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是個偉大的漢字，這個自帶魔力的字用途廣泛，上至廟堂下至江湖，它無處不在又無所不能，它是觸及靈魂深處的尖刀，又是拷問道德的重錘。
搞字有時候是滑稽的，它可能是搞笑，可能是搞怪，也可能惡搞。
搞字有時還會非常勵志，任何需要想方設法進步提升的領域，都可以“搞”。
股市搞一搞，搞不好可以關；新聞可以搞一搞，但不要亂搞瞎搞；咱們要想個辦法把KPI給提高。
生活裡更離不開搞，無論是搞錢還是搞錘子，我們千萬不能搞錯，不然這事真沒法搞了，萬一被你搞砸了，還得我來幫你擦屁股。當然，沒有我搞不掂的事。
搞字還時常被用到男女關係之中，以前我們管拍拖、談戀愛叫搞對象。但搞字的下流氣質也是掩飾不住的，在王小波，破鞋是不能亂搞的。亂搞，是對人的道德品質深層次的拷問。
“搞”字可以很老幹部，也可以很兒女情長。語言學家也許會辯駁，你們什麽都用“搞”未免太粗俗，太匱乏。但“搞”也很酷，翻天覆地，百無禁忌。
“搞”，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手
“搞”字，在《康熙字典》裡異形同“敲”，同“靠”。按照《說文解字》裡的解釋，它是從“攪”字分化出來的，其本義是“攪，亂也”，後來才引申出了其他意義。
關於“搞”字怎麽來的，不少說法是來源於抗戰時期，劇作家夏衍在廣西桂林主編《救亡日報》時首創了“搞”和“垮”這兩個字。
更有學者考證，“搞”字至少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比如西漢賈誼的《過秦論》裡有一句“執搞撲而鞭笞天下”，不過當時注釋是將它視為“敲”的異體字，即“短杖”之意，意義上與如今的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而真正與現代意義一致的古代文獻，至少在明清期間就出現。
《金瓶梅》裡的“剛才把毛搞淨了他才好”一句，“搞”被認為是“薅”的借字。清代光緒年間劉省三公案小說集《躋春台》裡，多次都用了“搞”——“門和窗格都搞去賣了” 、“搞的滿地是酒” 、“膽子越搞越大”……
但出現在明清小說裡，不一定是什麽好事，基本等於說這是一種粗鄙的用法，根本上不了大台面。因為同時期的萬歷皇帝實錄裡，幾百萬字一個搞都沒有。
到了現代漢語，“搞”字逐漸脫穎而出，幾乎可以說包羅萬象。
《現代漢語詞典》裡，對動詞“搞”的意思有幾種解釋：1.做；乾；從事；2.設法獲得；弄；3.整治人，使……吃苦。也就是把動詞“整”“弄”“乾”都包攬了。
然而同樣是萬能動詞，“搞”的概念意義非常豐富和複雜，慢慢從一個沒有感情的動詞演變成帶著方言、語體、感情色彩的詞語，可以延伸的意義，絕對不止以上三種：
比如“搞個計劃”。（擬訂）
“他這場病，把他身體搞壞了。”（使……變得）
“你怎麽搞得媽眼睛都紅了。”（氣得，惹得）
“這對父子還真夠難搞。”（對付）
“這點他還是搞不過我。”（趕得上，比得上）
“還要自己掏腰包搞飯吃。”（謀生）
“那就不怕他搞鬼了”（暗算）
……
通曉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等語言的季羨林老先生，對“搞”字也是服氣的。
他的《談國學》一書裡說到，當時他從歐洲回國時，途徑西貢和香港，從華僑和華人口中聽到了“搞”和“傷腦筋”這個詞，就讓他非常傷腦筋：
“‘搞’是一個極有用的字，有點像英文的do，現在我們張嘴就搞這個，搞那個。”
改革開放之後，文學作品出現“搞”字的頻率明顯更高。有學者研究統計，上世紀40年代，作家老舍百萬字巨著《四世同堂》裡的“搞”字出現了16次；到了80年代，作家路遙同樣是百萬字小說《平凡的世界》，“搞”字出現了有261次。
“搞”動詞後通常可以跟著抽象事物，有“從事”“進行”的意思。“搞”是看似簡單，但是可以雅俗共賞的詞，一種消解正兒八經的詼諧式表達方式。
比如“搞研究“”搞音樂”“搞關係”，這裡的“搞”往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一旦說做研究，做音樂，就顯得不夠隨意，缺乏雲淡風輕的精神境界。
“搞”更多的具有戀愛兩性的意思，比如上世紀50年代開始流行的“搞對象”一詞，其實不但不粗俗，更蘊含著哲學意味，談情說愛羞於啟齒，於是才有了“搞對象”，現在引申到現今流行的說法“搞姐弟戀”“搞CP”。
“搞”的生命力遠遠將其他萬能動詞甩在身後，戀愛要是用 “整”，可是分分鐘給你整出東北大碴子味兒來。
北方不懂南方的“搞”
很多北方人來到南方，最不習慣的是隨時隨地聽到“搞”。
在北方人的字典裡，“搞”就是一個包含貶義氣質的詞語。
他們不懂為什麽問“你搞什麽的”就是在問“從事什麽職業”；不懂“做學問”為什麽要說“搞學術”，不懂南方音樂圈特有的“搞搖滾”和“搞文藝”，不懂為什麽有“搞毛線”和“搞飛機”的俗話。
要知道這在南方沒別的意思，就是一種常見表達，尤其是四川、重慶、湖北和兩廣地區，無“搞”不像話，自帶生猛氣息。
比如重慶的“沒水了”就是“搞幹了”、“鴨子走進秋天——搞不贏”（形容人要規矩點，不要隨便惹事）；還有貴陽的“搞不慣、莫搞忘、搞場子”；成都的“搞不靈醒、搞啥子名堂”；武漢的“搞屎棒、搞拐了”；還有廣東地區的“搞搞震、搞掂、有無搞錯”……
“搞”作為方言用詞在現當代文學小說裡，也在影響著作家的地域氣質。南方作家寫文章，“搞”就是北方作家使用的頻率要高。
比如哈爾濱的作家遲子建8萬字的小說，“搞”字就隻出現過一次；湖北作家池莉筆下的武漢人，生活經常是“搞”來“搞”去的，15萬字的小說裡，“搞”就出現了45次。
其實具有廣泛意義的動詞，遍布大江南北——“搞、整、弄、乾”四大動詞幾乎集中了所有漢語的精華。大東北愛用“整”字，華北地區“弄”字先行，南方多數用“搞”，東南一些地方特別愛用“乾”。
這四個字在某些場合意義相近，“搞啥子”、“搞麽春”、“整啥玩意”、“弄啥咧”、“幹什麽”，基本統一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疑問句。
“搞一下”、“整一下”、“弄一下”、“乾一下”，成為了廣普撩騷話術，雖然略顯粗鄙，但這種樸素的情感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並不違和。
總體而言，“整”更加正式，甚至是能上得了大台面的，比如由“整理”引申而來的“整風”，從來沒人說搞風、弄風、乾風；在職場經常有“整人”，但“弄人”通常會想到造物，變成人生的唏噓；千萬別變成“搞人”，瞬間會低俗不少；至於“乾人”，特殊用法，語境不對。
“弄”字從“弄臣”的淵源來看，頗為輕薄之意，但如果跟死字結合，那又是另一種場景。
“我弄（neng）死你”只有狠人才說，劉華強既視感油然而生；相比而言，“我整死你”就太正式，甚至太政治了；一般而言，沒人會說“我搞死你”，搞在生死存亡關頭，力度還是差一些，但倒是有反過來說“你搞死我了”，情緒複雜，上不了台面；至於乾字，讀者自行判斷，不做解釋了。
總而言之“搞”“整”“弄”“乾”四大動詞既有相似也有區別，相比起東北的“整”，山東、河北的“弄”（neng），東南方言的“乾”，西南方言和粵方言常用的“搞”包容性更強，用處更廣泛。
你可以說搞怪、搞笑，沒人說整笑、弄怪；你可以說胡搞、亂搞，但亂整、胡整的使用地域就窄了許多，至於胡弄，胡要發四聲，則是敷衍的意思。
總之，搞字亦正亦邪的氣質，是一門大炮，老虎蚊子一起打，哪裡都有它。
北方人不懂南方的“搞”，是因為負面角色更深入人心，“搞破壞”的威力名震南北；而懂的人知道，他們不過在表達當時的動作，“搞“一下也沒別的意思。
“搞”——現代人的百搭哲學
一說到“搞”，也許你眼前會不由自主浮現出五大三粗，穿著大碼西服的油膩中年男領導形象，開會發言三句不離“搞”——
“小李啊，今年市場營收數據太差了，你這是亂搞啊，這個搞法不行啊，明年要朝這個方向搞一搞，把這個數據給搞起來。”
的確不是什麽人都能用“搞”的。
看看“搞”這個形聲字就知道了，提手旁加一個高字，高手才能“搞”起來。只有高手才能搞經濟、搞國際貿易、搞裡應外合、搞城市規劃、搞文明建設……
老舍先生曾經在《關於文學的語言問題》一文裡研究過“搞”的藝術用法：
“我寫一個長輩，看到自己的一個晚輩有出息，當了幹部回家來了，他拍著晚輩的肩說：小夥子‘搞’的不錯呀！這個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試用‘做’，用‘乾’，準保沒有用 ‘搞’字恰當親切。”
口吻就跟長輩跟後輩，上級領導跟下屬溝通方式一樣。“搞”的萬能不僅僅在於字義跨域地區，還能跨越階層，用“搞”字恰到好處地緩和了代溝，又不失階層等分。
現今我們年輕一代說“搞”，更多是消解這樣的權力差距。“搞”從來就是官民皆用、雅俗共賞的口語動詞。
尤其是到了當下，被人說“你很會搞”其實是一件好事，那代表著我們在行，被人說“你真的很搞”，同樣也是一種流行褒獎，說明我們有趣，會玩。
“搞”已經衍生成了一種小人物精神。尤其是“搞笑”和“惡搞”這兩個從粵方言進化過來的詞匯，由周星馳的無厘頭香港電影發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內地年輕一代。
“搞”在粵語這片土地上更是野蠻生長起來。“搞乜鬼”“搞咩呀”（幹什麽）“搞掂曬”（搞完了）“有乜搞作”（有什麽新主意）……這些帶“搞”的方言組詞聽起來有些粗俗，比如“惡搞”“搞怪”就帶著草根化的娛樂精神，用一種調侃現實，消解固化無聊的階層權力。
我們愛用“搞”，不是恰好就用這種粗俗的語境，來調侃打破原有的官僚和形式主義嗎？
“搞”對當下言語匱乏又懶惰的現代人，就是一種百搭哲學，什麽都可以“搞”。畢竟也就只有“搞”字，才能帶來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爽”感。
我們現在不單單說“搞”（gao），更衍生出新發音（giao），愈顯模糊抽象的變種，就愈有點魔幻朋克的意味。
就像我們聊天總會動不動就搞個表情包一樣，不用太過於細究其中的變因，“搞”的生命力，早就遠遠甩你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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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謝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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