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小說在明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明代葉盛《水東日記》 資料圖片

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思想、近代文學觀念轉變、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及文學史編撰等多重影響，白話小說於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明清小說”與“唐詩”“宋詞”“元曲”等一樣，成為世人心目中代表不同時代的主導文體。明代是白話小說發展成熟的時代，“明代文學的主導文體是白話小說”也自然坐實為人們對明代文學的一種基本認識。如新近譯為中文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肯定晚明時期詩歌重要性的同時，就明確指出“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可以被簡化為小說、戲曲史，這一事實反映了詩歌文化中心地位的喪失”(第107頁)。但是，隨著近年來明代文學研究的深入，特別是詩文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連過去幾乎沒有研究的明詞，也相繼出現了《明詞史》《明代詞學通論》《明代詞學編年史》《明代詞史》《明代詞學批評史》等專著。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上述認識也開始在反思中動搖。

客觀地說，過分強調“明代文學的主導文體是白話小說”可能會糾結於文體的不當比較，畢竟詩文、小說、戲曲等各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和創作與接受群體，不應強分主次，妄言高下。但是，如果我們把所謂“主導文體”當作一種文學史觀念與書寫體例，用以揭示白話小說在明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我以為還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與必要性的。茲略陳管見數條如下。

一、傳統詩文發展至明代，早已全面成熟，在文體內部，詩文已缺少徹底更新的機制，因此，明代中葉才會出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類的主張，不管這種複古的主張是否包含有革新的意圖，其以古典為範本的理念，終究與時代風貌有所隔膜，這也是明代中後期許多開明文人批評這種複古傾向的原因。不錯，明代詩文確實也有所發展，也出現了高啟、宋濂、歸有光、袁巨集道等重要作家，在散文領域也出現了小品文、詩歌領域出現了民歌這樣的亮點，但其亮度總體上不足與小說、戲曲的耀眼光芒抗衡。相比之下，白話小說在明代卻展現了一種逐步發展、漸入佳境的過程。明代前期，白話小說數量雖有限，但鑒於同時詩文也並無太多傳世佳作的事實，《三國演義》(此雖非純用白話寫成，但其通俗性質與白話小說相關)、《水滸傳》為此後白話小說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有一些如《西遊記平話》《六十家小說》這樣未完整保存下來的作品，也提示我們對明前中期的白話小說不可小覷。而明中後期，白話小說更是迎來了全面的豐收，湧現了《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一大批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不只在敘事方面，甚至在情感表達方面，都達到了古代文學的一個新高度，正如孫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所說的“吾國小說至明代而臻於極盛之域”。

二、明代以後，特別是明中後期，中國社會經歷著巨大的變化，而傳統詩文在題材內容與功能上基本上延續著傳統的抒情言志、交遊酬唱等，在反映社會生活的變化方面，明顯缺乏適應能力。歸有光自稱：“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歎耳！”(《與王子敬書》)這一感歎很有代表性。其實，題材的局限性不在於所謂“奇功偉烈”的缺失，而在於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時代潮流的洶湧激蕩，即使有所察覺，也難以超越固有的思維模式，比如商業發展下社會風氣的變化，站在道德立場進行批判的較多，客觀審視、深入表現的極少。因此，最能代表詩文精神追求的口號不過是“獨抒性靈”，這一口號當然有進步意義，但它無法喚起詩文作家更寬廣的人文關懷與更厚重的歷史使命感。關鍵在於，所謂“性靈”就像袁枚所說的，“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仿元遺山論詩》)，是古人早已抒寫得淋漓盡致的自我情懷。

而白話小說從本質上說，是適應新的社會生活與文化需求產生的，它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傳統詩文所沒有或不屑表現的各個階層，特別是庶民階層的原生態的生活場景，成為飛速發展的時代的動態寫照。即使是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題材，也往往能賦予人物形象以富有時代感的氣質。因此，從通過文學作品把握社會人生這一文學基本功能的角度看，白話小說也有理由受到文學史更多的關注。

三、白話小說在文學史上值得予以更多的關注，也因為它在文體上表現了更大的開放性、兼容性，可以從總體上代表文學發展的成熟。我們知道，小說在文體上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所謂“文備眾體”。明代白話小說中，也是詩、詞、曲、賦、尺牘、奏章等各種文體無所不包，它們構成了小說文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白話小說中的這些文體有時可以與它們的發展保持同步，如《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緣》就納入了唐寅等明人的詩；有時又可能具有某種實驗性，如《西遊記》中的詩歌，句式活潑，節奏明快，甚至突破了古代詩歌的形式。雖然我們不必抬高白話小說中其他文體的藝術水準，但如果說它們多少可以折射出各體文學的面貌，也不為過。

白話小說在文體上的開放性、兼容性不只是“文備眾體”，還在於它與其他文體的關係。一方面，傳統的史傳文學和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有親緣關係，白話小說往往以史傳和文言小說為本事，並與它們形成某種互文。另一方面，白話小說又對戲曲、說唱文學的題材與敘事範式有所影響。因此，白話小說實際處於各體文學的一個交匯點，通過白話小說，可以輻射各體文學，這是我們突出白話小說在文學史上主導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白話小說在文學史上值得予以更多的關注還因為白話小說在明代開始就得到了文人的認可與肯定，李開先、李贄、袁巨集道、胡應麟、謝肇淛、汪道昆等一大許可證人成為白話小說的提倡者、實踐者。李開先《詞謔》中記載：“崔後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岩、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袁巨集道還現身說法：“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先生說水滸傳》)這些文人都將《水滸傳》與《史記》等經典相提並論。在《金瓶梅》的最初讀者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批當時著名的文人，其中李開先、謝肇淛、袁巨集道、汪道昆、徐如翰(《雲合奇蹤》序者)等，都是進士，這些有功名的文人官員的加入，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小說地位的變化。

明代文人不只是一般性地肯定白話小說的價值，他們還對白話小說這一文體第一次進行了具有理論意義的探討，使得白話小說的文體自覺性獲得了新的認識，為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鋪墊。事實上，白話小說還吸引了馮夢龍、凌濛初等一批有才華的文人投身其間，從而改變了白話小說簡單的民間伎藝屬性。

值得一提的是，對白話小說給予充分肯定的文人在詩文方面也卓有成就，代表了詩文的革新力量與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對白話小說給予前所未有的推崇，雖然他們的觀點不一定代表正統文人的主流觀點，但至少可以說明白話小說在當時文人心目中已經開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了。如果我們在文學史的書寫中給予這些人以突出的位置，那麽我們有什麽理由不重視他們所提倡的白話小說？

五、白話小說在明代的傳播與接受有了極大的拓展，影響力的深度與廣度都持續提高，正在對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全覆蓋。葉盛《水東日記》卷廿一《小說戲文》屢見稱引，其中說：“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鑒，有以也。”在明代白話小說的序跋中，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小說廣泛流傳、對社會大眾產生深刻影響的說法。相對而言，傳統詩文主要還是在文人群體中小眾化自產自銷，與白話小說的傳播之廣、影響之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說文學作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的接受當中，那麽，文學史本質上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學接受史，在這一意義上，在文學史上對白話小說給予更多的關注，同樣也是理所當然的。

來源：中國文化傳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