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中的時代：評《張瓊與埃瑪·宗茲》

天有際，思無涯。

本文原刊《天涯》2007年第5期

《天涯》2019年第4期上戴冰《張瓊與埃瑪·宗茲》自發表以來，引起不少讀者和研究者的關注。今天刊發一篇讀者評論，與大家分享。

戴冰話劇《技術問題》劇照，圖片中的女主角真的就是小說中＂一鳶＂劇社的藝術總監兼導演馬玲。

一個時代中的時代

——評《張瓊與埃瑪·宗茲》

羅翻文

隨著小說理論往“作者已死”、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方向發展，當代小說家更多地站在解構這邊（看，我們這個世界無處不在的廢墟），這幅壓抑的殘破景象讓我們感到那些有天才創造力的藝術家的稀缺與偉大。對此，生活在一個世紀前的本雅明呼籲回歸一種彌賽亞傳統，這讓我想起，其實在中國古代，先哲也曾給出一個浪漫的構想，一個時代中的時代，即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記》。

小說《張瓊與埃瑪·宗茲》最打動我的地方就在於此，它喚起我們對古老世界的一些記憶。

以“母親”為例，小說中共三次間接地提及母親，母親是不在場的角色，以教誨的形式出現。第一處，作者受到陌生女人的吸引，倉促進食，想起母親的囉嗦，於是想要吃得慢一點、從容一點。這是一個母親長年累月對兒子的關愛，細膩到吃飯的一種姿態，那種姿態也許長進了兒子的身體，偶爾出現差錯，兒子就很快意識到自己的變化。這是他抓住（或者說捕捉）生活那些觸動他的瞬間的源頭。心理學家阿德勒說，幸運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卻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他毫無疑問屬於前者，這才有了接下來這個或可以稱之為救贖的故事。

第二處，在即將遇見黑車女司機時的一處閑筆，“據他母親說，黃昏時分喜歡酸甜口味的人都是因為脾髒不好。”實在難以準確而直接地描述出這一處的曼妙，先讓我們看一些關於“黃昏”的互文吧。話劇《戀愛的犀牛》有一句台詞，“黃昏是我一天中視力最差的時候。”亞伯拉罕·耶霍舒亞的短篇小說《詩人繼續沉默》也寫到，“我突然明白，黃昏是他的感官最麻木最癡呆的時刻。”這些句子令人印象深刻。黃昏，一天中最美麗最溫柔的時刻，允許人們發呆，望著天邊捉摸不定的燦爛雲霞，溫柔地舔舐一些，他人或自己的傷口。黃昏賦予人類最大限度的包容與憐憫，在這方面，一天中的其他時刻，可能都不及這個時刻給人那樣的溫暖與安定。小說家用心感受並凝視過這個世界的靈動與聯繫，以上互文可以作為人類擁有同理心的佐證。“據他母親說”，則顯現出小說更豐盈的層次，這些經驗不經意間以母親的口吻講述，帶來流水一樣的底色——一種經過傳遞的，永不枯竭的事物，一種古老的傳遞經驗的方式。

第三處可以說是前兩處經驗的上升與升華，“他想起他母親說過，為了不驚嚇熟睡的人，最好的喚醒方式就是用中指和食指交替輕點兩條眉毛的正中心。於是他伸出右手，在她的眉心輕點了幾下。她果然眼皮跳動，然後緩慢地睜開了眼睛。” 這是一個具體而微、讓人感動的細節，從這個細節裡，可以看到他對他人延續了母親對自己的那種溫暖，一種出自天然和本能的尊重與愛。可以看到，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的那個人，舉手投足也在治愈別人。

在長達三萬字的小說中，單拎出這看似閑散的三段話，可與《張瓊與埃瑪·宗茲》在整體上為眾人稱道的敘事技巧、複調風格與巨大張力形成闡釋對照：它顯示出一位小說家在雕琢細節方面的才華和思力，即在一件作品的不起眼處，在陰影處，甚至在看不見的幽暗內部，經由小說家耐心而細致地打磨過，呈現出一種散發著微光的質地。事實上，由此展開了看去，全文都可見這種細枝末節的友善與智慧。

人與人之間的善意是小說家確立的交往理性。小說中隨處可見日常而隨和的聯繫，有相互的激賞，有出彩的合作，也不乏矛盾和衝突。在面對衝突時，如演員李芯的表演達不到要求，大家采取的辦法是改劇本、表演形式或動作，導演馬玲說，“我們總不能因為一點挫折就換人吧，這對一個年輕演員來說太殘忍了，甚至可能從此毀了她的專業信心。”這種並不苛責的態度，讓小說中對群體的描述不同於當下的大部分小說，因為其中並不呈現個人對外圍世界的反抗。相反，容易走向過度關注自我的英雄主義被有意消弭了，個體也因此獲得來自整個世界的力量，這一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小說的女主人公張瓊身上，她遭遇不幸，生存下來後，融入她的擁有巨大數量的同類（黑車司機）之中，如一滴水融入大海，從而避免乾涸的危險。小說呈現出一種生活的本真性，呈現人性的複雜以及微妙幽暗，深層則是永不枯竭的暗湧。在文本中，張瓊有一種類似於亞美尼亞社會集體意識深處的東西：面對巨大損失時，仍然能夠與之共舞的韌性。這韌性雖然微弱，卻顯示出人在不幸命運面前而不至於毀滅的希望。

小說的敘述者“他”與張瓊的聯繫是疏離而克制的，他的疼痛來自對他人苦難的感同身受。在疼痛面前，他獨自出去，靜靜地等待疼痛過去，張瓊也一樣，他們沉默著，獨自完成對疼痛的自我消化。他被“這麽漂亮又這麽暗淡無光”的女人觸動，引發出這從未被清晰地命名為“愛情”的情緒，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故事稱之為“救贖”，那麽救贖的方式是：外界的光照進內心，從而喚醒內心的光明。小說中的人物像宇宙裡亙古的星球，它們交換各自的光芒、重力及其他力量。作者似乎並不張揚這一救贖之舉，而是借用一種古典的行善禮節，不動聲色地解決他人的困難，消除了對象對憐憫的戒備之心，整個過程就具有了流水一樣的浸潤氣息與舒緩節奏，小說也由此獲得一種高貴的澄明。

作者在創作談中寫到，寫作過程他最關心的一件事情是如何用文字準確表達他的體驗。那麽小說作為一種對現實的觀照，實際上呈現出的是小說家的整個內部世界。一種文如其人，所謂“修辭立其誠”的古老傳統。正如瓦萊裡曾說道，在觀察事物時，藝術家的目光甚或可抵達一種近乎神秘的深度……它們的存在和價值完全源於某些和諧之音，而這些和弦的產生，則有賴於某個人的靈魂、眼睛和手的和諧統一，這種人天生就能在自己內心洞悉並提出這些問題。

可以看到，小說家性情中最深刻的智慧是友善。像羅蘭·巴特，他與現實有一種愛的關係，對他來講，寫作也一樣，然後才是風格，思想在語言中遊刃有余而不落入平庸的力量。因為重而更加地輕，他活在一個更高一點的世界——某個令人敬仰的前輩告知我，在城市裡，你要升高再升高一些，就可以感受到那頭頂的清風明月了。

在《桃花源記》中，武陵人離開時，此中人告誡說：“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遂成為秘而不宣的象徵。在我看來，小說《張瓊與埃瑪·宗茲》同樣創造出一個時代中的時代，並由於小說家本人天才的藝術、一顆溫暖澄澈的心靈，以及恰好他熱愛寫作且不吝分享，作為讀者，我們正是從這樣的文本中，汲取了自己踏上漫漫旅途之前必須凝聚的力量。

真實的生活並不會像作為文體的小說那樣，給出一個戛然而止的結局，所有的經歷都在餘生的許多時刻拷問我們。但是我相信，我們路過的天堂足以拯救我們的餘生。

羅翻文，1993年生，四川南充人，文藝學碩士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