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常年在外企工作的台灣人，為何會專注於中國大陸的知識產權保護，並利用大量閑暇時間志願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鼓與呼？
這一疑問，常年伴隨資深外企法律顧問張為安左右，對此，他的回答往往是，“看著知識產權環境的一步一步完善，我覺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義”。
生於台灣的張為安祖籍江蘇，1998年到大陸工作，先後在美國強生公司、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外企工作，現任美商L Brands Inc.董事長特別顧問。長期擔任企業法務的機會讓他接觸到大量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在中國大陸工作的經歷也讓他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十分了解。
1998年，為了在知識產權領域成為中國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張為安等外企人士創設中華反假冒聯盟，加入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後，更名為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下稱“品保委”），於2000年3月正式成立，發展至今，會員部門由初始的28家增至190多家。
作為品保委履職時間最長的主席，張為安致力於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奔走遊說，2000年至2014年期間，他曾針對完善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及執法環境，多次當面及書面向中國國務院長官提出建設性意見及建議，數次獲得國務院長官肯定。他的法律修改建議曾被寫入中國《產品品質法》、《商標法》、《專利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
1月16日下午，張為安和品保委團隊到剛剛成立不久的北京互聯網法院參觀交流，在互聯網法院一個高科技的簽名系統上，張為安留下“人性與科技的完美結合，知識產權保障的又一大進步”22字，永久保存在互聯網法院的展示系統裡。
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工作20余年的張為安，見證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日新月異。北京互聯網法院的創設，又將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添磚加瓦。1月16日，我們在互聯網法院裡對張為安進行了專訪，談了談他心中的中國知識產權變化。
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新京報：請問你和品保委團隊到互聯網法院進行哪些溝通？你認為互聯網法院為知識產權保護帶來了哪些新的機遇，對此有什麽新的期待？
張為安：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北京互聯網法院訪問，十幾、二十年前中國巨量的手機用戶數量曾經讓西方國家驚訝，如今，我們互聯網網民的數量也讓許多西方發達國家感到驚訝。隨著互聯網商務活動以及文化傳播的增加，糾紛也會逐漸增多。互聯網法院對於淨化網絡空間，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所以在互聯網法院去年9月份成立的時候，我就非常期待能夠和品保委同事一起來拜訪互聯網法院。我們來參觀後，有一點兒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看到年輕的法官使用高科技的能力以及他們的便民利民的目標確實讓我們非常敬佩。
對於互聯網中侵權尤其侵犯著作權而言，互聯網法院將發揮很大作用。侵權作品傳播速度很快，範圍也廣。如果能夠通過互聯網法院及時進行維權，對權利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保障措施。
新京報：你一直積極參政議政，對中國《產品品質保護法》、《商標法》等法律的修改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檔案據說被您保存在幾十個大箱子中，其中還包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所聽取的報告、國務院的反饋等，後來你又參與創設了品保委，作為一名外企人士，為什麽積極參與中國的知識產權工作，建言獻策？
張為安：我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我的父母親都是江蘇人，在上海結婚，因為歷史的因素他們到了台灣。我一直很想回家鄉來看看，我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回到大陸來工作。我在1998年1月1日正式回到大陸來工作，在美國強生公司總部法律顧問室工作。當時，我服務的這家公司假冒商品充斥，導致這家公司人員流失15%，銷售丟了70%，生產班次從一周21班減到5班，到最後全面停工。全球董事長給我們指示，6個月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關廠撤資。
所以當時我覺得我一定要到製假現場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麽情況。到了現場我明白了，現場有許多的蛛絲馬跡，行政執法部門因為沒有偵查權，所以像救火隊一樣疲於奔命。通過到現場第一線，我們把看到、聽到收集回來的蛛絲馬跡，經過分析，逐漸能夠鎖定目標，再把這個線索提供給警察機構，經過偵查布控，最終找出幕後操控的黑手，我把這個過程叫做找出縱火犯。再經過司法的審判，我們完善自己內部管理流程，從採購材料到產品銷售到送達消費者的手中，這個流程中有時有漏洞，把流程再補上，這個工作叫防火。
到第一線，我體會到什麽是救火、找出縱火犯以及防火，權利人流程的完善、警察機構有效的刑事偵查、行政的查處，三者並重。在一些條件比較差的地方，我看到執法人員騎著腳踏車追製假者的卡車，沒有親身經歷過那一幕你無法體會到在一些資源不足的地方，執法人員辛苦的程度。
有了現場一線的經驗，接了地氣，我才能夠在幾次向國家長官人，尤其是向吳儀副總理（時任）匯報的時候把問題說透，並提出可行的建議。她（吳儀）說品保委很好，是她的得力助手。這樣的激勵，讓我更積極地投入。2004年時，我預期我們國家一定會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因此與志同道合的品保委同事們致力於將品保委從一個反假冒商標的機構轉型成為全方位的知識產權機構。
由內而外愈發重視知識產權
新京報：你在中國大陸從事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已有20年左右，可以說見證和參與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和變化，就切身感受而言，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中哪些變化讓你印象深刻？
張為安：這20年，中國高層對知識產權保護愈發重視，這種重視並非來自於外商權利人施加的壓力，而是源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各級執法部門都積極支持權利人，權利人也不只是外資企業，還包括內資企業。所以，這種變化以及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能力建設、素質提升、運用科技的能力，都讓我感到非常佩服。
知識產權侵權已從過去單純的商標領域慢慢發展到技術領域。我看到一個很大的變化是，我們的政策制定者、高級別的官員，對知識產權保護是從中國自身發展的角度來考慮的。
法官的素質也在大幅度提升，從1998年我來大陸到現在，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提升。我講的素質提升，不單單是他們專業知識的強化，他們的國際閱歷也在增加，他們在一些國際司法研討會上，能夠有很多很高端的經驗知識分享。越來越多的外商在中國提起專利侵權的訴訟，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中國法院審理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信心是逐漸加強的。我曾經聽品保委的會員談道，他們選擇在中國起訴專利侵權的案件，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審判的時間比在母國要快得多。而且他們對於中國知識產權領域法官的專業度和信任度，都有所提升。
從中央到地方，我們（品保委）和警方的合作也非常緊密。我們和警察部經偵局有年度的論壇，在論壇上，我們分享國際經驗，他們（警察部）也告訴我們最新的舉措。我們還通過警察部和地方警察簽訂合作備忘錄，深化雙方在地方上的合作。品保委與海關也有非常緊密的合作。此外，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與製售偽劣商品長官小組辦公室定期與品保委交流，協調解決實際問題，這也是在任何一個國家見不到的。
新京報：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不僅建立起符合國際通行規則、門類較為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加入幾乎所有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儼然成為一個知識產權大國。你曾長年在外企工作，這些年，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在國際上留下的是什麽印象？是否和我們對自身的認知相同？
張為安：我覺得我們國家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國外的主流媒體可能未必知道，未必報導。但是我們品保委是一個國際社會的橋梁，我們講真話，做得不好的、有待改進的，我們從來不怯於向我們的政府長官反映。政府做得好的，我們也絕對不吝於在國際場合公開宣傳。
絕大多數的企業，甚至外國的官員，他們關注的還是知識產權保護的真實情況。所以這也是為什麽品保委的同事越來越多地出席國際場合，他們希望把他們看到的、聽到的，到國際場合來說。有時候，對於我們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尚不足之處，他們也必須坦白地告訴公司的同事，坦白地告訴我們中方的官員。過去，中方官員可能覺得你怎麽老挑我們刺，現在不會了，他們也會認為我們立場是客觀公道的，根據事實講話，有問題大家就想辦法改善。
我出席的國際高層論壇研討會非常多，基本上當他們談到打擊假冒貿易，只要是和中國執法部門合作過的，對於中國海關、警方的評價都是相當不錯的。甚至於他們和一些執法部門合作過之後，他們說中方投入的人力物力遠超他們的想象。
特約記者 展彥時
編輯 張進 校對 翟永軍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