凱利雙雙住進了東京拘留所的單人間，此地之前還從未安置過戈恩這種級別的商界巨子。凱利不久後就得到了保釋，但是戈恩不同，兩個多月之後依然未能走出拘留所的大門，看上去幾乎已經沒有了獲釋的希望。檢方指控戈恩通過將多達8000萬美元的薪酬不當推遲到自己的退休計劃裡，在監管文件當中隱藏了自己的真實收入，以及2008年暫時將自己的個人交易虧損計入日產的账面，犯下了更嚴重的“違背信託”。如果這些罪名最終成立，現年64歲的戈恩就將面臨長達十年的牢獄之災，而日本又是一個以高定罪率著稱的國家，該國檢察官總是自豪地宣稱他們這一指標接近100%。日產在戈恩被捕後幾乎是立即解除了他的董事長職務，並指責他還有一系列其他不當行為，這些罪狀事實上就是說戈恩把企業當成了自己的保險箱。戈恩竭盡全力地否認所有的指控，而主要罪狀是遞延薪酬的凱利也是一樣的立場。
在近年來的全球商業史上，戈恩事件可謂是最為令人瞠目結舌的變故。現在，大家已經習慣了看到在企業醜聞結束的時候，首席執行官們都可以拿著大筆遣散費“功成身退”，而且還可以輕鬆地找到新的機會，東山再起，幾乎已經忘記了這些人也是可能鋃鐺入獄的。誠然，戈恩可能是因為他觸碰了太多企業管理行為當中的紅線，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垮台絕不是看上去那麽簡單的事情，而是一系列因素的聯合作用使然。兩位高管的被捕可說是日產高層權力鬥爭的高潮戲份，這幕後都發生了些什麽早已超出了戈恩的所知。然而結果就是，除了戈恩自己的命運之外，同樣落入未知境地的還有全球最頂尖兩大車廠的合作關係，以及這位巴西-法國-黎巴嫩多重出身背景的企業巨子所篤信的原則——他堅信的21世紀資本主義依然是越來越好的理念似乎正在被國家差異所取代。
在聲明當中，日產稱“這一系列連鎖事件的起因都在於戈恩和凱利的不當行為”，公司在接到一份檢舉報告後展開了內部調查，結果發現了“數量眾多、令人信服的證據”。聲明還說，日產目前的工作焦點“就是堅決改進使得這種不當行為可能發生的管理弱點”。
直至最近，戈恩都被與外界隔絕，除了法國外交官和自己的律師誰也見不到。事實上，他被捕之後只在今年1月短暫露過一次面，在法庭聽證會上宣稱自己無罪。哪怕是戈恩最堅定的盟友，也並不完全了解他所面對的全部指控。不過，至少有一部分朋友認為，戈恩是因為他的灣流專機飛得太高，太接近太陽而受到了報應。這看上去實在太像是一場宮廷政變了。
戈恩和西川的合作關係可以追溯到2001年，當時雷諾和日產的合作已經開始了兩年——雷諾將日產從破產邊緣挽救回來，並出資53億美元收購了後者大約三分之一的股份。戈恩臨危受命，出任日產首席執行官，像當初在雷諾一樣辣手無情地削減成本，他選擇西川來領導一個新成立的辦公室，後者的職責就是協調兩家公司之間的採購。西川1977年大學畢業就加入了公司，整個職業生涯都在日產度過，後來接受彭博採訪時，他表示得知自己被挑選出來負責這樣一個重要任務時，心裡很是吃驚。日產的財務狀況已經是一團糟，因此西川的工作只能是按照法國，而非日本方面的指示行事。他開始頻繁往返於東京和巴黎之間，在雷諾的總部也保留了一間辦公室。當時，甚至有同事開玩笑說，西川接受了（法國三色旗上）藍色的輸血。
在一部汽車的製造成本當中，來自第三方的供應和零組件採購可以佔到一半以上。西川的工作就是想辦法從賣主那裡獲取到更好的條件，為此不惜切斷自己與其財閥背景之間的聯繫——這是一種獨特的日本現象，特定身份的供應商可以優先獲得合約。他優秀地完成了任務。幾位前日產高管回憶說，西川講話總是直奔主題，甚至讓人覺得唐突，風格嚴格，甚至讓人覺得苛刻，似乎除了談生意之外就不會說任何別的話，他的工作時間哪怕從日本標準看也長得令人難以接受，而且幾乎沒有什麽朋友。在他嚴格監管日產北美的運營時，他什麽多餘的地方都不去，要麽就待在自己納什維爾的辦公室或者附近的一處會議室，要麽就在當地的車間裡，這毫無疑問正是那種戈恩最願意看到的情景。
雷諾與日產的關係不斷發展，變得越來越讓人感到尷尬了。雙方開始共享設計資源，但是不少日產的前員工和現員工都透露，法國和日本團隊的合作經常是讓人很不舒服的，雙方在技術標準和各項技術的優先性等問題上經常都會發生歧見。兩家公司都堅持自己的計劃，不肯調整，結果白白浪費了潛在的合作機會，直至今天也是如此，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日產的旗艦電動汽車Leaf和雷諾對應的產品Zoe在主要部件上幾乎沒有交集。不過，無論如何，戈恩主導的財務和戰略大改造還是逐步讓日產恢復了元氣，哪怕從未到達能夠挑戰日本頭號車廠豐田的地步。
日產絕非一個輕鬆的工作場所，這家公司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而且還背負著要完成各種數字目標的壓力。一位前高管開玩笑說，自己的日產歲月總是會讓其想起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電影《糖衣陷阱》（The Firm），後者講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新人在律師事務所遭遇到了各種極端情況的故事。在日產，終極貨幣就是戈恩的信任，而西川無疑得到了它。在日產，有一小群高管被內部人揶揄為“戈恩的孩子”，而西川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再得到提拔，最終成為負責研發、製造和一系列其他任務的首席競爭官。2017年，戈恩宣布他將辭去日產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專心管理雷諾，而接任者就是西川。“西川君是我培養多年的對象。”當時戈恩如是說。
可是，西川真正上位之後，兩人之間的關係就開始變調了。西川剛剛成為首席執行官，就不得不面對一樁需要全力應對的醜聞。不利的消息泄漏出來，一些日產汽車被發現存在違規問題，而且已經持續了長達三十多年。最終，日產被迫召回了超過100萬部車輛，公司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暫停了日本的全部生產，進行了兩周的內部調查。儘管西川其實擔任首席執行官還不到一年，但還是成為了大部分批評和指責的眾矢之的，不得不像典型的日本企業家面對這種情況時那樣四處鞠躬道歉。他還自願削減了自己的薪資，使得原本與戈恩就不可同日而語的報酬越發微不足道，儘管後者其實才是真正該為這長期問題負責的那個人。戈恩不但從未正式道歉過，而且據一位知情人士稱，他還斥責西川應對批評和貫徹行動計劃太過遲緩。
在接下來的那些月份當中，戈恩開始規劃對雷諾和日產的紐帶進行大規模翻修，根據幾位知情人士透露，他的計劃可能會使得兩家公司處於同一母公司之下，甚至乾脆直接合並。（這些人和文中其他消息源一樣，因為信息過於敏感的緣故，要求隱去自己的姓名。）戈恩的邏輯是，作為一家更大的，整合更好的公司，雷諾-日產在行業向著自動駕駛等重要新技術方向轉型時就將處於更加有利的位置。與此同時，這家新公司的股票還將成為投資銀行業界所謂“交易貨幣”，即有足夠的價值，允許他們以股票形式再收購一家大車廠。雷諾的最大股東法國政府已經明確表態，希望雙方的聯盟變得更加緊密，這樣該公司就有機會成為一家全球性工業巨頭的核心。
西川卻討厭這樣的理念，他曾經在公司內部明確表示，日產最好還是保持獨立，或者哪怕結成更深度的聯盟，也該由日產一方擔任主導角色。他尤其擔心，或者說希望全力確保的，是日產的電動汽車技術不至於被雷諾這個規模較小，也利潤較低的夥伴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卸八塊。4月下旬，西川正式公開了自己的見解，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稱日產和雷諾合並“沒有好處”。
戈恩自然大為光火。知情人士稱，在東京附近的日產總部再度會面時，戈恩痛斥了繼任者，說他公然質疑自己的計劃，破壞了公司和自己本人的信譽。戈恩甚至還說，西川擔任首席執行官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事實上，這次衝突本身還不是個孤立事件——同一位消息人士披露，日產在美國長期表現一直不及競爭對手們，而戈恩批評西川該對此負責。一度，據熟悉戈恩家庭的人透露，他曾經對自己的孩子們說，西川只能乾到2018年底，解決完危機就會下台。（在公司的聲明當中，日產宣稱，那些稱戈恩和西川在從安全危機到潛在的合並再到日產的表現等一系列問題上都陷入分裂的說法都是基於“毫無事實根據的推測和留言”，還說稱西川的職位存在風險的說法是“空穴來風”。）
無論在薪酬還是權力方面，戈恩較之西川都享有巨大的優勢。他依然是日產的董事長，雷諾的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此外還擔任阿姆斯特丹一家負責監督聯盟的公司的董事長。1999年拯救日產之後，這樣的架構幾乎就從未有過變化，而且雷諾握有日產43%的股份，使其在重大決策上有充分的發言權。這也就意味著，不管西川是怎樣的想法，恐怕戈恩都有辦法讓兩家公司的深度整合進行下去。
知情人士稱，在戈恩被捕前的幾個月當中，他已經做好了安排，原本計劃最早2019年初就宣布關於新架構和領導團隊的初步計劃。戈恩在雷諾的任期2022年才會期滿，他將居於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西川則有靠邊站的危險，只能眼巴巴看著自己終生效力的公司被一家全球性綜合企業吞噬。
哪怕在那些國際性商人當中，戈恩也算是一個極端的世界主義者了。他有三國護照，操四種語言，而且在身陷囹圄之前，一年的大多數時間都要在五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分別度過。儘管漫畫家嘲諷他是“達沃斯人”，但是在大多數人印象當中，他確實是真的從內心深處確信那些總是會被這一瑞士經濟論壇宣揚的價值觀。這非常容易理解，因為戈恩自身的經歷很是特殊——他出生在遙遠的巴西西部，在貝魯特長大，在巴黎接受教育，又在東方的島國日本拯救了一家標誌性的企業而聲名鵲起，這樣一個人堅信國界不該再成為全球商業的障礙，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在正式接手日產之前，戈恩的日本經驗只限於幾次短暫的訪問。當時，日本媒體將他的到來比作是當年的黑船——一艘美國軍艦在19世紀迫使日本打開了國門，接受對外貿易。伴隨日產的工作逐漸收到成效，戈恩本人成為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那些宣稱日本無法再度參與到一個新的全球時代當中的說法是大錯特錯。同樣令他自豪的還有，中國的東風汽車和俄羅斯的伏爾加也被整合到了自己的陣營當中，成為了現代化的，有組織的零組件提供者。
戈恩在世界各地奔波的時間越長，他性格當中“達沃斯人”的部分就越是根深蒂固。2000年代早期，他接受了雷射眼角膜手術，摘掉了瓶子底一樣的眼鏡。他購買更潮流的服裝，改造自己令人不適的口音，原本稀疏的頭髮也變得濃密黑亮起來。儘管他除了日常會話所需，不肯再進一步學習日語，但是看上去，他還是成為了日本人景仰的對象，在街頭經常被路人攔住合影，政治家們也經常邀請他助陣，來讓自己顯得更現代範兒。
當然，戈恩本人也因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豐厚的報酬。他至少同時領著三份薪水——2017年，他從日產獲得大約650萬美元，從雷諾獲得840萬美元，從三菱汽車獲得200萬美元，後者是一家麻煩纏身的日本車廠，現在也成為了聯盟的一員。日產和三菱稱，戈恩還從他們在荷蘭的合資企業日產三菱BV得到了額外的890萬美元，未經兩家任何一家的批準。
戈恩拿得太多了，他的麻煩也就開始了。相對於美國的標準，日本和法國高管的薪酬要低不少。可是，戈恩總是能夠以自己好鬥的風格在關於薪資的討論中與批評意見針鋒相對，最終佔據上風。凱利是他穩定的長期盟友，總是在這一問題上支持他，還拿出一份來自權威顧問公司的表單，證明戈恩比福特或者通用汽車等美國車廠的負責人收入低得多。不過，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依照傳統，日本企業一般都會負責高管購置住宅的開銷，而為了戈恩，日產花了五次錢——巴黎、東京和阿姆斯特丹的住所也還罷了，而貝魯特和裡約熱內盧的居所只是對戈恩本人有意義，這兩處對日產幾乎全無商業價值可言。
知情人士披露，去年春季，繼任凱利為戈恩操持日常事務的納達（Hari Nada）開始質疑這些安排是否合宜。納達拒絕了《彭博商業周刊》發表評論的請求，因此也就難以準確判定他到底是為什麽開始擔心。一位熟悉這名馬來西亞出生的律師的知情人士稱，納達從1990年代就開始在日產工作，一直以來都很忠於戈恩和凱利。他和凱利是好友，兩人還和其他一些在日高級外派人員結成了一個小圈子，經常在日產總部附近的漢堡和啤酒吧Charcoal Grill Green聚會。對於戈恩的薪酬情況，納達也非常了解，而且參與到了許多問題當中。比如，他是凱利2010年創建的日產荷蘭子公司Zi-A Capital BV的三名負責人之一，這家公司兩年後出資880萬美元為戈恩購置了貝魯特的住宅，後來又花600萬美元對其進行了整修，其中兩個吊燈就花掉了7.4萬美元。
納達也非常清楚那些使得戈恩能夠在最終退休後獲得多達8000萬美元收入的文件——其中一部分與非競爭協議有關，還有一部分則是顧問費。他發現自己處於道德困境當中，於是向一位同事征求意見——他自己是否實質上是在支持不當行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該怎麽辦？這位同事回答說，看起來納達所講述的這些確實有問題，他同意幫助納達一起來梳理一番。他還去求助戈恩團隊的另外一位同事，大沼敏明來幫助自己，事情迅速發展到了內部調查的地步。
他們得知，其實日產的審計員們一年多以來就一直對Zi-A非常好奇，甚至有一次專門派人去荷蘭了解更多細節，但是沒有什麽收獲。在比較了雙方的發現之後，他們很快與審計員們展開合作，詢問公司員工，查調文件。調查想要避開戈恩的注意並不特別困難，他近期以來最多每個月來日本一次，而且日益專注於與雷諾的聯合問題，而調查並不涉及此事。
調查者們意識到，他們的一些發現可能已經構成了犯罪行為，他們谘詢了一些當時已經轉行為律師和法律顧問的前檢察官。在征得納達和大沼同意之後，這些前檢察官又將信息透露給了自己特別搜查本部的前同事們，後者於8月正式啟動了刑事調查。由於納達和大沼也都卷入了戈恩的薪資協議（大沼本人也是Zi-A負責人）之一，他們也面對著受到調查的危險。好在，日本剛剛史上第一次通過了允許辯訴協定的法規，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兩人都簽署了協議，以提供對戈恩不利的證據來換取自己的平安。
與此同時，納達、大沼和一位叫做今津英敏的審計負責人起草了一份遞交給西川的正式報告，列出了大量他們認定的不當行為。這份報告10月遞交給了西川。日產的官員們稱，在得到這份報告之前，西川對調查一無所知——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家等級森嚴的日本企業裡，納達和大沼主要是基於自己的意願將戈恩和凱利的問題舉報給檢察當局的，儘管這是一個幾乎注定要將日產推向危機的決定。
不過，若說西川是完全蒙在鼓裡，恐怕也不見得。根據兩位知情人士稱，8月間，西川曾經知會密切關注日本大企業的經濟產業省大臣，稱日產當年晚些時候可能會有大問題。在公司的聲明當中，日產稱西川8月間“全然不知”調查的存在，他只是定期與大臣溝通而已，溝通內容也包括正在進行的車輛調查，比如該公司12月還將宣布額外的召回。
不過，不管西川到底是什麽時候得到了調查的消息，他顯然沒有對自己的前導師做任何的回護。一位調查知情人士稱，西川很快就同意與檢方合作，並且直接參與策劃了逮捕自己公司董事長和另外一位董事的複雜行動。西川和納達都知道戈恩預計下一次將在11月19日來到日本，他們的團隊一直就規劃日程和戈恩保持著有規律的聯繫，以免給對方造成發生了什麽變故的印象。至於要讓凱利也同一天來日本，則是負責得多的工作了。凱利已經是半退休狀態，平時的生活一半時間在納什維爾，一半時間在佛羅裡達，而且還在準備接受椎管狹窄疼痛的手術，他原本只打算通過視頻遠程參加11月下旬的董事會會議的。不過，納達堅持要凱利本人親自到場，而且還提出了罕見的條件，允許凱利乘坐日產的私人飛機之一，而且保證讓他可以在手術之前趕回去，並有充分的時間準備。最終，凱利同意了這次日本之行。
拘捕發生後幾小時，西川就將記者召集到了日產總部，舉行了發布會，而所在的地點正是一年前他因為安全醜聞而出來擔責的房間。只不過，這次他不用再鞠躬了，相反，這次到了他揚眉吐氣的時候。“我們只能說，發現的這一事件暴露了戈恩長期統治當中黑暗的一面。”三天后，日產董事會一致投票通過，解除了戈恩董事長的職務。
如果只看外觀，不知情的人完全可能將東京拘留所誤會為醫院或者市郊辦公大樓區。這裡並沒有帶刺的鐵絲網，外面的圍牆看著就和普通足球場的圍牆一樣。沒有武裝的警衛人員慢吞吞地巡邏，而不遠處就是隔壁公寓樓的停車場。那裡停著不少的日產汽車。
人們經常會濫用“卡夫卡式”這個字眼，可是如果用它來形容日本的司法系統，卻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嫌疑人在不受到起訴的情況下，最長可以拘押23天，在受詢問期間沒有權利找律師。檢察官還有權禁止家人探望。當23天期滿後，嫌疑人完全可能因為其他的罪名再被拘押一輪，倒計時自動清零。當嫌疑人真正被起訴時，結果幾乎就已經注定了，律師的工作就只剩下指導自己的委託人以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認罪。
在進入拘留所的幾周時間裡，戈恩每天都會被詢問，而凱利則在另外一間房間做著同樣的事情。戈恩的第一項指控只是關於未能確切披露退休薪酬（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個技術細節問題，但是卻可能導致他入獄十年），得知消息後，戈恩和他的律師團最初一度以為能夠在假期季節到來前成功保釋，並且開始據此進行計劃。知情人士稱，他們進行了精心的策劃——戈恩離開拘留所後將直奔法國大使館，然後飛往巴黎，馬克龍政府已經同意監督被告，並確保他能夠回日本接受審判。
然而一切算計都落了空。在保釋聽證會還有不到一小時就開始的時候，戈恩被二度拘捕，這次的罪名是違背信託——2008年，他曾經臨時使用日產的資產負債表來為個人外匯交易合約做抵押。（凱利12月下旬假釋成功，但是在就遞延薪資問題受審前被禁止離開日本，他近期在東京附近接受了背部手術。）
儘管日產宣布戈恩有大量的不道德行為，但是真正的刑事起訴其實隻涉及外匯交易和隱匿退休薪酬的問題，而後者其實他還沒有到手。預計庭審時，他的律師們可能會聲稱，退休後的收入其實還只是建議，是談判的藍本，並未確定具體的給付額度，也沒有發生給付。由此，他們可能會得出結論，稱建議不該被視為遞延薪酬或者所得本身，戈恩自然也就沒有申報的義務。
至於第二項指控，則要複雜得多。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日產的股價和日元的匯率都陷入劇烈動蕩。日本放款商新生銀行要求戈恩為自己的對衝合約提供更多的抵押品——戈恩做這些交易是為了避免自己的薪資收入受到匯率波動的過度影響。戈恩自己的私人账戶裡沒有足夠的財產，於是他安排日產暫時接管了這些合約。晚些時候，戈恩獲得了沙特阿拉伯富商朱法利（Khaled Juffali）的信用證擔保，拿回了這些合約。作為報酬，朱法利的家族公司後來得到了1470萬美元的報酬，日產稱錢是從公司首席執行官準備金當中支出的，這是一筆由戈恩控制，幾乎不受其他人監管的資金。戈恩的代表則稱交易得到了合適的批準，而且朱法利得到報酬並不是因為幫助戈恩擺脫困境，而是因為他對公司在沙特的銷售提供了幫助——後者擁有一家連鎖汽車經紀行。
在是否準予保釋的問題上，日本的法官往往都會尊重檢察官的意見，戈恩最近的一次申請於1月22日被駁回了。看上去，戈恩十有八九將被一直關到庭審，而後者的具體時間現在還沒有確定。據了解戈恩拘押情況的知情人士稱，戈恩在被禁止在詢問時做記錄，而且他大約75平方英尺的房間裡也沒有任何書寫工具。檢方沒有義務向戈恩的辯護團隊披露都有哪些證據，因此他當然會希望記住對方都問了些什麽，以及向他出示了什麽文件等細節。只有這樣，他才能夠讓自己的律師團知道在法庭上可能需要面對些什麽。
儘管局面對戈恩很是不利，但他確實是一名非典型被告，因此，法庭屆時做出非典型判決——罪名不成立——的可能性還是不能排除的。只不過，要修複戈恩與日產的關係，單單法庭判他無罪還是遠遠不夠的。1月30日，戈恩在拘留所接受了日經的短暫採訪，稱“毫不懷疑地堅信”自己是“密謀和背叛”的犧牲品，對方就是為了反對日產與雷諾的深度整合。知情人士披露，日產的調查還在進行當中，開始涉及到戈恩與其他高管，以及全球的代理、分銷商和合作夥伴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鑒於納達自己也深度卷入了一些被作為調查目標的事件，他還在協助調查。熟悉戈恩辯護團隊的知情人士稱，戈恩被捕後，納達甚至聯繫到了戈恩的前妻，希望了解更多信息。（戈恩的前妻沒有回復《彭博商業周刊》要求發表評論的電話，日產則拒絕發表評論。）
與此同時，關於戈恩行事和花錢習慣的各種新信息還在不時出現在 日本和海外的媒體上。許多披露出來的事實儘管還不能定罪，但顯然都對戈恩很是不利。（戈恩家族的發言人拒絕對這些報導發表評論。）日產負擔了戈恩裡約熱內盧遊艇俱樂部會員的開銷，他的妹妹已經在公司領了超過十年薪水，工作是在巴西擔任語焉不詳的顧問角色。在2017年安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戈恩還曾經專門給公司法郵件，催促他們加快向自己貝魯特住宅裝修的承包商付款。他說公司動作的緩慢“令人不解”。
任何一家公司，在任何一個時間節點被暗戰和刑事訴訟所擾都不是什麽好事，但是對當下這個節點的雷諾和日產而言，麻煩尤其棘手。美國汽車銷售表現掙扎，中國銷售則在下滑，而且整個行業都在面對史無前例的巨變，必須大步向著電動和自動駕駛的方向轉型，同時還必須應對特斯拉和Alphabet旗下Waymo等新玩家的挑戰。
在新技術問題上，戈恩相對而言還算個富有遠見的鼓吹者。他堅定地支持Leaf，日產2010年推出以來，該款車型已經成為全球銷售最好的電動汽車。他的整合計劃也被認為可以使聯盟達到能夠與傳統對手和矽谷齊頭並進所需要的規模。日產、雷諾和三菱雖然各自品牌都相對較小，但是三者加在一起，就足以成為諸如大眾和豐田等超級玩家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了。當然，要結成更緊密的聯盟一直就不是個輕鬆的任務，知情人士稱，戈恩早些時候曾經嘗試對生產做整合，但是遭到了日產的堅決抵製——他們尤其反對在法國的雷諾工廠組裝日產汽車。
儘管受到了西川的公開施壓，但是雷諾依然拒絕解雇戈恩，保留了他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的職務，直至他1月23日自己辭職。雷諾宣布，他們就戈恩的薪資問題進行了內部調查，沒有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但是他們還將繼續研究戈恩及其親信的薪酬情況。戈恩被捕和被拘押，毫無疑問使得兩家公司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大了，但是至少在公開場合，雷諾和日產都保證會讓合作繼續下去。哪怕他們互相的整合並不完美，但是這種現狀畢竟也維持了二十年，要做大的改動顯然是一個可怕的任務，簡直可以看作是英國脫歐的企業版。
西川曾經說過，他會努力改進日產的管理，一旦公司穩定下來，就會考慮“交出接力棒”。與此同時，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西川還想讓日本一方在聯盟當中獲得更大的控制權。他還希望讓日產在決策時扮演更主動的角色，比如改變雷諾領導者自動成為聯盟領導者的規定。去年年底，根據了解日產計劃的知情人士稱，他們已經開始準備將兩者在中國聯合公司的超過10億美元收回總部。這是為了準備不時之需——法國政府總是滿心猜疑地要在關鍵的企業保持優勢股份，日產可能不得不冒與其正面攤牌的風險，而屆時，這筆錢就可以幫助購回雷諾手中的自家股份。（日產的官方說法則稱這種傳言是“毫無根據”的危言聳聽，他們並沒有用這些資金購回股份的想法。）
在真正走出戈恩時代，開始前進之前，日產還有自己的法律問題需要處理。公司自身也因為戈恩遞延薪酬相關問題受到了起訴，還可能面臨更大的司法風險——比如在美國，證監會已經啟動了對他們薪酬曝光問題的調查。如果後面還有更大的麻煩，恐怕西川也會被推到聚光燈下，畢竟在問題發生的整個時期內，他也是公司的高管和董事會的一員。到最後，也許日產的風波也會如戈恩的風波一樣，被歸結到一個問題上——一家老牌全球性大車廠，擁有乘群的律師和審計員，完備的管理架構，何以竟然會對自己董事長的薪酬安排一無所知？
在這些變故發生前，戈恩原本計劃在今年1月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園——達沃斯去的。在這裡，他將可以擺脫往日滿地圖飛行的節奏，在一周的時間裡讓自己的腳步慢下來，去參與小組討論，接受電視採訪，以及和其他全球遊戲的贏家對談。今年，戈恩的缺席因為法國財政部長而成為了達沃斯的焦點話題之一，後者正是在這裡接受彭博採訪時披露，戈恩已經辭去了在雷諾的職務。要不是有這段插曲，也許達沃斯就會忘掉這個人，忘掉這段關於飛得太高，無人能管會帶來怎樣的麻煩的警世通言。
雖然戈恩的很多時間都在3萬英尺高空上度過，但是依然堅信凱利和其他人能夠幫他落實自己豐厚的薪酬包袱的細節。戈恩根本沒有發覺，自己一些最親密的同僚正在日本設計逮捕他的陷阱。時不時的，戈恩在日產的收入就會相當於其他全部董事總和的兩倍還多，這還沒有算上他在其他公司的薪水和五處住宅。也許，正如戈恩的辯護團隊所說，這些是他獲得企業成功之後應得的戰利品。然而，日產和檢方卻說，他同時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邊界。不管怎樣，他都是將自己樹成了活靶子。
戈恩迄今為止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是1月8日，出現在東京地方法院的審訊室裡。幾天之前，他的律師們採用了一種法庭策略，迫使法官站出來判定他持續受到拘押的正當性 ，這種策略其實極少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可以讓戈恩得到在法庭上講話的機會。庭審素描圖和記錄顯示，戈恩站在一個金黃色的木台子後面，穿著神色西裝，白色襯衫上面的紐扣松開著，腳上則是拘留所薄薄的塑料拖鞋。他的雙手被手銬固定在身前，腰部被看守以寬鬆的繩索綁著——這是囚犯出現在日本法庭上的標準格式。戈恩比以前瘦削了，髮根部透出了明顯的灰白色。
“我投入了自己生命當中的整整二十年來複興日產，建設聯盟。我日日夜夜為了這些目標努力工作，無論身在陸地還是空中。”戈恩在讀完了一系列對指控罪名的書面反駁之後表示，“我幾十年的職業生涯當中一直立身正直，從未受到過行為不當的指控。對我的控告是錯誤的，對我的拘押是不公正的。”
戈恩講了10分鐘的話。之後不久，身著藍色制服的看守就將他帶出了法庭，經過漫長的車程，回到了拘留所的監房。（費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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