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放童：宋代文人如何選一方佳硯

章放童

宋代文人與硯朝夕相親，在硯台的使用與賞玩過程中，必然會將用硯的體會、對硯的評騭、愛硯的心緒和藏硯的感慨流露筆端，或吟詩寫銘，或作文議論，從而留下與之相關的著述。總的來說，這些觀察記錄和批評議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適用為本

宋代文人繼承了中國自先秦以來對造物藝術必須“致用利人”的基本原則，首先強調硯台的實用功能。

硯學家米芾在《硯史》的“用品”條中，就明確指出：“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米芾認為，器物以其能夠使用作為主要功能，硯亦如此。因此其能否發墨是最重要的，至於它的顏色如何，是次要的；造型怎樣、製作精粗，更是次要的。石硯雖有天然紋飾，但對於使用是沒有什麽價值的。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同時也是一位書法家。蘇軾說他的書法有“無法之法”，黃庭堅評價他：“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而王安石在《臨川先生文集》中亦持與米芾同樣的觀點:“所謂文者，務必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他強調“以適用為本”，否則就不成其為器，其次要以刻鏤繪畫作為它的裝飾。

如果說米芾、王安石是從理論上提出“適用為本”的觀點，那麽歐陽修的《古瓦硯》詩，則是以形象的描寫，說明了硯台實用的重要性：“磚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賤，當用價難攀。”

宋澄泥海棠池平底大硯

秉持“適用為本”的觀念，宋代文人對不適用的硯台，提出了批評。如米芾在《硯史·樣品》中就對嘉祐末出現的心凸硯、墨池如鬥的硯批評道：“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粗，心甚凸，意求渾厚，而天氣益不古。純鬥，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筆則非便也。”米芾批評的有兩種硯：其一，硯心高凸的。缺點在於“援筆則非便”，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不便作書；其二，墨池如鬥的“端樣”硯。因鬥池勒深，“滯墨難滌”，不便清洗硯台。

對於凸心硯，蘇軾也有微詞。一次，他路過泗州，收到了好友唐詢托人轉贈的一枚端硯，亦為凸心硯。他在《書唐林夫惠硯》中就寫下了自己的看法：“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不過，蘇軾是從凸心硯“磨墨不甚便”的角度評論的。

而黃庭堅評騭的是“內外壁立”的深池硯。他在《金岩石研說》中寫道：“初，石工不善作墨池，內外壁立，出墨瀋難，又常沮洳敗墨。元符三年二月，嘉州李堯辨為予琢兩石，壁皆陵夷，乃便是。”萬州製作金岩石硯的石工不擅長刻墨池，常作“內外壁立”的深池硯，致使墨汁不宜掭淨，敗墨堆積。後來名工李堯辨將墨池邊的角度改平，才方便使用了。

黃庭堅對不適用的硯台的批評並非孤例，又見他對朋友敦禮秘校惠贈的一方砧硯的評論：“惠示砧硯，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難得墨瀋，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器也。”有鑒於此，這方硯他不想要，表示“少留此，銘其臀，乃遣迴”。寧可倒貼一紙《砧硯銘》，也不要。

滑而發墨

這是宋代文人總結出來的對佳硯的評判標準。蘇東坡《書硯贈段璵》雲:“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余事也。”《付過二首·二》又雲:“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這兩句話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即好的硯既要發墨，又要平滑而不費筆，二德相兼。就像蘇東坡在作孔毅甫硯銘時所說的名言那樣:“澀不留筆，滑不拒墨。”

宋端石橢圓池四直抄手硯

然而要達到二德兼具，非常困難。“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退墨”（見蘇軾《書硯贈段璵》）。“硯之發墨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見蘇軾《書硯》）。類似的話，另一位硯評家蔡襄在《洮河石研銘》也說過：“嘗考前人論硯之優劣詳矣，不費筆，即退墨，二德難兼。”

同意這一標準的不乏其人。如黃庭堅《任叔儉研銘》中就有句：“縝栗密致，其宜墨而不敗筆也。”南宋著名詞人張孝祥，以能書知名。他在《賦沈商卿硯》詩中也言：“眼明見此超萬石，色如馬肝涵玉質。白圭之玷尚可磨，澀不拒筆滑留墨。”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那麽在宋代文人眼中，怎樣的硯才稱得上是“滑而發墨”的良器呢？

歐陽修《硯譜》有記載：“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北岩，端溪下岩北壁石也。龍尾之深溪，即龍尾水心石。

蔡襄《文房四說》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芒，惟膩理者特佳。”有芒，則發墨；瑩潤、膩理，則不費筆。故為“物之奇者”。其代表為“硯，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綠紺如玉石，二物入用，余不足道也”。

米芾則推崇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岩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鑒光，而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其次，為溫州華岩尼寺岩石，“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比方城差慢，難嶄而易磨。”其揚方城、溫岩而貶端溪下岩的原委，是前兩者更發墨。“方城、溫岩十磨，此石（指端溪下岩）三十磨方相及。”

蘇軾讚賞的佳硯，除了“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的孔毅甫龍尾硯外，尚有自己收藏的“溫潤如玉，殺墨如風”的唐許敬宗端溪紫石硯（見《書許敬宗硯二首之二》），“仆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的曇秀蓄龍尾石硯（見《書曇秀龍尾硯》）和“甚能克墨而宜筆”之陸道士蓄唐硯（見《書陸道士鏡硯》）。後者因“色正青，背有卻月金文”，應該也為龍尾硯。蘇公眼中“克墨而宜筆”的佳硯，大抵亦是端石、龍尾石硯中的上品。

宋黑龍尾石馬蹄樣硯

南宋撰寫《洞天清錄》的趙希鵠，《在洞天清錄·古硯辨》裡則力推端溪下岩舊坑漆黑、青花二品，“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礱”，及歙溪龍尾舊坑，“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不過他認為“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岩則直如鏊盤塌蠟矣”。此外，尚有洮河綠石“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

佳硯如玉

宋代文人常將佳硯比作玉。這在他們的詩文中比比皆是。

蔡襄在《文房四說》雲：“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何薳在《春渚記聞》言：“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鬥樣，溫潤如玉。”李綱在《端石硯》中詠：“端溪出硯材，最貴下岩石。……溫然一片玉，秀潤滿尺宅。”范成大在《次韻陳季陵寺丞求歙石眉子硯》中吟：“金星熒熒眉子綠，婺源琢石如琢玉。”中國文人歷來對玉迷戀和崇尚。這不僅因為玉具有溫潤細膩的質地、晶瑩的光澤、多彩的色澤與紋理、極富天然的美感，更由於在文人眼裡的玉，是文化的玉、道德的玉。他們“抽繹出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從而將玉演繹為君子的德行與人格。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中，就有不少關於玉與君子的比喻，如“言念君子，溫如其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貢關於“君子貴玉”的問題時說：“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他提出了玉有十一德之說：“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垂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其後，管子提出了玉有九德，荀子精簡為玉有七德，東漢許慎進一步概括為玉有五德。儘管表述各有不同，但都是將玉的質地、透明度、色澤、聲音及物理性能，附會儒家的思想道德觀念，以玉德規範君子的行為舉止，修身養性。

在宋人詩文中，有將硯比作玉質的。“玉質純蒼理致精，鋒芒都盡墨無聲”，這是蔡襄詠歙硯的名句。“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這是范成大對龍尾刷絲石的讚語。有將硯比作玉聲的。“叩之鏗然，如玉如金”，語出黃庭堅的《歐陽元老研銘》。有將硯比作玉色的。“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此蘇軾對龍尾黻硯的描繪。“即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為二硯”，乃何薳對丁晉公石子硯的敘述。當然也有將硯比作玉德的。“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蘇東坡對龍尾硯之歌詠不遺余力。“縝栗密致，其宜墨而不敗筆也。叩之鏗爾，手之所及，如雲生礎，其有玉德也”，黃山谷對美硯之稱讚青眼有加。以上這些都是明比，還有暗喻的。蘇軾《龍尾硯歌》：“溫潤而澤，故不敗筆。縝密以栗，故不涸墨。”系引用孔子玉有十一德說中語，“白圭之玷尚可磨，澀不拒筆滑留墨”，其前一句則用《詩經》之典。

宋洮石抄手硯

宋代文人將佳硯比作玉，固然在於好的硯其質地、色澤、聲音如同玉一般，且符合“滑而發墨”的標準；更重要的是他們賦予佳硯“玉德”，象玉那樣，具有仁、義、知、勇、潔等儒家的思想道德，從而在用硯、愛硯、藏硯、評硯的過程中，以佳硯的“德”來規範自己的言行，努力使自己成為正人君子。

從審美的角度講，佳硯如玉般的質地、色澤、聲音等，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美，符合宋人提倡的“平淡美”的審美理想與審美標準。而這正是中國古代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正如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說的那樣：“中國向來把‘玉’作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美。可以說，一切藝術的美，以至於人格的美，都趨向於玉的美——內部有光采，但是含蓄的光采，這種光采是極絢爛，又極平淡。”所以，在宋代文人看來，如玉的佳硯，是“平淡美”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