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南中，公元238年司馬懿北伐遼東。從表面上看，諸葛亮南征南中既結束了困擾蜀漢多年的少數民族叛亂，又為蜀漢增添了北伐的實力；司馬懿北伐遼東既結束了遼東公孫家族的軍閥割據，統一了北方，又割裂了遼東和東吳政權的聯盟，解決了曹魏政權的後顧之憂。但是，諸葛亮和司馬懿的戰略意圖絕不僅於此，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戰略考量。
諸葛亮南征南中
公元223年，劉備病死於白帝城，蜀漢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形勢岌岌可危，確如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所言“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漢集團積攢了幾十年的家底，在夷陵之戰中損失殆盡。好在劉備在死之前，已經恢復了和東吳之間的聯盟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東部的壓力；在西部，以馬超的威名能夠控制住來自西部羌族的壓力；北部的漢中戰線有魏延鎮守，依托子午谷道、褒斜道、陳倉道的天險也能控制住來自曹魏的攻擊。只有南部的南中地區，成為蜀漢政權的心腹之患。
南中之叛由來已久。早在劉備得到益州之前，南中地區就叛服不常。劉備攻佔益州後，一改劉璋過去的策略，采取依靠中下世族，打擊大家世族的策略，基本上穩定了南中局勢。可是，隨著荊州的丟失，劉備出川要與東吳決戰的戰略目的越來越清晰，東吳為了在蜀漢政權背後安插上釘子，全力拉攏南中大家世族雍闓、高定等。本來，劉備不死，這些人還不敢於明著造反，只是有限度的不配合。可是，隨著劉備的死去，雍闓等人再無顧忌，馬上舉兵造反，並且捉獲了蜀漢派去的刺史張裔等，要獻俘於東吳。從此時的局勢來分析，蜀漢出兵平叛勢在必行。
可是，蜀漢的精兵強將已經損失殆盡，剩下的老兵宿將基本上布置在漢中、白帝城和陽平關一帶，益州腹地已經無兵可派。諸葛亮雖然在益州腹地征兵，但是這些士兵沒有經過實戰，其戰鬥力可想而知。同時，蜀漢經歷大敗，民心和士心不定，朝廷內外充滿了消極情緒，長此以往，不用曹魏來打，蜀漢政權就要自己消亡。因此，此時的蜀漢政權急需一場勝利來振奮民心和朝廷。而南中恰好就是蜀漢天賜的對手。
首先，曹魏政權對南中地區鞭長莫及，在歷史上也沒有過交集，蜀漢南征南中，不會引起曹魏的乾預；東吳雖然和南中地區有聯繫，但那是孫權為了牽製劉備的策略，也並沒有給予南中大家世族雍闓、高定等人以實惠，只是送了幾頂大帽子而已。雍闓等人也深知孫權的意圖，所以在劉備沒死之時，對東吳也就是虛與委蛇。因此說，蜀漢南征，東吳也不會出兵乾預。南中地區雖然叛服無常，但是實力畢竟無法與曹魏、東吳相比，以此時的蜀漢國力，還是有把握擊敗的。這樣做的好處有三：
一是，通過一場勝利來振奮民心，恢復士氣。
二是，通過這次戰爭來增強新兵的戰鬥力。
三是，收復南中後，可以利用南中地區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北伐。
正是出於這樣的戰略考量，諸葛亮才在公元225年率軍南征。事情的發展果如諸葛亮預料的那樣，收復南中後，蜀漢朝廷上下為之一振，民心和軍心快速恢復，同時，南中地區又成為了蜀漢政權堅定的後方，每逢戰事，出兵出糧，有力的支持了蜀漢政權的北伐。其中，蜀漢軍中有名的五部營軍就是以南中少數民族為主體組建而成，在歷次北伐中，屢建功勳。
司馬懿北征遼東
公元234年，諸葛亮去世，曹魏政權好像霎那間解除了來自蜀漢的壓力。雖然薑維在這期間屢次出兵北伐，但是最多時人數不過萬人，已經不能構成對曹魏的壓力了。反倒是曹魏政權，為了穩固朝中如曹爽之流的政治地位，出兵進攻蜀漢，結果是大敗虧輸。總而言之，在公元234年~238年間，蜀漢政權並沒有向曹魏發起過什麽像樣的攻擊，這大大緩解了曹魏政權西部的壓力。
南方的東吳，雖然也屢次挑釁曹魏，但勝負參半，對曹魏政權也沒有構成太大的威脅。從整體上來說，自公元234年諸葛亮死後，到公元238年這幾年間，三國基本上處於和平時期。這種和平對於各國恢復民生是有好處的，但是對於在實力上佔據絕對優勢的曹魏政權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本來，三國之間的戰爭頻仍，各朝廷和軍隊之間都是互不相下，神經都很緊張，都保持著一副隨時可以戰鬥的精神。可是，和平時間一久，神經自然就會鬆弛下來，就會失去過去那種致死之心，這對曹魏而言，是極為不利的。司馬懿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決定要出兵北征遼東。從表面上看，是為了割裂遼東和東吳之間的聯盟關係，徹底統一北方，但最深層次的含義卻是要通過戰爭來使戰士們習於戰鬥並且養成勇氣。
綜上所述，諸葛亮南征和司馬懿的北征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是目的基本相同，都是不想使國家和人民處以安逸狀態，以至於丟失原本引以為傲的戰鬥意志和勇氣，所以才一個出兵南征，一個出兵北征，這恐怕是最為傑出的人才不被世人所知的高明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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