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貶之間，說話有分寸

小時候，大多接受過謹言慎行的教育。成年之後，雖然也認可說話要講求分寸的道理，但是這分寸究竟定在哪裡，誰能說得清楚？

不久前，讀到蘇軾應約為朋友章質夫寫的堂記，居然也涉及這方面的內容。蘇軾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即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又說：“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這真是性情中人說的話，率性而發，一點點顧忌也沒有。看來蘇軾也是性靈一派的，不認同說話總要反覆權衡、思前顧後的道理。需要提醒讀者的是，朋友章質夫名其堂為“思”，蘇軾受託為堂記，有意與朋友調侃，笑謔的意思很明顯，作者姑妄言之、讀者姑妄聽之，不能隨便當真的。

細考起來，教訓沉重的是魏晉時的嵇康。他生活的時代社會動亂，人人緘口是非，連同道好友阮籍也不得不管束自己，閉口不論時事。嵇康也想學阮籍的內斂，卻依舊是“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居然用言語衝撞大將軍司馬昭眼中的大紅人鍾會，最終失去性命。名士之死本已令人扼腕，還捎帶上了他自創的琴曲《廣陵散》，優美的旋律從此成為絕唱，更讓人唏噓不已。

說批評的話，應當講究藝術，說恭維的話是不是就能夠稍稍逾矩、放縱一點呢？不然。一味溜須，也會令人側目。韓愈就是因為經不住別人的請托，被拉來為死者粉飾，從而遭人痛責的。時間過去八百年，提到韓愈，顧炎武仍不依不饒，說：“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今猶未敢許也”擲地有聲，大師的言說誰敢質疑？真是譽之所至、謗也隨之，本來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大儒，應當升入凌煙高閣的文化偉人，現在卻被顧炎武一頓痛批，灰頭土臉。

清初康熙年間名人魏象樞也有同樣的遭遇。魏氏官拜刑部尚書，位高望重，文章寫得也好。於是，求為銘狀者絡繹不絕，魏氏疲於應付、苦不堪言，在給友人的信中，發了這樣一通牢騷：“為人作墓志銘，不填事跡，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跡，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匯語及眾家刻本以應之……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志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面對家屬要求，捉筆者毫無回旋余地，只能一味地說好話；寫不出來的時候，還要翻檢古籍，從中找補些能為求志者滿意的東西。心有不甘而又萬般無奈，魏象樞便懇請那些身後不忘留名的墓中人活著時多多積德行善，好讓寫墓志者不必昧著良心、杜撰那些子虛烏有的事跡。

貶損、溢美，越界說話，過猶不及，屬於俗話所說的“瞎說”。朗朗乾坤、正大光明，豈容信口胡說者大行其道？說話是一輩子的學問，回歸孔子、踐行“中庸”之道，無疑是邁出了正確的一步。中庸也稱中和。喜怒哀樂，情動於中，便會有表達的要求，“發而中節”——說話實事求是、中規中矩，是表達的正道。當然，中庸不是“鄉願”，不置可否、諱言是非與中庸毫無關係。中國古人所謂的“執二用中”絕不是沒有個人立場、四面討好、打馬虎眼，消極被動地依違於褒貶之間。中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秉持理性、擇善而從、不走極端，有話好好說。

把握好說話的分寸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譬如，直話直說不該輕易否定，但計及分寸，則實話也得策略地說、理性地說。至於觸龍勸誡趙太后、諸葛亮舌戰群儒，說話中含著智慧、機敏，已經將說話提升到藝術的高度，要想達到這樣的境界，恐怕需要付出一輩子的努力。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作者莊錫華），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