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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流離的國寶:抗戰時期故宮文物之遷徙

戰事再起 精品西遷

1936年6月,南京展覽會結束後,參展的故宮文物隨即運回上海庫房。是年12月,存滬文物悉數移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

然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京滬震撼。南京分院認為,值此非常時期,應提選最精要品裝箱,遷移他處保管,以防萬一。8月12日,馬衡院長提請第二屆理事會第五次常務會議討論,“分院保存庫所儲文物,已選集最重要品,分裝七十二箱,應如何移置安全地帶”。

經理事會決議,“準遷往湖南大學保存,並於已裝定遷箱件外,再擇其較重要者,盡量裝箱遷運,並注重宋元書畫”。

遵照理事會決議,南京分院於原經裝定的72箱中,撤出面積龐大的囊匣,以騰出容量盡供文物充實之。另提選文物續裝8箱,通編“院”字號,共計80箱,包括瓷銅書畫等文物1414件,圖書7627冊,檔案1038本(包)。

1937年8月14日,是項古物圖籍80箱由招商局建國輪運離南京,溯江而上,於8月16日抵漢口。

原本已與湖北建設廳航業局商妥,擬派輪船運送湖南。因時局緊張,慮及水運遲緩,且有洞庭湖之險,遂改為陸運。8月18日,文物在武昌車站裝車,經粵漢鐵路,於19日運抵長沙,21日入存湖南大學圖書館。

80箱精要之品西遷之際,正是淞滬會戰爆發之時。

起初,因抗戰節節勝利,南京國民政府不曾預料到日軍進攻之迅速,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也認為首都南京尚屬安全,存京文物並無全部遷移的考慮,只是加強朝天宮保存庫的防空設備,加緊提選精品移存秘庫。存湘文物亦未有再西移的計劃,而是在嶽麓書院附近開鑿山洞以存古物。

淞滬失利 緊急搶運

1937年11月,淞滬戰局失利,上海被日軍佔領,南京局勢危急。南京分院接到行政院命令,緊急疏散存南京全部文物。

正在長沙視察的馬衡院長接到電報後,即乘坐飛機回南京主持工作。

當時,水陸交通異常擁塞,可供運輸的交通工具也征發無遺。幾經交涉,由招商局江安輪辟出一部分空間,裝載故宮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兩處文物4081箱,於11月16日晚駛離南京,移運漢口平和洋行倉庫。

11月20日,國民政府即正式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軍需運輸更加繁忙迫切,國營輪船公司已無法調撥船隻用以運輸文物。南京分院只得派人四處設法,冀圖賡續營運。與外商輪船公司接洽,力盡智窮,然毫無結果。與軍事運輸機關交涉,搜羅船隻,亦卒無要領。

及至11月23日,得張群、錢大鈞、朱家驊、杭立武等人協助,責成津浦線區鐵路司令部撥出3列火車,並租定英商太古公司黃埔、溫州、吳淞等輪,準備將全部文物運離南京。

然而,一切尚未完全就緒,日軍於1937年12月1日發布《大陸命令第八號》,南京保衛戰打響。7287箱文物分三批裝運專列,經首都鐵路輪渡,沿津浦線北上,由徐州轉隴海線西行。由於緊急搶運,儲藏地點及臨時庫房未及事先勘察。

首批文物2538箱運出之後,馬衡一面函請西安行營予以協助關照,一面緊急調派當時尚在湖南長沙的那志良先生趕赴鄭州迎候文物專列,並隨車赴西安尋找庫房。原本,馬衡計劃聯絡武功大學校舍作為文物庫房。但文物車抵達西安時,西安行營已經選定寶雞縣城城隍廟和關帝廟作為臨時庫房。於是文物列車繼續西行,於12月3日安抵寶雞。第二批2996箱和第三批1753箱則分別於12月4日、8日運抵寶雞。

與此同時,5250箱文物亦由太古公司黃埔輪裝載,於12月3日駛離南京,仍溯江而上,運往漢口暫存。

水陸兩路文物緊急撤離後,南京局勢日漸嚴峻。日軍對連結南北交通的首都鐵路輪渡進行了大轟炸,並沿著長江兩岸轟炸進出南京的交通要道。此時,下關江邊碼頭尚停放著2954箱文物,等待預訂好的太古公司的溫州輪和吳淞輪來接運。由於日軍轟炸激烈,難民擁擠在碼頭,輪船不願冒險靠岸。南京分院留守人員只得將文物運回保存庫,等待最後的機會。

及至12月5日,南京城內秩序更加紊亂,文物運離的機會已是渺茫。12月7日,南京分院留守人員將所有文物集中秘庫,並會同南京憲警封鎖庫房,其他房屋及庫中工作室,供各軍及憲兵醫院駐扎部隊使用。

萬裡間關 輾轉遷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西迫,漢口面臨轟炸的危險。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商議決定,存放漢口文物以宜昌為轉運站站遷運重慶。1937年12月24日至1938年1月6日,存漢口的文物由怡和公司的江和、寶和兩輪船及太古公司一鐵駁船先後運抵宜昌。當時正值冬季,長江上游水枯,宜昌至重慶間水陸交通須等待水漲才能通航。

自1938年1月9日起,經停宜昌的文物再由民生、怡和及太古公司船隻載運,分19批陸續轉運入渝,至5月22日結束。首批遷渝文物存儲於重慶朝天門附近的川康銀行倉庫。因倉庫空間不敷應用,重慶市政府飭令銀行業同業公會主席康心如,找尋堅固的鋼骨洋灰倉庫租與故宮博物院,以備存儲文物之用。後經多方找尋和協商,陸續租借臨江門合記堆棧、玄壇廟安達生洋行以及王家沱吉利洋行。

1937年11月24日,長沙火車北站遭遇日軍轟炸,存湘文物經決定緊急轉運貴陽。由於長沙至貴陽必經的湘西一帶,時有土匪出沒,文物先繞道廣西桂林,然後西行入貴州境。當時車輛征租十分困難,80箱文物分兩批裝運。

首批36箱於1938年1月12日運離長沙,15日到達廣西六寨,27日易車前行,31日到達貴陽。次批44箱於1938年1月24日運離長沙,29日到達廣西六寨,2月5日易車前行,10日到達貴陽。兩批文物運抵貴陽後,由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吳鼎昌安排,暫存於城北官邸毛公館。

寶雞是隴海鐵路的終點,是由陝入川甘兩省的交通樞紐。寶雞縣城雖然不大,空襲的危險卻不小。文物存放寶雞時,西安行營便安排人員在城外開鑿山洞以備儲藏文物。1938年春,日軍駐扎風陵渡,與潼關的國民軍對峙,軍事形勢緊張,存寶雞文物議定轉遷漢中。

當時,寶雞至漢中的運輸極為困難,僅有一條寶漢公路相連。該段公路均為砂石路,又因修建倉促,質量較差。7000余箱文物,用汽車運送,需要300余車次。因處戰時,調派車輛是一大難題。經西安行營協調,故宮文物列入軍運之列,車輛問題尚得解決。

然而,時值初春,秦嶺山巔經常落雪,路況艱險。為了保證運輸安全,規定集中裝車,成隊開行,並盡量一天內運抵目的地。1938年2月22日,存寶雞文物開始遷運漢中。存寶雞文物剛運出10批,漢中西郊機場即於3月13日遭到日軍轟炸。漢中已然是不安全了,但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合適的存放地。除了一部分文物運存南鄭文廟外,其余疏散至褒城縣東郊張寨大廟、范氏祠堂和馬家祠堂。

秘藏山洞 安存祠廟

因漢中已有空襲威脅,1938年5月馬衡與徐森玉到成都勘察,選定東門外大慈寺為北路文物的儲藏之所。

由於車輛缺乏,只得靈活應用分征車輛、分程接運等辦法,因而文物由漢中遷往成都及至1939年春才得以開始,分三路進行轉移:一為漢中—成都全程車運,共計運送46批、298車、6051箱;二為漢中—寧羌—成都分程接運,漢中—寧羌段、寧羌—成都段分別計2批、15車、375箱;三為漢中—廣元—成都分程接運,漢中—廣元段計9批、50車、861箱,廣元—成都段計13批、54車、861箱。

1939年2月27日至6月27日,存漢中文物陸續運抵成都大慈寺,藏於大雄寶殿及藏經樓。

鑒於長沙、漢中等地皆已遭日軍空襲,為文物營建一處具備防空功能的堅固庫房成為故宮博物院的緊急要務。

1938年7月,馬衡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第三屆理事會首次大會上提出非常時期故宮文物保管計劃,重點內容有二:一是在重慶營建防空倉庫,保存不懼潮濕物品,二是到昆明找尋合適處所,保存易受潮濕物品。經理事會議討論,同意建築防空倉庫,並決議易受潮濕物品運存昆明,不易受潮濕物品暫存重慶。

1938年9月,徐森玉奉馬衡之命,兩次赴昆明找尋合適文物保存的場所。然而,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西南地區極有可能面臨日軍空襲轟炸的危險。貴州境內山多霧重,較雲南地區稍為安全,文物轉遷雲南的計劃遂作罷。隨即,故宮博物院駐黔辦事處派員在貴州境內尋覓山洞儲藏文物。

經多方考察,勘定安順南郊華嚴洞為文物存放地。華嚴洞為黔中名勝,位於安順城南5公里,交通便利、地形隱蔽。洞口平坦高敞、冬暖夏涼,對於空襲、盜匪及潮濕之危險皆可兼顧,是保存文物的理想之所。是年11月,經馬衡批準,在洞口處搭建兩座木屋,作為臨時庫房。1939年1月18日至23日,存貴陽文物遷入華嚴洞。

1939年春,重慶防空倉庫工程尚未完工,日軍意欲對重慶施行瘋狂轟炸計劃已被國民政府軍事方面獲悉,存重慶文物奉命緊急轉遷。是年3月10日,經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討論決定:存渝文物,以就近覓地妥存為原則;萬一無相當地點,則就嘉定一帶擇山洞存放,限一個月辦理完竣。

經多方聯絡踏勘,故宮博物院勘定樂山安谷鄉為文物存儲地,在宜賓設轉運站站,轉移文物。3月28日至4月23日,存渝文物由民生公司輪船分24批全部運至宜賓。

存渝文物全部轉移宜賓不久,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軍對重慶進行無差別大轟炸。行政院緊急命令故宮博物院:存蓉文物,限在5月底全部運離成都40裡外。故宮博物院勘定峨眉縣東門外大佛寺、西門外武廟作為庫房。5月27日,存成都文物開始分批轉運峨眉。為搶時間,仍採用分程接運的辦法,在成都和峨眉之間的彭山設定轉運站站,以其城內禹王宮、萬壽宮及縣立初級中學為臨時倉庫。

及至1939年6月17日,北路文物全部運抵峨眉山下大佛寺及武廟保存。

自1939年以來,位於重慶和成都之間的自貢、瀘州、內江等地是日軍轟炸的重點對象,存宜賓文物務必在岷江漲水期(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內全部遷運樂山。移運初期,因岷江水淺灘多,數批船隻觸灘機損,以致預訂船隻藉詞拒載。

截至是年8月底,所轉運之箱件僅過半數。後幾經協議,增開船隻航次以利運輸。半月內,所剩半數文物全部運存樂山安谷。自1939年7月10日至9月24日,存宜賓文物9331箱經水路分27批相繼運抵樂山,分藏於安谷鄉的一寺六祠(古佛寺、朱潘劉三氏宗祠、宋氏宗祠和易氏、陳氏、梁氏、趙氏宗祠)。

三路文物在西南地區輾轉遷徙之時,陷落南京文物正遭遇日軍的劫掠。1939年5月19日,日軍用炸藥在保存庫後轟開一個穴口,進入秘庫,並組織所謂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進行清理。1940年3月,該事務所將朝天宮保存庫內文物連同掠自其他機關及私人所藏的文物移往雞鳴寺中央研究院、成賢街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竺橋地質調查所分別存儲整理。

1944年冬,日軍發動湘桂戰役,兩軍在獨山一帶展開激烈的爭奪。獨山是貴陽的門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一旦失守,存放於華嚴洞的故宮文物將再次陷入危險之中。12月,獨山淪陷,貴陽告急。12月6日,後方勤務部撥借汽車15輛,分裝存安順文物,沿著川黔公路西行。12月18日,全部安抵巴縣一品場,存入資源貿易委員會飛仙岩臨時倉庫。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期,故宮文物分三路向西疏散:南路溯江而上,初藏長沙,後取道湘桂,輾轉於貴陽、安順、巴縣;中路溯江西行,秘藏於重慶、宜賓、樂山;北路經隴海鐵路,顛沛於寶雞、南鄭、成都、峨眉。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中,故宮文物隨著國家命運跌宕起伏,承載著一段深刻雋永的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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