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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救贖之歌,抑或哀歌

黑白影像、長長的搖移鏡頭、墨西哥城實景拍攝、真實生動的背景聲、非職業演員……影片《羅馬》借用記錄式風格將一個中產階層家庭女仆的生活流細膩地展現於大銀幕,其形式讓人聯想起發生於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場電影革命——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就在二戰剛剛結束,一批意大利導演們將攝影機搬上街頭,展現真實的、破敗的意大利城市景象,以及真實的、處於困頓之中的人民的生活。這一拍攝方式旋即感動和征服了全世界觀眾的心,因為,按照安德烈·巴讚的說法,它是“人道主義”的:它用並不矯飾的目光關注真實而平凡的群體,通過認同普通人和底層人民的情感,來直面戰後社會矛盾,來反抗戰爭和強權帶來的災難,這一單純而有力的道德立場也構成了新現實主義的主要感染力。

如果說獲得201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羅馬》顯然具備某種“人道主義”色彩,這一人道主義所展現的不再僅僅是對社會中底層群體的同情,以及對個體抵抗的展現,而是對超脫於社會之外的人性,乃至神性的讚頌。影片在情感表達和社會現實指涉層面極其隱晦和疏離,在記錄式影像中顯現的事實,似乎努力擺脫,但又無法擺脫影像之外那些更為龐大的恐怖事實的糾纏,在被彰顯的人性光輝之外,無法被言說的、更為巨大的家庭悲劇與社會悲劇從未缺席。

拯救者可莉奧

在《羅馬》中,女傭可莉奧,也就是以導演阿方索·卡隆家中女傭莉波為原型的這一角色,是一位散發著人性光輝乃至神性的女性。在生活中,她謙遜、順從、有禮貌,面對雇主的苛責、男友的欺騙和恐嚇,她從未有半點微詞;地震發生時,她從容淡定,不亂陣腳;當所有人都無法完成佐維克教授閉眼單腿站立的姿勢時,只有可莉奧可以輕鬆完成……她的光輝在冒險入海救孩子的場景中發揮至極致,不會游泳的她憑借本能和對孩子的愛,進入洶湧的海浪,奇跡般將兩個孩子帶回岸邊。在冒死成功救出孩子之後,她終於含淚傾吐心聲,原來她一直耿耿於懷的事,便是自己原本就不願接受這個遭到男友拋棄的孩子,她一直為此而自責,甚至因為孩子的意外死亡而強化了這種自責。在導演的鏡頭中,可莉奧幾乎是一位接近聖母的凡人。

誠然,“獻給莉波”的《羅馬》講述了“莉波”的真實故事,但與其說影片講述了“莉波”的故事,不如說它講述了拯救者“可莉奧”的故事。影片中,可莉奧不僅是導演阿方索·卡隆的保姆,還是見證並調和家庭矛盾乃至社會矛盾的角色。這種見證與調和並非出於可莉奧的主觀動機,而是來自阿方索·卡隆的童年記憶。面對家庭的變故與社會的壓力,可莉奧雖然自己也身陷囫圇,但她以從容、自持的態度,以及對孩子們視如己出的愛,成為家庭中帶來穩定感的角色,這讓她身上的聖母特質得以凸顯。

在家庭中作為保姆的可莉奧,因其置身家庭之中,而又身處其外的身份,具備了一種足夠接近,又足夠疏離的視角,這一視角為導演提供了重新面對這一悲劇性家庭變故的可能;在社會中作為絕對底層的可莉奧,因為無力改變甚至無力了解社會事實(她甚至無法挽留男友,無法在母親被征地時回家探望),反而提供了觀看那一複雜社會事實的可能;在階級身份和種族身份中都處於絕對低位的可莉奧(一位每天要認真清理狗屎的女仆,一位雖然熱愛著這個家庭,甚至冒生命危險拯救了孩子性命,但仍然要“去給醫生倒杯茶”“去給Sofie做一杯沙冰”“去拿奶油蛋糕”的女仆),因為她近乎天真的寬厚和順從,甚至作為受害者的渾然不覺,提供了一種展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墨西哥社會矛盾的視角。

可莉奧拯救的不僅僅是落海的孩子,還是導演阿方索·卡隆對於家庭和社會的記憶,正是有了莉波,有了可莉奧,導演的攝影機才能從容不迫地穿過那些曾經帶來痛苦回憶的複雜時空。

拯救背後的故事

在可莉奧模糊的視角下,在那些顯見的事實背後,影片隱隱約約透露並遮蓋著那些更為嚴肅的家庭與社會事實。影片所描繪的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墨西哥社會發生劇變的時刻。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墨西哥進入了經濟繁榮發展期,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工人數量大幅增加。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工農組織的反抗運動愈發增多,而執政黨革命制度黨的政策也進入保守時期。整個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墨西哥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面對大規模電信工人罷工、鐵路工人罷工、石油業工人罷工等狀況,政府試圖通過收買工會關鍵人物以及高強度鎮壓的手段解決工人罷工的問題,但在上世紀60年代革命大潮的影響之下,1968年的墨西哥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政府對學生運動實施了殘忍的鎮壓,大量學生被殺,史稱“特拉特洛爾科事件”。1971年,再次發生了“克伯斯克里斯蒂事件”,也就是影片中導致可莉奧流產的學生運動。上世紀70年代開始,墨西哥經濟由盛轉衰。

影片所描繪的,正是這樣一個轉折的時刻——不僅是可莉奧命運的轉折,也是家庭的劇變、墨西哥社會的劇變……從丈夫與妻子爭吵時悄悄關上的房門,到總是碰到擋風玻璃並碾到狗屎的豪華轎車,我們感受到這一資產階級家庭不堪重負、危機重重的狀況;從母親帶孩子們去鄉間參加新年聚會時,兒子對另外一家孩子的頗有微詞,到仆人們只能去地下室慶祝新年的事實,我們看到嚴重的階級分化和種族問題;從可莉奧去買嬰兒床時,橫向平移鏡頭前景一排排整裝待發的警察,到學生手中高舉的切·格瓦拉頭像,我們看到了學生運動的激烈與鎮壓之殘酷……影片那幽靈般緩緩滑動的鏡頭,隻輕輕觸碰那些家庭與社會的傷痛,卻將大部分目光放在了不諳世事的、用母性和溫情去療愈傷痛的可莉奧身上。

正如導演本人所說,影片《羅馬》“想要展現那些改變了社會與個體的歷史時期,這些時間與空間約束我們,但同時定義了我們的身份。”影片中的鏡頭如同一個探訪歷史的幽靈,安靜地觀察著已成歷史的那段時空。在那裡,可莉奧,也就是莉波,用清晨輕聲細語的呼喚,用她善解人意的微笑,用她的溫順、善良,彌合著階級、種族的矛盾,彌合著飽受家庭分裂之苦的孩子的心。

文 | 王獻、張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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