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15日正午，由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即“玉音放送”通過電波傳遍整個日本，乃至整個世界。當天，日本各大報紙全文刊發了《終戰詔書》。
作者：馮瑋，複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發表《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簡稱《終戰詔書》），宣布接受《美英中三國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簡稱《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會議
當時，天皇“一言九鼎”。在東京審判結束後的記者會上，澳大利亞籍審判長威廉·衛勃有句話，為此做了詮釋：“天皇的權威在終結戰爭時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證明。”
確實，日本投降，是天皇在禦前會議上的兩次“聖斷”的結果。如果日本繼續負隅頑抗，盟軍將實施分別在九州和本州登陸的“奧利匹克行動” （Operation Olympic）和“王冠行動”（Operation Coronet），會導致無數生靈塗炭。
那麽，是否可以認為天皇的“聖斷”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威廉·衛勃緊接著的一句話就是答案：“開戰也必然需要天皇的權威。”也就是說，天皇對這場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昭和天皇（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是日本第124代天皇，名裕仁
既然如此，為什麽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擔任東京審判首席檢察官的美國人季南，他的話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免於追究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是盟國的政治決定。”
為什麽天皇在禦前會議上的“聖斷”，對戰爭的發生和終止，乃至日本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如此重大的影響？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認識這個問題，有助於認識戰前日本天皇的地位，以及日本對外戰略方針的決策機制。
從1938年1月11日確定《中國事變處理根本方針》，到1945年8月14日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在二戰期間共舉行了15次禦前會議。但必須明確，並非天皇臨席就是禦前會議。
1942年12月1日，日本最高當局舉行了“禦前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但這次會議並不屬於禦前會議。《東條內閣總理大臣機密記錄》就這次會議的性質寫道：“這次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邀請天皇臨席是因為內容重要。但是，尚未重要到必須舉行禦前會議的程度。”這次會議只是和每次樞密院會議一樣，邀請天皇臨席。
那麽，為什麽要舉行“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呢？
因為，1889年2月11日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所有國務大臣均是天皇輔弼；第十一條規定，“天皇統率陸海軍”。但是，協助天皇統帥軍隊的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總長（1933年前是軍令部長），卻不是輔弼天皇的大臣。陸海軍大臣也不是由首相組閣時任命，而是分別由陸海軍推派。
因此，由於日本戰前強調“統帥權獨立”，即陸海軍首長均直接對統帥（天皇）負責，內閣不得乾預，能夠統一指揮陸海軍的只有天皇。儘管1944年8月，大本營改稱“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但“換湯不換藥”，能夠協調軍隊和政府關係的依然只有天皇。
1945年初，天皇做了一首和歌，其中有一句“風寒霜月清冷夜，為國做祈禱”。這是以時令比喻戰情。儘管日本似乎已必敗無疑，但戰還是降，日本政府和軍隊以及軍隊內部，意見很不統一。
當年7月26日，盟國方面發布了《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陸軍省軍務局卻忙於實施一項計劃：鈴木貫太郎內閣明顯想媾和。如果這樣將立即倒閣，並組建陸軍主導的新內閣，由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任首相。軍需大臣、內務大臣等關鍵職位，均由陸軍方面的人士擔任。
8月6日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以後，參謀本部依然叫囂要進行“本土決戰”，並宣稱“我們必勝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作戰課長天野正一少將還宣稱，“我們有信心燃起必勝信念，整合陸海軍主力，最大限度使用本土兵力與敵人進行決戰，粉碎敵人進攻，實現政略轉機。”
長崎市原子彈爆炸後的幸存者離開爆心地往更遠的地方避難，攝於1945年8月10日
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是主和派。8月9日早晨，松本俊一等外務省主要成員匯聚在東鄉茂德府邸開會，就“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接受戰爭”達成了共識。
首相鈴木貫太郎也是主和派。1945年4月5日，即美軍在衝繩登陸後，小磯國昭內閣總辭職，已77歲高齡的鈴木貫太郎奉敕命組閣。
鈴木貫太郎任聯合艦隊司令時的旗艦“長門”號艦長左近司政三，被任命為國務大臣。作為鈴木的好友，他表示：“毋庸置疑，在組閣的時候，鈴木首相就已經在考慮終戰的問題。”他向鈴木提出，由於強硬派佔多數，如果表決的話絕不可能通過，必須請天皇“聖斷”。
實際上，早在1943年4月，外相重光葵已經和內大臣木戶幸一達成了共識：必要時請天皇“聖斷”結束戰爭，否則有可能發生政變和內亂。
和日本陸軍幾乎清一色“主戰”不同，日本海軍頭面人物既有“主戰”的，也有“主和”的。廣島遭受原子彈攻擊後，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即表示，“我認為現在就應該結束戰爭。”
實際上，早在1945年3月，米內光政就已密令海軍省教育局長高木惣吉少將開展終戰工作。但是，軍令部卻被“主戰”的豐田副武總長和次長大西瀧治郎把持。
《波茨坦公告》發布後，海軍軍務局長保科善四郎問軍令部次長大西瀧治郎中將：“統帥部認為戰爭還有勝算嗎？如果認為沒有勝算，那麽還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結束戰爭比較明智。”大西瀧治郎回答道：“當然有勝算。”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則表示，“即便要媾和，也要首先展開本土決戰，對敵人進行沉重打擊。然後再討論媾和問題也不遲。”
“日本不是有陸軍的國家，而是有國家的陸軍。”陸軍對日本內戰外交方面一直具有決定性影響。然而，陸軍的本土作戰計劃“決號計劃”，是以“蘇聯中立”為前提的。8月9日，蘇聯宣布對日作戰，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率領遠東蘇聯紅軍從三個方面向“滿洲國”的關東軍發起猛攻後，日本陸軍的立場發生了明顯變化：從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變為提出什麽條件實現“體面媾和”。
8月9日，日本舉行“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究竟以“護持國體”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還是再附上自主撤兵和複員、自主處罰戰犯、對佔領不予保障三項條件，結果形成了首相、外相、海相主張隻提一個條件，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陸相主張提四個條件。
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與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這時，鈴木貫太郎向裕仁天皇提出：“仰聖上根據聖慮做出決斷，並以之作為會議決定。”於是，由天皇裕仁做出了“第一次聖斷”。在當天的《木戶幸一日記》中，對此有明確記載：“11時50分至翌日2時20分，在禦書房附屬室舉行了禦前會議。根據聖斷，決定以外務大臣案，即僅以確認皇室和天皇統治大權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裕仁天皇“聖斷”後，凌晨3時，內閣舉行會議，通過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議。上午10時，東鄉茂德外相向美、英、蘇、中四國發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電文：“……帝國政府注意到，昭和20年（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首腦共同決定並發表、爾後蘇聯政府簽署的對我國的公告所列舉的條款中，不包含變更天皇統治國家之大權的要求。基於這一理解，帝國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國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確無誤。切望即刻對此表示明確意向。”
8月11日下午，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美、英、蘇、中四國，對日本政府上述電文做出如下答覆：“對雖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時認為‘公告所列舉的條款中，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統治國家之大權的要求’的日本國政府的通告，茲闡述吾等之立場如下：自降伏之時起，天皇及日本國政府統治國家之權限，將受限於（subject to）為實施降伏條款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為了實施《波茨坦公告》的諸項條款，天皇當授予日本國政府及帝國大本營在降伏條款上署名並要求其獲得實施的權限。天皇當終止日本國陸、海、空軍官憲及由上述官憲指揮的任何地區的軍隊的戰鬥行為，並根據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要求，讓他們發布交出武器，實施降伏條款的有關命令。日本國政府在降伏後即指令讓俘虜及被拘押者搭乘盟國船舶，將他們送往安全地帶。日本國之最終政治形態，當按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國國民自由表明之意願決定。盟軍在《波茨坦公告》所提出的各項目的達成之前，將留駐日本國內。”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
需要強調的是，貝爾納斯之所以沒有根據日本要求“表示明確意向”，是為了保持“天皇地位未定”的“懸念”。上述複電中的“subject to”一詞，外務省譯為“受限於”，但陸軍省譯為“隸屬於”，從而引起軍方強烈不滿。
更重要的是，複電語義雖然沒有廢黜天皇製的表示，但是日本提出的“不變更天皇統治之大權”的要求，並沒有得到保障。為此， 8月13日上午，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再次舉行。但是，此次會議再次形成如8月9日會議“翻版”的“三對三”局面。於是不得不再次“仰仗聖斷”。
8月14日上午10時50分，日本最高當局舉行了戰時最後一次禦前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再次由天皇“聖斷”，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當天，日本政府致電美、英、蘇、中四國，要點如下：一、由天皇頒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詔書；二、重申為了實施《波茨坦公告》的各項條款，由天皇授予日本政府和大本營執行美英蘇中四國上述要求的權限。即幾乎重複了上述四國回電的原話。值得注意的是，該電文沒有涉及“日本國之最終政治形態”這一關鍵問題。
“第二次聖斷”後，迫水久常請川田瑞穗和安岡正篤兩位漢學家當顧問，以“第一次聖斷”的內容為基調草擬詔書。在提交閣僚會議審議並獲通過後，由全體閣僚署名上奏天皇裁決。當天，《終戰詔書》在《官報》上以“號外”的形式發表。8月14日晚11時，天皇在宮城內錄下了《終戰詔書》。8月15日正午，由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即“玉音放送”通過電波傳遍整個日本，乃至整個世界。當天，日本各大報紙全文刊發了《終戰詔書》。
日本國民收聽“玉音放送”
相關文章
馮瑋：在對美衝突中，日本帝國如何運用謊言和欺騙？
馮瑋：既然沒有勝算，日本為何對美開戰？
馮瑋：兩個條約的廢立，是如何把日本推向了對美戰略冒險的不歸路
馮瑋 | 退出國聯：
日本帝國外交的重大轉折（上）
馮瑋 | 退出國聯：
日本帝國外交的重大轉折（下）
馮瑋 | “乾犯統帥權”之爭：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里程碑（上）
馮瑋 | “乾犯統帥權”之爭：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里程碑（下）
馮瑋：1920年代日本“兵營國家”的形成（下）
馮瑋：1920年代日本“兵營國家”的形成（上）
馮瑋：日本接受“華盛頓體制”安排並非“屈從”（下）
馮瑋：日本接受“華盛頓體制”安排並非“屈從”（上）
馮瑋：日俄戰爭後至一戰爆發的日本外交是如何對中國“趁火打劫”
馮瑋：日本是如何在中國東北“安營扎寨”的？
馮瑋：日本為何能贏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卻放棄割地賠款要求？
馮瑋：日俄戰爭前的多方外交博弈
馮瑋：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對外戰略的變化和影響
馮瑋：日本明治政府覬覦朝鮮的“連環謀劃”
馮瑋：《中日修好條規》真的是一個平等條約嗎？
馮瑋：明治政府“脫殖民化”的外交算計
這裡是每天帶給你驚喜的小石頭
微信公眾號:yimeishitou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