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德寧：吧城華人公館留下了哪些重要文獻

2018年3月27日下午，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聶德寧教授受邀在廈大歷史系做了一場學術講座，題為“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及其歷史檔案文獻”。本次活動系刁培俊老師開設的“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課程系列講座之一。

全球化時代，來自歐美“文化的帝國”各個領域之滲透無處不在，這自然是萬眾矚目的主流問題；而中國如何因應東南亞諸鄰國的歷史與當下，也是國情亟需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話題。早在1955年，高教部就在《關於廈門大學發展方向的決定》中指出，廈大應以面向東南亞華僑，面向海洋為今後發展方向，因此南洋研究所於1956年應運而生。半個多世紀以來，廈門大學南洋研究處於這一領域的學術前沿，已故著名史學家韓振華先生開創的研究方向，代有英銳，聶德寧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聶教授首先介紹了何為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對吧國、吧城、吧國公堂及吧城華人公館等名詞進行歷史溯源與辨析；接著以二十多年的檔案整理與研究經歷，向我們系統介紹公館檔案九大分類和主要內容；最後簡單回顧學者們對公館檔案的利用現狀，並提示同學們進一步挖掘和研究的太空。

何為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

“吧國”是噶喇吧(Kelapa)國的簡稱，狹義是指荷屬東印度的首府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雅加達在被荷蘭人侵佔前，曾是萬丹王國(Banten)下港屬地，原名巽他·加拉巴(Sunda Kelapa)。1511年馬六甲王國被葡萄牙殖民者侵佔之後，許多穆斯林商人遷移至西爪哇的萬丹。萬丹因而在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期逐漸發展成為強盛穆斯林蘇丹國。萬丹國王派遣一位王子鎮守下港，並在該地興建王子宮殿，爪哇人稱其地為“雅加達”（Jakarta）。而Kelapa在馬來語中意為“椰子”。據清朝王大海的《海島逸志》卷六《花果錄·椰》所載：“椰名噶喇吧，吧國地多椰，華人因稱曰噶喇吧。”一直到今天，雅加達還被華人稱為“椰城”。而廣義的吧國則是指荷蘭人統治下的東印度群島，除爪哇本島大部分地區之外，還包括外島的部分地區。

“吧城”全稱巴達維亞城(Batavia)，是1619年荷蘭人佔領雅加達以後的改名，華人簡稱之為“吧城”或“巴城”。荷蘭佔領吧城之後，在廢墟之上重建了巴達維亞。營建耗時相當長，僅城池（包括五大城門：南門、東門、北門、西門、小南門）建築就差不多花了半個世紀，直到1681年城區才基本建好，到1726年前後形成規模。到18世紀，吧城城牆向東、西、南三個方向延伸0.5-1公里不等。荷蘭史學家維德（Veth）在《爪哇》一書中，將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的吧城，分為“城區”（Stad）和“鄉區”（Ommelanden），並指出鄉區的大致範圍——鄉區包括丁腳蘭（Tangerang）大區（Afdeeling）的一部分、乾冬墟（Meester Cornelis）大區的全部、茂物（Bogor）大區的大部分。

我們可以從上圖中看到，當時吧城港口中不僅有中國船隻，還有荷蘭船只和當地的船隻。在19世紀30年代被新加坡取代以前，吧城是遠東、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通商貿易口岸。在東南亞和遠東歷史上，在中國海外貿易及世界貿易史上，吧城都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吧國公堂”。公堂的設立與1740年（乾隆五年）所發生的“紅溪慘案”有關。“紅溪慘案”是指1740年10月荷蘭殖民者針對吧城華僑的大屠殺。據史料記載，有超過一萬以上的華人慘遭荷蘭人的屠殺，其中居住在吧城城內四、五千的華人被屠殺殆盡，只有大南門外還留下六位華人婦女和一個不足14歲的女孩。這一血腥的“巴達維亞大屠殺”，使得流經吧城的洪溪為鮮血染紅，因得名“紅溪慘案”。吧城華人甲必丹（管理華人事務的官員）的設立，最早可追溯1620年蘇明光（蘇鳴崗）被荷屬東印度公司任命為吧城華人甲必丹。但在紅溪慘案之後，吧城內的華人男性基本都被殺或被關押，包括原來甲必丹、雷珍蘭等華人官員，因此荷蘭殖民當局就從萬丹請來一個華人——林明光來擔任吧城華人甲必丹。林明光在1742年（“紅溪慘案”後的第三年），向荷蘭殖民當局請建甲必丹府——“吧國公堂”由此形成。據《開吧歷代史紀》載：乾隆七年（1742），吧城總督“伴熊木又買黃鑾光大厝，建甲必丹嘧喳嘮廳（公堂）”。嘧喳嘮廳是馬來文審判廳的意思。而1861年《吧公堂記》則明確說明了公堂的性質和職責：“夫曰‘公堂’何？公者，平也，公平察理；堂者，同也，同堂論事。情有真偽，事有是非，非經公堂察論，曷以標其準？”

吧城華人公館。1742年吧國公堂設立之時，地點在吧城城北靠近海關的旗竿街(Jalan Tiang Bendera)。此後，因為荷蘭統治時期吧城城區晚上要關閉城門實行宵禁，對華人做生意出入頗為不便，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發展，吧城華人居住區逐漸往城南遷移，大多數華人官員以及華人居民大都住在吧城小南門外。到19世紀初，華人官員往往不在城北的公堂辦公，而在城南自己的府第中辦公，從此公堂又稱為公館。19世紀20年代，吧城華人甲必丹高長宗向荷印當局申請在小南門鬧市區的中港仔（Jalan Tongkangan）建宅邸（公館）作為實際的辦公處。後來公堂一直租用該公館為公堂之用，直到1861年，瑪腰陳永元等人以公堂的名義與資金買下這座建築物，從此公堂與公館遂合二為一。

吧國公堂（公館）成立後，甲必丹、雷珍蘭等華人官員們每星期擇一日在公堂審理案件和商議處理華人社區的公務。由於事務日繁，到了1750 年公堂增設朱葛礁（荷蘭語 Secretaris，書記官）一職為公堂的秘書，以協助甲必丹和雷珍蘭處理日常事務，即所謂“大朱”。至 1766 年又增設一名朱葛礁為副書記官，俗稱“二朱”，自是遂有正副兩名書記負責協助處理公堂的日常事務。1837 年，吧城華人甲必丹陳永元升任瑪腰（荷蘭語Majoor，為軍隊裡的少校軍銜），總理公堂事務，於是公堂遂成為瑪腰之公署。

因此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幾個名稱的異同：①公堂、公館，是中文稱謂，指官員審理案件，召開會議和處理公務的所在；②嘧喳嘮廳，是馬來文Bicara一詞的音譯，意為議事或審判。嘧喳嘮廳，亦即議事廳或審判廳；③華人評議會，是荷蘭文Chineschen Raad van Batavia稱謂，全稱為“巴達維亞華人評議會（理事會）”。稱謂所顯示出的中西合璧色彩，同樣也顯示在其印章上。

吧國公堂（吧城華人公館）與海外華人一般的民間組織或團體有所不同，吧國公堂（公館）系由荷蘭殖民當局委任吧城華人官員以中國傳統習慣來處理華人社會內部事務的管理機構。這與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種族“隔離政策”有關。公堂所行使的司法行政職權，既包括了對華人民事案件的審理查勘，也包括了對華人婚姻進行登記注冊，以及對華人塚地、廟宇、義學、街衢（華人居住區）等民政事務的管理和維護。在某種程度上，公堂將司法、民政以及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的管理組織機構融為一體，集官府衙門、慈善公益機構和地方廟宇組織等諸多社會功能於一身。

在東南亞華僑史上，吧國公堂（吧城華人公館）不僅是歷史最為悠久的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的管理組織機構之一，而且也以其豐富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而著稱於世，這些珍貴的第一手原始檔案記錄了吧城華人社會近兩個世紀的發展歷程。

公館（公堂）檔案的分類及其主要內容

現收藏於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的公館檔案文獻，有646卷（冊）本，涵蓋的時間從1772年至1950 年。這些檔案基本上為中文文獻，少量卷本為荷蘭文和馬來文，而馬來文的文獻多為 1920 年以後的記錄。經過整理和分類的公館檔案（中文）文獻主要有以下九大類構成，共450冊。

公堂通知簿包括公堂的會議通知簿、公堂通告簿與公堂各類公文往來的掛號簿，以及華人居民的身份證、工作許可證等。

戶口簿主要包括戶口冊（1878年至1884年），新客簿（1853年至1912年）和種痘簿（1872 年至 1875 年）。

公堂清冊簿分為公堂總清簿、公堂日清簿、公堂年結冊及其它帳簿，內容涉及公堂的各種經濟往來與日常用度、職員薪金及屬下華人義塚與普通墓地的經營账目等。

金德院簿保存了吧城華人最早的佛教寺廟的檔案，由金德院題捐簿、厝稅器具簿、器具雜物簿及日清簿組成。

寺廟簿由完劫寺地租簿、安恤廟大伯公聖誕題捐簿、重修觀音亭題捐簿、以及籌建佛教總堂題捐簿組成。

文化教育簿由學校、體育、報刊、社團四個部分組成，記載了吧城六所華校1934年至1949年間的學生名冊、通訊簿，以及中華商會聯合會、吧城福建會館、廣肇會館等社團資料。

婚姻簿由成婚注冊存案簿、結婚登記簿、離婚書三大部分組成，成婚注冊存案簿份量最大，計有75冊之多；結婚登記簿由結婚申報書與結婚批準書構成，計有37冊；離婚書檔案由退回存檔的結婚證書以及離婚書與複婚書組成，計有9冊。

塚地簿由塚地分類簿、塚地綜合類簿、風水買地申報書、塚地風水買地附單以及塚地碑銘簿5個部分組成，主要內容包含了死者姓名、年齡、去世時間、墓地的大小方位、以及購買墓地和喪葬的支出費用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公堂公案簿，它由公堂案簿及公堂案牘簿兩大部分組成，為公堂審理華人民事案件的記錄以及公堂有關華人社區的重大事件的會商與決議記錄。其中中文部分共有32冊，年代跨度為1787至1920年，期間有短時期的中斷或缺漏。以馬來文記錄的公案簿共有17冊，年代為1909年至1964年。因為該部分檔案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並且涉及了華人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日後檔案整理的重點，以及學者們研究和利用的主體。

公館（公堂）檔案的整理與研究現狀

檔案的發掘。對吧城華人公館檔案文獻的研究和利用，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最先利用公館檔案進行研究的是法國著名漢學家克勞婷·蘇爾夢(Claudine Salmon)和丹尼斯·龍巴德(Denys Lombard)，他們在1970年末利用公館（公堂）《寺廟簿》的資料並結合實地調查，撰寫了有關雅加達華人宗教生活的開拓性著作《雅加達華人：寺廟與公共生活》（ Les Chinois de Jakarta : temples et vie collective，1977）而這批公館檔案得以系統性地發掘、整理和分類，為我們今天研究者所使用，則歸功於印尼華裔學者歐陽春梅女士(Myra Sidharta)，她在1991年首次撰文對殘存的公館檔案文獻的內容進行分類介紹。正是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這批殘存的公館檔案得以重新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

儘管除吧城之外，荷印殖民當局也曾先後在三寶壟、泗水等華人聚居的城市，實行過華人甲必丹製並設立華人公館。但是自20 世紀初以來，隨著時代的變遷，華人公館的司法自治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三寶壟與泗水的華人公館先後在1930 年代初被荷印政府關閉，兩地的華人公館檔案也在1933年前後下落不明。正因此，這批殘存的吧城華人公館檔案文獻才更顯得彌足珍貴。

1995年經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等多方努力，公館檔案捐贈轉移到荷蘭萊頓大學，從而得以重見天日。也正是從1995年開始，針對公館檔案的修複、分類和編目工作正式開始，由此也開始了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院）與萊頓大學長達二十多年的合作歷史。南洋研究所（院）前後有十幾位師生赴萊頓大學參與檔案的整理與研究。特別是吳鳳斌教授，在荷蘭旅居十年間，全身心投入公館檔案的分類、修複與整理工作，我們現在看這批檔案原件時，還能看到許多吳教授手寫的修補記錄。

檔案的整理。公館檔案的整理大致可分為三步：①對現存公堂檔案進行修複、分類和編目；②公堂檔案的部分文獻進行校注出版（《公案簿》）；③公堂檔案的部分文獻內容及數據進行電腦錄入並建立相應的數據庫（《婚姻簿》及《塚地簿》）。值得一提的是中荷研究人員在第二步中的合作。1999 年由包樂史教授提議，“公館檔案研究”被納入萊頓大學與廈大的校際交流框架之內。鑒於《公案簿》的中文檔案有32卷（冊）之多，字數近250萬，幾乎佔整個公館中文檔案的四分之一，是現存公館各類檔案中分量最大、記錄最有系統、保存最為完整的部分，涵蓋了從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吧城華人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及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因此兩校研究人員決定合作對《公案簿》檔案的中文文獻進行標點、校勘和注釋，並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自2002年出版第一輯以來，截至2017年已出版至第十五輯，累計整理原檔案28冊。

此外，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現已將全部的公館檔案進行掃描，並作為其特色館藏提供給廣大讀者在線閱讀。

檔案的研究現狀。以公館檔案文獻為基礎並結合有關歷史文獻資料撰述而成的吧城華人社會史專著，首推包樂史教授和吳鳳斌教授2002年出版的《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一書。

該著作以《公案簿》和《婚姻簿》中大量的具體案例，分析和揭示了18世紀末期（即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後期）吧城華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為公案簿和婚姻簿都有18世紀末期的記載，而其他檔案基本都是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的，因此該部分史料價值非常高。

第一位以公堂檔案資料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的是萊頓大學的陳萌紅博士，她在2011年以荷蘭文撰寫了《1843-1865年巴達維亞華人社會：以吧城華人公館檔案為中心的研究》（De Chinese gemeenschap van Batavia, 1843-1865. Een onderzoek naar het Kong Koan archief）。該論文探討了第一任瑪腰陳永元在位期間，吧城華人公館的組織機構、吧城華人的社會經濟活動、新客移民，以及吧城華人與當地土著及其他民族的關係等問題。2013年萊頓大學另一位博士生莫妮卡（Monique Erkelen）撰寫了博士論文：《巴達維亞華人評議會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Council of Batavia: The Loss of Authority and Prestig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ite amongst the Chinese Community, 1900-1942.）。她的創新之處在於綜合運用了馬來文和中文的公館檔案文獻，從荷蘭殖民當局和華人社會雙重視角，系統分析了20世紀初巴達維亞華人評議會所面臨的挑戰。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沈燕清博士則利用公館《公案簿》檔案資料，考察和分析19世紀鴉片包稅制度在爪哇的建立、推廣及其對華人社會及民族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其博士論文已在2013年正式出版——《荷印殖民政府鴉片稅收政策及其對爪哇華人社會的影響》。此外，廈門大學李明歡教授以吧城公館的《塚地簿》檔案資料為基礎，於2003年發表的英文論文：《從炎黃子孫到印尼大地之子》（From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o ‘Children of Indonesian Soil’ : Studying Peranakan Chinese based on the Batavia Kong Koan Archives），堪稱運用公館檔案資料探析印尼土生華人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優秀研究成果。

自2002年以來，隨著吧城公館《公案簿》檔案陸續的校注出版，為研究者從歷史學、社會學乃至法學等角度來考察和分析吧城華人社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檔案資料來源。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以《公案簿》檔案資料為中心的學術研究論文已發表了數十篇之多，至於利用《公案簿》檔案為基本資料已撰寫和答辯的碩士學位論文也有十餘篇。所以吧城公館檔案資料的史料與學術研究價值由此可見一斑，在“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方面極具潛力，大有可為。

結語

由於公館（公堂）檔案文獻時間跨度長、涉及面廣、且數量巨大，對它的全面認識和了解以至充分地利用永無止境。在現存的公堂檔案中，目前僅限於對《公案簿》、《戶口簿》、《婚姻簿》和《塚地簿》等四大類中文的檔案文獻的初步整理、考察和論述，且不夠完善和全面。至於《通知簿》、《清冊簿》、《寺廟簿》及《文化、教育簿》等其他檔案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尚未充分展開。特別是對存量較大的《清冊簿》，以及中國傳統簿記制度在海外華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相關問題，還有待於繼續加以深入細致的研究。

在過去20多年裡，廈大和萊頓兩校學者合作，整理校注了28冊《公案簿》原檔以及編纂了70余冊的《成婚注冊存案簿》。而吧國公堂檔案的中文部分有450冊，中外文檔案總數合計有646冊，還有很大部分等待學者們的發掘和利用。因此特別鼓勵年輕的學生朋友們運用尚未整理出版的公館檔案，全方位多角度進一步研究吧城華人社會的歷史變遷。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