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8月30日，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新作《奧本海默》在中國內地上映，這是諾蘭執導的第一部傳記片。
《奧本海默》上映三天票房破億，截至9月5日17:00，《奧本海默》已囊括2.46億票房。
作為執導《星際穿越》《盜夢空間》等極具國際影響力影片的導演，諾蘭此次攜新作《奧本海默》回歸銀幕，在映前便已收獲無限期待。上映後，《奧本海默》不負眾望，口碑一路走高，豆瓣評分從開分8.6升至8.9。
奧本海默，理論物理學家，曼哈頓計劃科研負責人，家喻戶曉的“原子彈之父”。
在《奧本海默》3個小時的故事裡，諾蘭向我們講述了奧本海默在“二戰期間”領導研製原子彈的過程，也將改變人類歷史進程後，奧本海默所面臨的不公正聽證會的事件搬上銀幕。
在觀眾如此熟悉的故事裡，以“實拍”著稱的導演諾蘭如何在電影中用膠片IMAX攝影機展現物理世界的抽象景觀，他又以怎樣的電影藝術展現傳奇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的人生？
物理與藝術
尋找準確與自由之間的平衡
如果說藝術是在自由中創造浪漫，物理便是在準確的框架中尋求浪漫。這樣一對看似矛盾的詞匯，在諾蘭的鏡頭中融合交匯出了《奧本海默》。
諾蘭的電影總與科學相連接，例如《星際穿越》中對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中“雙生子悖論”的嬗變引用、《盜夢空間》中多維空間的準確構建都有所體現。
但作為一部記錄物理學家生平的傳記電影，尋求準確性和藝術性的平衡，成為了《奧本海默》在創作中非常困難但極其重要的關鍵點。
為了更好地為觀眾創造出一個真實的時代，諾蘭與他的藝術製作團隊花費幾年的時間認真研究當年的歷史檔案，觀看紀錄片，推敲所有的細節。並且為了實現“實拍”原子彈爆炸的畫面效果，諾蘭和團隊進行多次試驗，通過不同種類的炸藥組合，模擬出真實爆炸的場景，並通過高超的攝影技術將電影與真實世界質感相融合，創造出了最具諾蘭特點的“原子彈爆炸”場景。
但藝術的具象無法完全展現物理的抽象。儘管諾蘭和團隊已經高度還原了微觀世界中的物理之美，但在核爆炸後釋放衝擊波等場景中還是與準確的現實世界有所出入。
在這種出入之中，諾蘭認為他始終在探索如何在大銀幕上用電影的語言來描繪它，以及影響人們接收信息的方式，並重建觀眾所看到的電影世界。準確是真實，而自由摻雜著魔幻，戲劇總在真實與魔幻之間的平衡之上起舞。
主觀與客觀
界定科研與道義之間的界限
電影因為時長受限，選取了奧本海默一生中最具戲劇化的經歷進行演繹，觀眾也跟隨著這位明星科學家的視角走上成就巔峰，後又跌落神壇。
原著《奧本海默傳》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曾被捧上神壇，但其肉身仍是凡胎。“他野心勃勃又沒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斷堅決又惶恐不安，他堅韌淡泊又充滿困惑。”他是偉人，也是普通人。你會從中看到一個充滿野心與私欲，良知遭到拷問與拉扯的奧本海默。
同小說一樣，該片不是一味的神化偉人，而是通過客觀理性、有厚度的視角，為我們展開了奧本海默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有堅強、有執著，更有隱忍，雖然有過退縮，甚至那麽一點膽怯，但是這才是真正的奧本海默。
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心中，劇本創作階段是最困難的。諾蘭說道：“因為我不是在拍一部紀錄片，而是在對一個故事進行戲劇性的詮釋。”諾蘭首次以第一人稱來寫劇本，便於觀眾進入奧本海默的內心，與他一同面臨著難以調和的道德困境。
最直觀的，便是黑白與彩色畫面的轉換，以及非線性的敘事結構。諾蘭導演在大量的場景和橋段，既展現人物的決斷、魅力和意志力，同時也毫不避諱人物的性格缺陷、欲望和內心掙扎。這應該是導演諾蘭實現觀察真實生活的歷史與電影類型、程式、敘事公式和虛構手法之間的相互統一的結果。
拿黑白與彩色的對比來說，黑白是他者視角對奧本海默的客觀陳述，而彩色畫面是奧本海默內心深處的自我剖析。
電影開始於1954年關於奧本海默的一次內部聽證會，即美國原子能協會來判定奧本海默是否還具備繼續參與核工作的“安全資格”，可以簡單理解為“政審”。這次會議的時代背景，是美國1950年代由於和蘇聯冷戰，在國內“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對大量關鍵崗位的核心人員展開了迫害式的“政治調查”，而造成了很多不公的結果。
這一部分在影片中是彩色的，有個小標題叫“裂變”（Fission），即製造原子彈的基本原理。暗示了奧本海默的一生成就和他的人生經歷，如同核裂變一樣，是不斷衝撞的一種鏈式反應，直至核爆式的毀滅。
之後影片很快展現了黑白畫面的另一處場景，小標題叫“聚變”（Fusion）。核聚變是製造氫彈的基本原理。美國於1950年代初試爆氫彈成功，進一步加劇了冷戰年代的軍備升級，同時也說明奧本海默對於核科技研究的地位開始變得可有可無。奧本海默在聽證會後走向了人生下半場的鬱鬱寡歡，根本上是政治路線主導後，科研目標換代的結果。
黑白場景的主角，是美國原子能協會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簡單來說可以將其視為故事中的反派。當奧本海默的聲望如日中天之時，由於反派的加害使得“原子彈之父”被排擠出了原子能的後續研究。
黑白畫面的視角，劉易斯·斯特勞斯關於奧本海默的生涯評述，也代表了一種“更為客觀的敘事立場”。如果說“裂變”的故事屬於奧本海默的成長，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那麽“聚變”的故事則代表一種更為複雜的後世評價。畢竟對於最終促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誕生，很難說奧本海默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要知道愛因斯坦、玻爾這樣的大佬都刻意遠離了原子彈的研究過程，可以說奧本海默作為原子彈的領導者，除了二戰中臨危受命的愛國因素，還有複雜的渴求榮耀的動機。
諾蘭導演試圖通過劉易斯·斯特勞斯這條敘事線索，平衡“英雄”的形象，在傳記影片中呈現更多具有爭議性的人物側面。主客觀兩條線索的交織，構成了影片的整體發展脈絡。
與電影相比，現實的人生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黑白兩色，人物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和前進，才是更為真實的生活常態。
歷史與未來
尋找創造與毀滅的終點
當奧本海默對著新結識的女朋友用梵文念《薄伽梵歌》：
“而今我成了死亡，成了一切世界的毀滅者。”
他在想什麽呢？
電影中大量複雜的背景文本交織，包含了眾多歷史學、物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的內容。如果能了解到更多知識點，你就能看懂諾蘭導演想要表達許多內容。否則影片只會變成人物之間不知所謂的閑聊天，而變得沉悶。
在原著《奧本海默傳》中，作者則通過大量的側寫描繪了廣島、長崎事件後，奧本海默內心的不安，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在美國勝利僅僅三天后，奧本海默就告訴總統，美國對這些新型武器沒有任何防禦能力。
而回溯當初研製原子彈的初衷，一群科學家在洛斯阿拉莫斯夜以繼日地工作，與納粹賽跑，為的是趕在法西斯之前研製出原子彈，那時候懷揣著的是拯救世界的宏願。曾經奧本海默“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臘神祗普羅米修斯——他從宙斯那裡偷走了火並把它賜予人類。”
但當原子彈爆炸的那刻，奧本海默等科學家意識到了世界已今非昔比，他想起了《薄伽梵歌》裡的那句經文：“現在我成了死神，諸界的毀滅者。”後來，當他看到自己親手開創的新世界正在失控地墜入深淵，想要竭力遏製時，“那些當權者像宙斯一樣憤然而起，對他痛下狠手。”而改變了他餘生的“安全聽證會”就是那場絞殺的儀式。
電影《奧本海默》的立意，其現實性不言而喻。
2022年12月，拜登政府推翻了1954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撤銷奧本海默安全許可的決定，並稱當年的撤銷“是出於政治動機”，時隔多年終得平反，但奧本海默早已於1967年離世。
當奧本海默在當年按下按鈕引爆第一顆原子彈，有可能會點燃大氣層並毀滅整個地球的那一個瞬間，是人類歷史上的非凡時刻。從那一刻開始，人類進入了全新的核時代。奧本海默面臨著的是一個如同普羅米修斯一般的道德困境。普羅米修斯盜取了眾神之火，並把火種傳給了人類，而奧本海默交出了原子彈，也將未知一並交付。
透過這段歷史，我們足以窺見，當科學界創造出一種新技術時，世界可能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因此而產生的系列滯後的連鎖反應，該由誰來承擔？這也正是《奧本海默》想要跟大家探討的核心主題——“後果”。
映射到當下的技術時代，很多頂級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將當下視為他們的“奧本海默時刻”，也將奧本海默的故事看作一個警示。當科學家解鎖一項可能無法預估後果的技術時，他們到底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越來越多人開始擔憂的人工智能問題可以視為某種信號。
《奧本海默》對此雖然沒有給出答案，但它做了無法回避的呈現。畢竟，只有在一個開放的社會，當人們能不受限制地獲取知識，才能“讓一個巨大複雜、不斷增長變化、越來越專業化和專家化的技術世界仍不失為一個人類共有的世界。”
科學家尋求科學突破是理所當然，而保護世界免受科學進步負面影響的責任應該由全社會來承擔。這是諾蘭身為藝術家對社會的思考，也體現著他人性中責任與擔當的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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