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開始後，因首都南京的地理位置太過突兀，國民政府很早就首都遷移問題進行過探討。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更是就對陪都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當年的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決議。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關於陪都最早放眼西北，想在西北建立陪都。但當時西安洛陽所處的西北地區經濟匱乏，地方勢力派系眾多，這兩個地方又是馮玉祥閻錫山的老勢力範圍，蔣介石對這兩個地方不是很認可。
早些時間軍事學家蔣百裡就提出把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一線。“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太空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後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
蔣百裡斷言中日之戰必定是持久戰，津浦、平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佔，戰時大本營宜設於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帶。
而當時參謀次長楊傑所寫的《關於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中論述的所謂國防中心區，列舉的也只是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其中也並沒有重慶什麽事。
這五處地方近海臨滬的南京已經基本排除在外，而武漢位於華中腹地，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漢水匯流，素稱“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很高，似乎是較好選擇，但考慮日海空力量強大，極易溯江而上，並不具備能與戰爭和可能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所以又被PS掉。
西安雖是古都，但此時已經破敗多年，各方面設施不足以支撐首都所需。多數人傾向成都，但當時成都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川軍的大本營。但都認為四川是“絕對的最後的守備地帶”。
1933年春，日軍進犯長城各口，中國軍隊拚死力戰。蔣介石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上闡述了他的對日作戰方針：“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
當年夏天，內鬥頻繁的四川軍閥戰事又起，劉湘一舉擊敗叔叔劉文輝，大有統一全川之勢。於是蔣介石對西南大起關注之心，在其8月17日日記寫道：“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
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對西南的重視遠遠超過西北，產生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而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認為：“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
30年代中期，隨著形勢發展，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後方”的呼聲越來越高。而當時四川還是地方實力派說了算，以國難為名將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也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
四川自古就是一個地理特殊的地區，盆地地形造就了四川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太空，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幾乎全為層巒疊嶂的高山，川中進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條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陸路，所謂蜀道難。而四川土地肥沃，人口繁衍茂盛，號稱“天府之國”。四川的中心在成都，但重心又在其他。所以有“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之說，據四川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方稱穩固。江陵即重慶，重慶四周環山，長江和嘉陵江環繞，只有西部與陸地相連，易守難攻。
辛亥革命以後，四川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早在1921年初，蔣介石就曾向孫中山建議：“四川非導入我勢力範圍不可”。北伐期間，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但獨立自治的境況沒改變多少，經過多年角逐，最後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為川中最強者。而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公開附站在“反蔣”陣營。但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則號召重慶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禮尚往來，蔣介石支持劉湘來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就一次性饋贈其五千支步槍，子彈五百萬發。
1934年12月行政院決議改組四川省政府，由劉湘任省主席。作為“回報”，劉湘“允許”南昌行營組建參謀團，進入重慶督導“剿共”。這為中央勢力入川打下了基礎。
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不到夔門、巫峽，不知川路之險也。”
蔣介石在重慶明確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的想法。不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知難而退，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隨即掌控黔省。
在巡視雲南後，蔣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線;以洛陽、襄樊、荊(門)宜(昌)、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後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蔣介石接著又通過設立“委員長行營”、組織峨眉軍官訓練團等措施，大力整頓四川的軍事、財政和交通設施，有效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川省的影響。
伴隨南京中央勢力在四川、貴州漸漸站穩腳跟，蔣介石信心滿滿：“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並一再聲稱“只要川滇黔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複興國家”。“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回顧歷史，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後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後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重要條件。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日軍攻佔北平、天津之後，兵分三路，沿著平綏、平漢、津浦路向西、向南推進。還在戰前，南京統帥部就認為華北平原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及大兵團活動，形勢於我不利。不少人甚至還擔心日軍佔領華北後南下平漢路直搗武漢，將會重演蒙古滅南宋的歷史。
法肯豪森1935年提出的不惜人工泛濫黃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實也是從地勢角度出發，推算中原地區難以阻擋日軍。1936年初，參謀本部擬定相關國防計劃，內容非常清楚：國民政府試圖以長江一線作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駐江南部隊應集結於京滬線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滬方面之增援，並相機撲滅上海之敵勢力，一面阻止長江內敵艦之侵擾，以維持首都”。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時許，進入上海的中國軍隊在日軍首先越過對峙線的情況下，奉命發起攻勢，揭開了淞滬會戰的序幕。赴滬視察戰況的陳誠等向蔣匯報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製之。”
淞滬會戰的直接目的在於“趕敵下海”和引發英美列強干涉，結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軍兵力、“引敵南下”的戰略作用與意義。
作為蔣介石倚重的大將陳誠實則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日軍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桂系首領李宗仁則對陳誠的想法不盡認同。他認為日本缺乏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氣魄雄偉的戰略家。如果日本一開始就派遣三十個師團分途進犯，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聯繫，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流域西進夾擊，與其南下的主力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即可輕鬆佔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然後就能越秦嶺佔成都，穿三峽佔重慶，經廣西入貴陽，攻佔中國各重要城市。
現在看來李宗仁的戰略大局觀也頗值得稱道。
實則日本在戰爭初期並無使華東(華中)成為主戰場的計劃，假如沒有上海持續三個月的激烈戰鬥，日軍主力從華北快速南下武漢，其後抗日局面不可想象，在此我們應向“8-13淞滬會戰”的指戰員致意最崇高的致意。
1937年11月16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演講《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說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為三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
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明確揭示了遷都重慶的動機和意義：“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而劉湘當時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漢口萬國醫院靜養。國難當頭，身臥病床的劉湘獲悉後立刻致電林森表示：“謹率7000萬人翹首歡迎”。未料出師未捷，兩個月後劉湘突然病重不治，留下遺言，激勵所部將士“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劉湘逝世後，國民政府對其大力褒揚，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生平事跡宣付國史。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明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
自此，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歷經磨難，為取得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不屈之城”、“英雄之城”。
在抗戰勝利日之際，我們再次為抗戰做出重大犧牲的四川、重慶和全部為抗戰努力的人們致以最高的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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