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畢業紀念刊

父親前年去世時，沒有留給我們小輩什麽貴重的東西，卻留下了一件被他視為最珍貴的寶貝，即便是“文革”期間家裡受到衝擊時，他都千方百計將它藏起來，沒有被“抄”走，那就是當年他大學畢業時的紀念刊。

這本冊子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是一名大學生記載了跨越1949年新中國成立重要經歷的畢業紀念刊。紀念刊裡，有新中國第一任大法官、時任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志讓從北京寫給畢業同學的賀信及陳望道先生寫給全體畢業學生的一封信《歡送畢業同學》和周谷城先生寫給諸位畢業同學的贈言。所以，父親生前特別看重這本紀念刊，不管到哪個崗位，甚至是受到衝擊的特殊時期，他依然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這本紀念刊，直到病重已經很難說話時，仍念念不忘要我好好珍藏。

父親195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文學院工商管理系。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急需一大批高校畢業生，投入到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父親就是在這一時刻走出校園，踏上了工作崗位。

那時複旦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的學生非常“吃香”。因為那時企業管理層裡真正學過企業管理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經過雙向選擇，父親到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成為該企業成立後第一位複旦工商管理系科班出身的管理人員。

由於各種原因，父親離開校園後，六十多年一直沒回過複旦大學。晚年他的最大願望，就是再回一次複旦校園，看看學校的變化，尋找當年他就讀時教學樓、運動場。然而，由於父親晚年身體健康時，要照顧患病的母親，他的願望被一拖再拖。母親去世後，父親自己卻也行動不便了，我雖然幾次嘗試著推輪椅送父親出門，都沒有成功，直到父親去世，他都未能如願，這成了他一生的遺憾，也成了我們小輩最大的遺憾。

今年夏天，學生放暑假，複旦校園人不多，我便帶著父親的紀念刊去代他完成未竟的遺願。父親畢業時邯鄲路上的複旦大學校門已不複存在了，但走進校園，以老校長李登輝命名的登輝堂（現名相輝堂）依然還在，父親生前告訴我，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他和同學們還在登輝堂裡聚會慶祝，有的同學還激情上台演講，隨後，大家走出校園，舉著紅旗向上海市中心方向遊行，慶祝新中國的成立。當年的校鍾和複旦校園裡的小橋流水及當時的體育館、寒冰館、工人俱樂部原址也沒有找到蹤影。是啊，70年了，複旦校園也有了新面貌。

一本畢業紀念刊，承載了父親當年求學時的許多回憶，也見證了新中國教育事業在黨的領導下翻天覆地的變化。（龍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