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女性”只是壞兔子影業標簽之一，並非最終目的。“我們也不是性別主義者，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不用再說一個電影的性別是什麽，我們的電影就是探討‘人性’。”
幾天前，姚晨帶著電影《送我上青雲》劇組亮相第22屆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擔任監製，“過山車”般的創作經歷，至今回想起來仍然心有余悸。
巧的是，這一屆亞洲新人獎評委會主席是她的“老鄰居”——寧浩，兩人公司所處園區毗鄰而居，但平時各自奔波，鮮有機會碰到一起。一見面，寧浩就調侃她，“外面都傳說咱倆一塊兒開了個動物園”。所謂“動物園”，就是指“壞猴子”和“壞兔子”兩家名字相近的影業公司。
聽到這兒，姚晨有些無奈，“我得不停地解釋，我並沒有模仿你”。
壞兔子的廠標，最早在2015年就已經有了雛形。受到美國導演J·J·亞柏拉罕旗下廠牌“壞機器人”的影響，“壞”取意打破常規、靈動自由，“兔子”源於丈夫曹鬱對姚晨的昵稱，開頭那一句童趣盎然的“壞兔嘰~”，則是兒子小土豆貢獻的畫外音。
成立不到兩年，壞兔子已經有了多部代表作，包括聚焦女性生存現狀的《找到你》，展現女性自我找尋過程的《送我上青雲》。另外，還有一部講述農村女性為夫追凶17年的《桂花飄鄉》，也已經提上日程。顯然，女性題材正在成為其廠牌特色之一，未來是否會將觸角伸向更多領域，還是個未知數。
以姚晨從業二十餘年構建的個人品牌而言，壞兔子影業的創業門檻並不高，一部小成本《送我上青雲》，就吸引了許多行業中堅力量。一些常規的困難並不足以構成它成長路上可能會觸及的天花板。我們更好奇的是，作為公司的創始人，姚晨能為這個品牌注入哪些精神層面的東西？
“女版的孫悟空”的韌勁兒
虛歲40之前，姚晨似乎很少主動，因為運氣或者問題總會自動找上門來。她形容自己的人生狀態，“年輕的時候感覺還挺順，但是到後面你會不停地碰到檻兒，需要不斷地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你發現自己無意中好像還在前行。”“我是一個被命運選擇的人”，姚晨對此曾深信不疑。
2006年，一部誕生於互聯網語境下的情景喜劇——《武林外傳》風靡全國，姚晨作為主演之一迅速走紅，但卻並非以她最期待的方式。“上學的時候，我們排過《暗戀桃花源》的劇目，老師想都不用想，就會讓我去演雲之凡，沒有人想過讓我去演春花啊，連我自己也不會那麽想。”
在姚晨看來，《武林外傳》和《潛伏》帶來的成功，在本質上超出了自我認知。許知遠將其形容為，“錯位的名聲和成功”，她沒有否認。
2009年，微博時代到來。新科技引領下，平民社會興起，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下一秒被千萬人聆聽，這是屬於普通人的特別時代。姚晨身上真實、率性的一面，成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平民社會的投射，她因此獲得了整個社會的情緒，被時代的浪潮推上高台。
與此同時，姚晨意識到自己不能被標簽束住手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抵觸喜劇的”，她試圖轉型，想通過類型分明的角色扭轉自己在觀眾心目中的印象，卻始終收效甚微。
2014年，姚晨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當你被巨大的、國際性名聲籠罩其中，專業上卻又缺乏令自己滿意的代表性作品，兩種分裂帶來的拉扯，會讓你感到焦灼嗎？“焦灼。對於一個快40歲的女演員來講，當然會焦灼。”
面對發問，姚晨真誠到底，卻又顯得十分無力，“但你又知道，演員這個職業有太多的不可控性，甚至是被動的。”
命運帶來的饋贈，遠非一份名聲那樣簡單，這份名聲所包裹的連鎖反應，連她自己都想象不到。不斷有人質疑，姚晨在微博上表現出來的，那種“總想說點兒什麽”的情緒，是否有足夠的底氣。“分裂”帶來的輿論重壓全都實現了，短暫的順利過後，是“麻煩”鋪就了她的成長之路。
近十年，姚晨在演藝事業上的努力一直聽不到回響，2018年10月以前，還有觀眾拉著她的手懇切問道，“翠平，你怎麽這麽多年不演戲了？”在一些人眼中，從2008年的《潛伏》到2018年的《星空演講》，中間中國影視騰飛躍進的高光地帶，姚晨鋒芒似乎被掩蓋了。
這份比否定更尖銳的忽視，讓她一度“喪”到谷底。“不瞞你們說，我也想過改行”，在此之前人們想象不到，一貫喜氣洋洋、率性灑脫的“大姚”，也有愁眉緊鎖的時候。但好在，姚晨身上有一股怎麽也打不敗的韌勁兒，“倒了就自己彈回來”，成了她逆境中還能堅守至今的原因。
電影《送我上青雲》裡的盛男，和姚晨很像。“或許是因為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微博上，姚晨雲淡風輕地自嘲。但更重要的是，她們本質上都是“堅韌”的女性。“生來一塊頑石，被現實的困境一次次打翻在地，鼻青臉腫得頂著一頭包，繼續揮舞者她理想主義的棒。”
“如同一個女版的孫悟空”，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電影《送我上青雲》的主創交流會上，姚晨說道。
從“追隨命運”到“打破邊界”
但等待永遠無法掌握主動權，姚晨不甘心一直被選擇，她嘗試擺脫簇擁，主動站上潮頭。
在初為人母的三年裡，她收獲了對生命更為深刻的理解，同時也化被動為主動，從大公司獨立出來，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但命運的饋贈並沒有因此而終止，新生命再次降臨。連續五年生了兩個孩子，對於藝術生命本就短暫的女藝人而言，相當於錯過了事業進階的黃金五年。
2017年，姚晨重返職場，這一年她已經38歲，距離四十不惑只剩兩年。“但我怎麽覺得，自己的人生困惑卻越來越多了呢？”大數據時代來臨，焦慮傾軋各行各業，娛樂圈尤為突出，市場對作品的衡量標準從“質量”標成了“收視率”，對演員的衡量標準從“是否會演戲”變成了“是否有流量”。
姚晨發現自己好像一直處在十分尷尬的境地。流量她曾經擁有過，可彼時外界更在意她有沒有代表作；如今，豐富的生活經驗足以支撐她駕馭更複雜的角色，用姚晨自己的話來說，“到了一個演員最成熟的狀態”，但市場上適合她年齡段的作品卻越來越少。
為了解開事業上的困惑，姚晨重新啟動創業計劃，成立了新公司壞兔子影業。這一次，“我想更加主動地去創造角色”。在那幢“有漂亮的小花園、到處是綠植”的二層小洋樓裡，姚晨傾注了自己滿滿的愛與心血，到處都是她和丈夫曹鬱四處淘來的兔子手辦、兔子玩偶。
“裝點得像家一樣溫馨”，一位員工這樣評價公司的氛圍。確實，壞兔子影業對於姚晨而言，不僅僅是她事業上的一個重要坐標，更是她愛情、家庭以及成長道路上，點點滴滴的凝聚。
對於這樣一個存在，姚晨沒有寄予什麽不切實際宏願，她更希望壞兔子朝著“小而美”的方向去發展，“我們也不是說想做成一個大平台，或者什麽戲都做，什麽類型都弄。”姚晨介紹，“壞兔子的意思就是，我不受那麽多規則束縛，希望創作永遠無邊界，永葆好奇心和想象力。”
“同時，我們要勇敢，要敢於打破固有的認知和界限去做表達”。“打破”，一個聽起來被主觀能動性力量完全支配的動作。
2016年，許知遠曾以“浮萍”比喻姚晨，“你可以讓你的命運像河流上的浮萍一樣，往前漂。不知道把你帶向何方”，在他看來，這個女演員所有的成功都極大程度源於她自有的天賦——是一個對語言敏感的人。
“《武林外傳》是一種新的語言，是互聯網語言剛剛興起，那種嘲諷的、反英雄式的語言，她一下進入這個語言系統之內；然後微博也是一種新的語言，她又很快在微博中獲得了重要的位置；包括中國進入世界是一個國際性語言...”“姚晨對這樣的東西，有一種非常本能的把握能力。”
這段話一直在克制地輸出一個觀點，姚晨不是把握命運而是追隨命運的人。
但如今，這顆浮萍終於不再局限於本能，不再依靠命運的漂流，而是以一種更加主動的姿態落地生根。雖然今後的人生難免還是要經歷許多摔摔打打，但是從她學會遵從內心開始，內心的安全感就不再依賴外界的評價、給予，而是自身生命力的充盈。
未來壞兔子要做的，更多是“尋找同類”。
“到這個年齡，還是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比如“繼續積極和青年導演合作，拍一些吻合我們價值觀、審美標準的影片。”當然，除了同行者還有志趣相投的觀眾，“我們不想閉門造車，因為電影拍出來還是需要去跟別人交流和分享的”。
“在保持藝術水準的前提條件下，用通俗自然的方式和觀眾互動”，這是姚晨對壞兔子的希冀。
最大的誠實是“行勝於言”
回顧姚晨走過的路，從《武林外傳》、《潛伏》“一夜爆紅”到“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進入影響力巔峰，如今憑借《都挺好》中的蘇明玉一角，在表演實力上交出高分答卷，並成立“壞兔子影業”拿到了步入創業時代的通行證。
總有人會問，為什麽是姚晨，能夠“hold住”這一切？
“可能特別強烈的質樸，拯救了她”，許知遠評價她，而這份質樸或許就意味著誠實。半年前，有人讓姚晨談一下“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她很坦白，“輿論上遭到的批判已經多得數不過來”，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解決，“但不同的是，我的承受力越來越強了，像一個驍勇善戰的戰士”。
她引用自己喜歡的一個女搖滾樂手的話，“時間不會讓你忘記痛苦，但是時間可以幫你找到忍受痛苦的辦法”。關於這種“忍受痛苦的辦法”，或許姚晨自己沒有明確的答案，但當洪水一般洶湧的攻擊和討伐來臨時，淺意識會指引她做出選擇：誠實疏通而非圍追堵截。
“後半生最想努力做到的，是對自己的心完全誠實”，姚晨在朋友圈裡寫道。
隨著全民進入後微博時代，姚晨逐漸淡出社交網絡，她遠離了話語權中心，也遠離了浮躁搭建的圍城，終於有機會去體驗、去思考、去自省，將熱情和精力更加專注地投入到表演當中。姚晨形容自己，“像是辭去一份不太適合自己的工作”，很多時候誠實直面也意味著自由。
但只有誠實還遠遠不夠的，生活的磨礪教會她，最大的誠意是“行勝於言”。
2018年夏季，姚晨受邀參加《星空演講》第四期：女性的力量。透過那個演講，她為壞兔子摸索到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現場姚晨提出自己的困惑，“為什麽總有人問我如何兼顧事業與家庭？卻沒人問我先生同樣的問題？”一席話落地，社交網絡上反響強烈。
姚晨第一次意識到，中國女性需要表達的出口，“她們有那麽多話想說”。
同年10月份，電影《找到你》上映，生動的現實主義風格、尖銳的表現手法，以及聚焦女性社會處境的題材選擇，再次獲得市場共鳴。其中，姚晨飾演的單身母親李捷，在婚姻中進退兩難的遭遇，引發了大量討論，這讓她更堅定了要為女性發聲、做女性電影的想法。
但這樣先鋒的定位，在國內並沒有成功先例可尋，嘗試就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對此，姚晨並不在乎，“我經常吃螃蟹，還挺愛吃螃蟹”，她將壞兔子視為冒險者，“這個行業缺乏冒險精神，很多時候都是看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功了，所有人就一股腦扎下去，但他們不知道成功通常很難複製。”
這一次，在電影《送我上青雲》當中，姚晨不僅是主演、投資人還是監製，談及感想，“我更多的是把它當作一份責任，希望通過製作及創作層面，幫助更多具有女性視角的電影走進大眾視野”，但“女性”只是壞兔子影業現階段的標簽之一，並非最終目的。
“我們也不是性別主義者”，姚晨一直在強調這一點，“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也不用再說一個電影的性別是什麽，我們的電影就是探討‘人性’。”
展映當天，有人評價《送我上青雲》是一部“向死而生”的作品。這很像姚晨，她們都曾跌入谷底，又重新煥發生機。姚晨自己曾經說過，“生活就像一場科學實驗，需要在不斷試錯中調整方向”。獨立女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扁平概念，她們同樣需要時間的醞釀和生活的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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