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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貴圈（id：entguiquan）
文/楊楠 編輯/方奕晗
35歲的大張偉和14歲時看上去沒什麽區別。他瘦回少年時期的樣子，依然為搖滾樂狂飆眼淚。他還是不好好說話，依舊最在意歌曲創作和舞台演出。張偉唱《靜止》的時候人們誇他青春無畏，大張偉唱《倍兒爽》的時候人們罵他低俗貪財——即便這些對他來說，付出了同樣的真誠和努力。
“搖滾最重要的三件事：反抗、憤怒、思考，我們這兒長不出來這個。”他一口咬定，如果一直陷在搖滾裡，未來只有三條路：自殺、瘋了、轉行。
哪條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從音樂中得到快樂。
大張偉寫過190首歌，三分之一都是為了安慰自己。他從《三傻大鬧寶萊塢》的台詞裡得到啟發，寫下《陽光彩虹小白馬》：生活是笑話別哭著聽它，別在意梗垮不樂是你傻，心要你哄它一切會好噠。
他相信，謊言說了1000遍就會成真。
但長期焦慮和失眠已經讓他快繃不住了。2018年開始，他每天醒來都會流眼淚。“我不能理解我自己的地方在於，我這兩年成績挺好的。我已經擁有很多了，我為什麽還不高興？我沒資格說我特別痛苦，這件事就特別痛苦。”3年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就曾這樣說。
一直以來，大張偉都在蓄意對抗主流審美和評價方式。擰巴，心裡是個朋克，什麽都要跟大眾反著來。聰明，打遊擊似的當朋克，沒法兒大獲全勝，就一直憋屈著。
梨樹結不出桃來。他的鋤頭掄得老高，和這片泥巴地較勁了20年。他喜歡被別人關注，但又想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是我人性中最大的虛偽”。
抄襲
抄襲重要嗎？被人說抄襲重要嗎？證明自己的原創能力重要嗎？
大張偉很少正面回答如此“硬核”的拷問，但在《即刻電音》前5期節目中，他3次指出參加競演的製作人作品段落與他人相似，並試圖借此向觀眾說明：你們以為的抄襲很可能是參考。他心想，在節目中指出來，總好過被網友扒拉出來，多少能有個回應。“有時候天都放過你了，網友都不放過你。”
“為什麽不放過我呢？”他念叨著，緊接著說，“這不重要。”
2005年之前，大張偉是智慧少年，是崔健、丁武矚目的搖滾新星，他組建的花兒樂隊被期望創造新的音樂潮流。2005年之後，大張偉是抄襲慣犯，早期兩張搖滾專輯的曲目被網友質疑，2006年的《花天囍世》再次受到挑戰。十年後，大張偉在某節目中remix的《愛如潮水》被德國音樂人Zedd指責；擁有4500多萬微博粉絲——約等於大張偉微博粉絲數量四倍——的王思聰，至今仍置頂此事。
他自嘲“音樂裁縫”，在節目中調侃“我每一首抄襲的歌都唱出我自己的風格，基本上比我抄襲的那個人的歌好聽”。別人問，這抄襲的帽子摘不掉怎麽辦？他說：嗨，無所謂。
可從來沒有無所謂。每一次質疑，他都正面回應，努力解釋自己的創作動機和邏輯。直到2017年下半年他忽然意識到，想要得到真正的釋然，就要有被人討厭的勇氣。“我陷入一個估計一輩子都出不去的困境，我出什麽歌都是抄襲。十年前我確實有這個問題，有些歌是真的抄襲了，我錯了，我道歉過很多遍了。”
那陣子他上節目就道歉，哭著道歉，恨不得給觀眾跪下來，但都沒用。他把自己關在臥室裡，不和任何人說話。後來，他開始學習新的編曲混音方式，努力避免“所謂抄襲唱的旋律”。但這兩個字像刻在腦門兒上的刺青，只要他還在出新歌，非議就沒完沒了。
《即刻電音》錄製初期，大張偉遭到多數參演製作人的質疑。Anti-General直言大張偉不夠努力，有抄襲嫌疑，“出於自尊都應該推翻之前的東西，重寫一個”。他覺得大張偉的作品強行融合多種風格，典型的“什麽流行做什麽”。
身為主理人的大張偉沒想到製作人對他有這樣的意見。他在微博上回應，“我知道有些製作人無法體會我是如何拚了命的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他形容藝人的生活就像踩在跑步機上，在別人眼裡一直在跑，但對自己來說卻是原地不動。“你只要一不動，你就會被那個帶著往後，摔跟頭。”他對《貴圈》感慨。
也有情難自已的時候。《即刻電音》第四期節目，大張偉哭了。為了勸打算棄權的製作人留下來，他了掏心窩子：“有太多的人，他們仗著我喜歡音樂欺負我。……這個世界永遠不會讓我們滿意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做音樂是為什麽，是為了讓我們自個兒滿意。”
他哭，台上台下的製作人也跟著哭。Anti-General在第二階段錄製後，用“可愛”形容大張偉，“看到那張臉就覺得很真誠。”他對《貴圈》說。
背叛
大張偉16歲時，成年人問他：你有什麽理想？
“沒什麽理想。”
他曾對著攝影機鏡頭無奈地撇撇嘴回答提問：“我喜歡的不是Beatles，是Greenday。”他喜歡的朋克不僅是音樂風格，更是一種重要的青年文化，簡單來說就是“用我的話，表達我的不滿”。“標準既然是人建立的，人也可以打破它。”Greenday唱道。
很多年之後，大張偉只能描述出第一張專輯中歌曲的創作動機。比如，《放學啦》是初三時渴望放學的心情；《起飛》是表達不想寫作業的煩燥；《花兒》是看到小女孩時的感覺；《靜止》是說沒人找他玩，看電視看到近視還頭暈，特沒勁；《幸福的旁邊》源於同桌談了女友，天天說自己幸福。
初中時，大張偉家胡同口總有小痞子劫道。他剛開始害怕，後來就習慣了，心想著“我要能像他那樣生活多好”。但他從小沒怎麽上過體育課，打不上別人也追不上別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叛逆的心沒有得到釋放。直到遇到搖滾樂，聽到垃圾搖滾（Grunge Rock）那些粗野又強壯的旋律和歌詞，大張偉“感覺天地一杆秤起來了，人生終於有一個新的亮點了。”
“後來人們覺得我歌詞寫得特別好，什麽《花兒》《靜止》啊。只不過我那時候看了一些小說。”搖滾少年大張偉讀的是“憤怒青年”和“垮掉一代”的代表作，比如《在路上》、《麥田裡的守望者》、《打死父親》。他在接受騰訊影片採訪時說，“書都是寫得莫名其妙，我就感覺歌詞也要寫得莫名其妙，上一句不挨下一句。那一陣兒我就特別不具象地寫歌詞。”
到第二張專輯時，他已經十分痛苦了。“我覺得（做朋克）太掃興了，我們當時做過很多演出，台下觀眾都倆手捂著耳朵。”這和他了解的歐美搖滾音樂節的演出現場相差甚遠。在一些晚會中，台下年長者困惑甚至厭惡的眼神，刺得他生疼。
第二張專輯中的大多數歌曲，都令他感到厭煩。2016年他接受GQ採訪時，回憶起那段經歷：“那根本不是我想的，是因為付翀（花兒樂隊經紀人）讓我聽的都是那樣的歌，他跟我說那就叫牛逼，大家就喜歡。”專輯發行後，大張偉和付翀鬧掰。作為朋克少年，他必須對自己誠實——他不喜歡寫這樣的音樂，再高級也沒用。
2004年，花兒轉投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EMI百代，音樂風格也從朋克轉為Teen-Pop（青少年流行）。再後來，大張偉英語好了一些，能看懂Greenday的歌詞，覺得這才是他想表達的。“Greenday的歌詞就是‘不喜歡我的人你就去死’，‘我就喜歡給人一個大嘴巴’的音樂。”但他不能這麽表達，“所以我就把他反過來，極致的開心反而是我另外一種反抗，另外一種叛逆。”
《嘻唰唰》就是純開心，高興地勁兒頂在那兒。幾年後另一首大紅的《倍兒爽》被稱為廣場舞神曲。大張偉曾說起，歌詞裡“天是那麽豁亮”戳的是霧霾天，“地是那麽廣”回應的是北京老堵車。“我都是按人世間能夠最爽的生活狀態寫的，很有含義的，只不過你沒看懂。賴誰啊？賴你，真的。”
變換公司及曲風帶來無盡的指責，指責花兒樂隊背叛伯樂、背叛搖滾。樂評人尹亮的發言頗有代表性：“看看今天花兒……就像他們當初拋棄新蜂一樣，一切的根源來自對物質及名利的過度苛求，以至於踩線過界，道德淪喪。花兒今天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炮火是對著大張偉的，他是創作核心，換風格也是他一個人的主意，連樂隊內部都反對。
那一年，人們將《嘻唰唰》和《老鼠愛大米》《QQ 愛》等彩鈴音樂一同歸為年度“神曲”。大張偉覺得這完全是兩回事。他也嘗試寫過彩鈴歌曲，“我覺得怎麽大家都在乾那些倒退的事情，但我這個人又特別媚俗，我就覺得我不寫那樣的歌，是不是我就更沒有機會在這個行業裡生存了。但是我寫完之後就老摳我眉心，天天摳，那歌俗得我都受不了。”
不可否認，在抄襲事件爆發之前，專輯《我是你的羅密歐》為花兒樂隊帶來了財富。大張偉想掙錢，想要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28歲時他曾在一次訪談中感歎：“中國很奇怪就是做搖滾樂的特別苦。任何敢於享受、敢於出專輯上電視（的人），都是背叛音樂似的。”
他想不明白，為什麽只有苦大仇深才算藝術呢？
膚淺
“我對現在的自己並沒有任何反感，我只是很反感大家認為我不夠高級。”
高端意味著符合某一部分人——多數是掌握話語權的人——的審美喜好，這非常不朋克。大張偉厭煩“高級”被作為攻擊他人的武器，想致力於展現膚淺，“特別努力地讓別人覺得我特別特別膚淺”。
背叛搖滾是膚淺，掙錢也是膚淺。大張偉想活得舒服，但這並不讓他感覺快樂。他滴酒不沾，不懂車，不炒房。他的淘寶購物車攢著長長一串，卻一個都不買。購物的快樂隻來自確認付款和拆快遞的那幾秒，“哦，我買了，好像挺高興，但不會給我帶來真正價值上的開心。”
事實上，大張偉有許多方式展示自己的深刻。比如他非常愛讀書，在他看來“文藝青年”是有真知灼見的人，例如魯迅和王朔，至少得是陳丹青。“如果方大同都算文藝青年了，那文藝青年這個詞再也沒有什麽意義了。”再比如，他視痛苦為創作源泉，最高產的時期，正是抄襲風波的那幾年，因為“平淡如水對文藝行業特別致命”。
一直以來，大張偉都在蓄意對抗主流的審美和評價方式。13歲時他想當個痞子，就是老師討厭的、叛逆的、沒氣質、大家不喜歡的小孩；15歲時他說寫搖滾不為理想；25歲時，他宣稱要做個娛樂大眾的人，大家開心就好；35歲時，他拒絕用朋克形容自己，因為朋克這詞兒“太裝”。
在被彩鈴音樂煩到已經不想寫歌的時候，大張偉接觸到電子音樂。“我喜歡EDM（電子舞曲）的原因是，我找到了搖滾樂的出口。那陣我熱血都沒了，聽見那些新的EDM音樂之後，發現它和我喜歡的很多音樂類型都能對得上號。”
但根兒上最喜歡的還是搖滾樂。“我去看電音節，永遠看到最後都是煩，都想走。但是我看搖滾音樂節時，看到我喜歡的樂隊，激動到警察追我，我就狂跑。我這麽笨的一個人居然能直接躍那個欄杆，啪一下躍過去。”大張偉繪聲繪色地對《貴圈》描述當時的場面，“（搖滾樂）對於我來說，我可以為了那個事情把命給丟了，我覺得那就是我的生命。”
電子音樂讓他開心，但光有開心是不夠的，安撫不為生活帶來真正的力量，那只是鎮痛劑。他自認膽小，認為“在中國，憤怒跟痛苦不可能實現，人們不喜歡那種力量”。他曾用“軟弱”形容自己，稱“不能勇敢地去面對真正喜歡的東西，所以我沒有那麽執著，也就不會受傷。”
撲棱
2009年花兒樂隊解散之後，大張偉開始獨立發片、演出，與程振興合作。
程振興和大張偉同年，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比如都是彈吉他做樂隊，聽大量的搖滾樂和流行樂，喜歡Greenday和Sex Pistols，後期都喜歡上電音。大張偉重視審美趣味的相似，二十年來他穩定的合作夥伴除了花兒的成員，就只有程振興。
他們開始摸索著製作電子樂，照著Youtube上的製作教程，一步步模仿調音。大張偉曾花了1萬塊錢去學英語，並且兩次在微博上詢問提高英語的方法，都是為了看懂國外的教程，然後翻譯給程振興聽。
2009年“花兒十年”的演唱會中，重新編曲的《化蝶飛》是他們完成的第一個電子混音作品。他們試圖用當時國外流行的Dubstep重新編曲。“我們就學著別人做很吵的感覺，結果發現我們做出來那個吵會刺耳，但國外的不刺耳，很有力量感。”程振興告訴《貴圈》，反覆試過之後，終於在演唱會前，幸運地做出“又重又有力量”的新版本。
大張偉在整理和分析素材上頗有條理。工作室有個4T的移動硬碟，按照音樂風格分了不同的檔案夾。“他的整理能力非常強，你要找什麽都能在第一時間找到。”程振興說。
時至今日，大張偉仍在用iPod聽歌。他每周都在更新歌曲列表，收納各種排行榜。“去聽最新的歌，聽他們都是怎麽編的。這20年我學習音樂是非常主動的，每個月最起碼聽500首以上的歌。”最新歌曲能激發大張偉編曲的想法，快速提取不同音樂中的關鍵元素。就像他早年聲稱為寫《嘻唰唰》聽了5G的歌找靈感，相當於100多張專輯。
“我會算歌，算什麽歌會紅。”大張偉言之鑿鑿。
但真正讓他翻紅的是綜藝節目。流行文化的風向變了，搞笑成了核心。2016年最忙碌的時候，大張偉主持了6檔綜藝，常駐4檔，還參與錄製了另外64期節目。但大張偉覺得，“通過接下茬兒喜歡我這件事，讓我覺得自己特別沒有才華，特別沒勁兒。”
在一個流傳頗廣的影片中，他告訴身邊的學生，做人得像鴨子一樣，水面上泰然自若，腳下一直在撲棱。能被別人看見的努力，都是膚淺的努力。
除了上節目，大張偉的全部時間都和程振興待在北京的工作室裡。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間裡塞滿各種設備，活動空間逼仄，轉個身兩人都能撞上。最重要的設備是一台電腦、一個巨大的曲面屏、兩套滑鼠。大張偉時不時就要導一次手機語音備忘錄到電腦，裡面多是他錄下的突如其來的想法或者旋律。
出道20年，幾乎沒有人能問出大張偉到底有多努力。他是個重視結果的人，最多也就是一句“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真的比很多音樂人努力要很多很多倍”。
程振興認為他們的編曲水準在不斷進步，哪怕是一年前的作品，現在回頭看，總覺得“會用更好的思路去做它”。大張偉嘴上不說，心裡卻沒打算讓著“那幫人”，只是有時候黯然神傷，“覺得他們怎麽不承認我，我已經很努力了，他們傻嗎，聽不出來嗎？”
參加《即刻電音》也帶來編曲的進步。大張偉和程振興常年以小作坊的方式工作，已經有了一套自己的習慣，很少結識其他電子音樂人。“我身邊認識的這幫人都是唱情歌的。”大張偉扯了扯嘴角，“我天天跟他們說，你的歌能不能讓我編，大家都是那種禮貌的微笑。就是不喜歡唄。”
在節目中認識的製作人就不一樣了。原來坐在井裡看星空，現在是在一個大空場上，大家摟著肩膀互相鼓勵。“比如新歌《我是一顆跳跳糖》，我們就想到可以讓蔣村長Remix一版。”程振興說，“我們很希望這個歌還有另外一個樣子，是我們想不到的點，是別人喜歡的點，喜歡的狀態。”
這是大張偉第一次擔任音樂競演節目的主理人。他不僅可以展示自己的音樂，還可以推廣喜歡的風格。他對這個節目格外上心，原來一周手機充一次電足夠了，現在每天都操心著聯繫參演製作人。
“我是常年生活在電視環境的人，有太多人都告訴我能播和不能播，對（還是）不對。因為這個世界上，如果一個文藝的東西，評論只是能播不能播，然後去評論它的好壞，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特別無法接受的，但是我必須得接受。”大張偉說《即刻電音》不一樣，沒有什麽好壞，就是歌，就是躁。
2018年年初，他在節目中遇到央視86版《西遊記》曲作者許鏡清。《西遊記》的配樂是內地最早用電子音效做出來的，當年許鏡清想象了孫悟空和妖精的聲音，然後千方百計去找來，融入作品裡。
“我覺得太酷了。”大張偉感慨，“我現在人生中最大的感覺就是特別慚愧，我覺得我不值得擁有這些。我應該去做一些對音樂真正有貢獻的事情。”
運營編輯/ Car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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