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建（學者，教師）
五四百年，各種紀念。如果歸攏，聲音來自兩個方向：一個是體制，一個是知識分子。這是一種合流……但在知識分子這一廂，啟蒙這個跨越世紀的關鍵詞無以忽略。紀念五四就是紀念啟蒙，這是一項知識分子的事業。五四新文化是一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形成了共識。當年李澤厚貢獻出一個著名的表述“救亡壓倒啟蒙”。直到今天，五四一百年，依然不乏知識人聲稱，五四啟蒙不但沒有過時，還是未竟之業。
一場百年的啟蒙馬拉松，留下許多問題未被解答。
推敲“知識分子”
這裡的知識分子不是泛指，主要指文學知識分子和哲學知識分子。它們的綜合稱謂是“文人”。當然還可以細分。在大學中文系或文學院，熱衷啟蒙的一般不會是語言學或古典文學，而是現代文學。原因主要是歷史的，因為現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五四新文化中的啟蒙文學。
文學是最好的啟蒙方式，魯迅就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文學啟蒙者。魯迅後來自己也表白是抱“啟蒙主義”從事小說的。研究對象成功地影響了研究者。直到今天，現代文學的學科主流，對啟蒙文學和啟蒙情有獨鍾。這個學科應該是刻下堅執五四之旗的啟蒙重鎮。
現代文學之外，中文系還有一個學科也會出現啟蒙的擁躉，那就是文藝學或稱作文藝美學。這裡的原因更多是“知識的”（在下我們會看到）。在知識學上，文藝學范屬美學，美學范屬哲學。哲學是人文學科的帶頭，它面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發生過18世紀席卷西歐的啟蒙運動。這個運動就是以哲學和理性的名義出現。
想想那個偉大的場景吧：無論民眾，還是君主，整個歐洲都在傾聽老伏爾泰的聲音。這個聲音有巨大的歷史穿透，時移世易，仍不時激蕩在知識分子的內心。啟蒙形象就是知識分子的形象，啟蒙的巨功就是知識分子的巨功；儘管知識分子作為稱謂要遲至19世紀末左拉時代才出現。
無論中文系還是哲學系，因其范屬人文學科，所以都是人文知識分子。這裡定語是重要的。人文即文人，兩者互文。文人乾得就是人文的活兒。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果“天文”知識是我們今天的自然科學；那麽，“人文”知識就不是天文那般認知型態的，而是一種教化。其作用在於哺育人，亦即讓天下人接受精神的和價值的熏陶，以成就人本身（這是相對人原本是動物意義上的人而言）。
所以，18世紀法蘭西啟蒙和20世紀五四新文化的啟蒙大體是人文知識分子或文人擔綱。今天自覺繼承這些啟蒙遺物的，還是以人文知識分子為首。那些與精神形態較遠的社會科學，比如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出身的知識分子，一般不太會有人文知識分子濃得化不開的啟蒙情結。無他，後者的專業是實踐形態的，沒人文那般形而上。它們的專業在於學以致用而非精神倡導。
不妨推敲一下什麽是知識分子。不談有些知識和文化就可以是知識分子的那個時代，因其文化稀缺，只要從事文化教育哪怕是個小學教師，都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今天，一個牙科博士或金融學博士，畢業後成了牙醫或銀行白領：他是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一種職業，凡從事知識研究、生產、傳播和教育的人大體應該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以知識為業，從事知識生產與再生產。至於那些只是單純運用知識亦即從事知識服務的人，也許他們自己都未必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比如上面的牙醫。
這裡可以用古希臘第一個哲學家泰勒斯的例子來看什麽是知識分子（顯然這是用後來的稱謂冠以前人）。泰勒斯關心的問題是世界起源於什麽。這類似於天問，因而泰勒斯平時走路習慣抬頭看天。熟知天象的他甚至能預測出一次日食的具體時間。可是有一次他仰觀天象卻失足落井。跟隨他的是一位漂亮的色雷斯女仆，她幽幽地說：泰勒斯先生隻關心天上，不關心身邊。泰勒斯很窮，人們嘲笑他，認為哲學家無能。泰勒斯為了證明自己，他提前低價租下了當地用來榨橄欖油的機器，他已預測到當地的橄欖來年豐收。等到橄欖下來時，他高價出租他租下來的榨油機，賺了一筆錢。但他卻說：哲學家要想賺錢很容易，只是不想。從這個故事看，同一個泰勒斯，當他功利性地用他的天文知識賺錢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他以“知其所以然”的興趣仰觀天象試圖闡釋宇宙時，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美國學者劉易斯·科塞在討論知識分子時引用另一位學者班達的看法：“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追求實用目標，他們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學的思考中，簡言之，是在獲取非物質的優勢中尋求快樂的人，也就是以某種方式說‘我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1]
如果藝術不論（它不是知識），從知識發生角度，人類先行產生的知識是哲學知識，而且主要是自然哲學。從自然哲學到自然科學，人類知識逐漸從混沌走向清晰，從玄思走向實證。“萬物起源於水”的泰勒斯就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哲學家亦即自然哲學家。
後來，百科全書式的亞裡士多德兩面開花，既有物理學之類研究各種存在對象的著述，又同時探究存在何以存在之類的哲學問題。後人整理亞氏，把哲學著述編輯在物理學之後，其理據是從存在現象走向存在本身。這不僅是目錄上的先後，也是邏輯上的深入。拉丁語meta同時有“……之後”或“之上”即“超越於……”之意。於是，哲學從物理學之後搖身一變為“形而上學”（metaphysics）。
由此可見，因其知識的先後發生和面向不同，一個哲學知識分子和一個科學知識分子，都是知識分子；但比較之下，人文型或文人型知識分子，更像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這裡，知識分子不是桂冠）。科塞研究的正是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啟蒙也正是與這種知識分子有關。科塞用他的書名給這類知識分子一個柏拉圖式的稱謂——“理念人”（Men of Ideas）。
啟蒙的原型
五四啟蒙中人，陳獨秀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他留學東洋但沒有獲得學位。胡適留美，事從杜威學的是哲學。魯迅在日本就開始棄醫從文。他們是清一色的文人知識分子。至於他們主導的《新青年》，民國學者鄭學稼把它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它是啟蒙運動的刊物，反孔，宣傳法蘭西式民主和科學……”，後期，賽德二先生的理念讓位“社會主義”。[2]
五四啟蒙對法蘭西的興趣，未必不是對法蘭西啟蒙運動的興趣。雜誌封面上“新青年”的外文，不是英文而是法文（一直到1919）。創刊號第一期幾乎就是法蘭西專號，這是《新青年》對法蘭西的致敬。如果可以比較，似乎可以把《新青年》視為18世紀狄德羅等人的“百科全書”。只是《新青年》是評論性的，偏於介紹；《百科全書》更注重知識闡發。但兩者對各自時代的影響則是一致的。
同樣，主導法蘭西啟蒙運動的也是一批文人。影響最大的啟蒙三哲：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孟德斯鳩不單純是文人，除了著述，他做過律師，還做過波爾多議會的議長。後兩位則是靠著述為生的文人。就其對當時尤其是後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們三人的順序正好倒過來。盧梭的影響是無以倫比的，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都是他的信徒。其次是伏爾泰。最弱的是孟德斯鳩，僅僅影響了革命前期從雅各賓分離出來的斐揚派。另外，圍繞在《百科全書》周圍的作者也多以文人為主。
法蘭西啟蒙直接影響了鄰邊的普魯士。普魯士雖然未曾形成啟蒙運動，但於柏林成立“啟蒙之友社”。這是1783年，法國大革命前夕了。由社內秘書俾斯麥參與主辦的雜誌《柏林月刊》，曾發起“什麽是啟蒙”的討論。1784年9月，雜誌刊登門德爾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12月號又發表來自康德的約稿《答覆這個問題：什麽是啟蒙》。儘管圍繞在“啟蒙之友社”的不盡是文人，其中有法律人和政治人。但門德爾松和康德都是典型的文人。尤其康德，受盧梭影響極大，1762年，“康德讀到日內瓦哲學家盧梭剛剛出版的《社會契約論》和教育啟蒙讀物《愛彌兒》，激動得無以言宣。”[3]相傳康德家裡的牆上沒有任何裝飾，除了一幅盧梭肖像。
縱觀18世紀法蘭西啟蒙和德意志啟蒙以及20世紀初中國五四啟蒙，不難抽象出一個共在的模式：“我啟你蒙”。“你”自然是指社會大眾，“我”則是知識分子。因為大眾是蒙昧的，所以需要知識分子去打破。法蘭西啟蒙運動的最後一位代表是孔多塞（後來死於法國大革命的監獄中），他用他的表述解釋了什麽是啟蒙：“真正啟蒙了的哲學家們與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把自己僅限於極端小心翼翼地來為人民解惑，而不允許自己把人民滯留在他們的錯誤之中。”[4]此即，哲學家如果不啟蒙，人民將永遠處於自己無從知道的錯誤中。啟蒙的預設，就是人民的愚昧。
因此，啟蒙不是中國傳統中的豁蒙，那是教人識字。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教育，如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普及。當然更不是學問本身。啟蒙是思想和理念的傳播，用以拯救民眾。如果豁蒙的對象是學生，學問的對象是學人，啟蒙的對象就是除了知識分子以外的所有的人。
不同在於，18世紀中期法蘭西已有一半男子識字，故法蘭西啟蒙是以各種書籍、報紙、小冊子的形式直接面對人民。中國不然，按梁啟超說法，清末四萬萬人，只有一萬人識字，亦即一萬人裡只有一個人識字。故五四啟蒙不是直接面對社會而是面對青年學生，由他們再去面向民眾。五四前後，受師輩啟蒙影響的北大學生不僅成立我們熟知的“新潮社”，還成立政治實踐傾向比較強烈的“國民社”。它們分別創辦《新潮》和《國民雜誌》。爾後兩社同學又合作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走向街頭、廣場和公園，直接向民眾宣講。這是五四啟蒙由師而生而民眾的漣漪性擴展。
啟蒙是一個現代事件，由法蘭西首發，短暫地影響了德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但如果把法蘭西啟蒙運動視為後兩者的精神資源；那麽，法蘭西啟蒙也同樣存在一個精神資源的問題。因此，需要到更深遠的歷史中尋找啟蒙的源頭。這個源頭不妨是柏拉圖。柏拉圖與其老師蘇格拉底為西方知識分子形塑了兩種不同的傳統。蘇格拉底以其個人的風范——特別是他的體制外反體制的立場——給後來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批判楷模。柏拉圖則試圖打造一個理想國。在這個國度中，他建構了一種有關知識分子和人民的敘事模型。
打開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開頭有一個經典性的場境。這是馬克斯·韋伯對這個場境的轉述：一個長長的洞穴，“那些被鎖著手腳的洞穴人，臉朝著他們前面的石壁，他們身後就是光源，可是他們看不見。他們隻關心光源投射在壁上的人影，琢磨它們之間的關係。終於有一個人掙開了鎖鏈，他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他眼花繚亂地四處摸索，結結巴巴地講出看到的東西。其他人說：他瘋了。他漸漸學會了看光明，以後他的任務是：下來，回到洞穴人身邊，把他們帶上來，引導他們走向光明。他就是哲學家，太陽就是科學真理。”[5]至於人民，正沉淪於鐵鏈束縛的黑暗洞穴中。
以上“洞穴敘事”可以說是啟蒙的原型敘事。它是知識分子的原始形成，也是知識分子與人民關係的初始發生。在這擬喻性的敘事裡，知識分子是作為“先覺”的形象出現在人民面前。他的存在，就是走在前面，以其理想（如“走向太陽”、“追逐光明”等）引導人民。由此可見，啟蒙雖是一種現代性，但自身蘊含著根深蒂固的古典資源。
現代以來的一次次啟蒙，其實都是由這個“洞穴敘事”的場景導出。
知識分子為什麽要啟蒙
柏拉圖的《國家篇》既可以叫《理想國》，也可以稱“理念國”。理想、理念都是意譯，“想”與“念”原本可以合成一詞。但它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與念那個共同的所指“理”， 此即上述“理念人”中的那個“Ideas”。
“理念”或“理念國”來自於柏拉圖的哲學建構。柏拉圖哲學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形而下的現象世界，一個是形而上的實在世界。前者即我們所生活著的世界，後者則是超驗的“理念”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係是：前者不僅是後者的比附、分有、反映；而且是恍惚的、混亂的，充滿各種缺陷。理念的世界則相反，它是明晰的、秩序的、不變的、完美的、當然也是至善的。簡言之，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作為本源性的“Ideas”的世界。它之作為複數是因為生活世界中的萬事萬物在那個理念世界裡都有對應的理念。床有床的理念，美有美的理念，人有人的理念，國家有國家的理念。理念世界為生活的世界提供了模型，生活的世界則是以不完美的形式對理念世界所作的不充分的模仿。
當柏拉圖把世界一分為二時，有關這個世界的知識以及是否擁有這些知識的人也都一分為二了。當別人問柏拉圖，什麽樣的人才是哲學家，他指出是那些喜歡知道真理的人。那麽，什麽是真理，即是那些關於“理念”的知識。
假如有一個人喜歡聽音樂、看圖畫，亦即愛好一切美的事物，他是否就擁有美的知識呢，不。他不擁有。因為他只是喜歡美的事物，而不是愛好美的理念。假如另外有一人愛好美的理念，亦即美本身，那麽，這個人就獲得了有關美的知識。也就是說，知識在柏拉圖那裡也是兩分的，只有針對理念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那些不是針對理念的，比如有關具體音樂和圖畫的知識，柏拉圖稱之為“意見”。它們的區別，就客體言，意見所反映的是現象的世界（因而是不真實的），知識則對應理念的世界（因而是真理的）。
就主體言，意見只是根據現象作出判斷的能力，即感覺的能力。知識的能力則是超感覺的，它是對永恆實體的把握。“知識”無疑屬於真理，“意見”僅僅是看法。知識的兩分進而導致了人的兩分。民眾只是喜歡聽悅耳的聲音、看悅目的圖畫，他們被柏拉圖稱為“愛意見者”。相反，那些能夠掌握理念知識的人則是“愛智者”。愛智者即哲學家，或稱“理念人”，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
在柏拉圖建構的理想國中，公民分為三個階級：民眾、士兵和護國者。民眾從事物質生產，士兵保家衛國，護國者則由哲學家充當。它人數不多，但是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列奧·施特勞斯用一句話為柏拉圖點睛，他說《理想國》的主題是“推崇哲學家的統治。”[6]換作柏拉圖自己的表述：“除非哲學家就是王，或者這個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否則城邦就絕不會免於災難而得到安寧。”[7]
但，理想國終究是理想國，現實城邦並非如此。放眼當時巴爾乾和小亞細亞，希臘各邦沒有一個王是哲學家。既然哲學家做不了王，那就讓王成為哲學家。雄心勃勃的柏拉圖不辭勞苦，“乘桴浮於海”，三顧西西裡島上的敘拉古。試圖教誨那位叫作小迪奧尼修斯的僭主，使之成為“哲王”。但朽木不可雕，柏拉圖如果不是乘興而往，但每次都是敗興而歸（最後一次甚至是逃亡）。柏拉圖的遭遇，寓言似地昭示知識分子“帝王師”的夢就此破滅。
《尚書·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在民、君、師這三角關係中，上天護佑下民，為它作君，為它作師。君用以治民，師用以教民。儒家文化沒有超驗，也就沒有柏拉圖式的糾結。君師兩分，君是立法者，師是闡釋者。孔子自雲“述而不作”，“作”是指周公製禮；“述”則孔子對禮的闡釋。柏拉圖不然，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他一手建構，必然地，只有掌握超驗的理念才能成為此岸的立法者。無奈現實不如意，君師不一，成了柏拉圖的憾恨。退而求其次，結果又夢破“帝王師”。這時知識分子之為師只能是“民之師”了。
柏拉圖時代是元前，那是文明之初的“理性的時代”，基督教還沒有紫氣東來。從希臘羅馬進入“信仰的時代”後，經由耶穌之口：“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是君與師的二元分工。有類於傳統儒家的“作之君，作之師”。18世紀法蘭西啟蒙運動，把歐洲帶入了現代以來的“理性的時代”。它把上帝請下了神壇，送上去的是啟蒙知識分子推崇的理性，而且是“理念主義理性”（可以對比英倫的“經驗主義理性”）。
不妨可以這樣說，啟蒙時代是柏拉圖時代的複盤，理念主義理性重新佔據時代上風。民眾是信仰的因而也是迷信的，它需要作為“民之師”的知識分子用理念照亮，否則走不出洞穴。這就是啟蒙。
知識分子為什麽要啟蒙，首先是出於對理念的堅執。只有理念的世界才是完善的，現實則充滿缺陷。指引民眾克服缺陷，走向完美，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民眾因其自身理念的短板，無以憑自己走向光明。這裡，指引人們的理念，可以有不同的所指。18世紀啟蒙運動把本來屬於經驗層面的“自由、平等、博愛”給理念化了。19世紀的卡爾馬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產兒，他用以指導全人類的理念則是“共產主義”。20世紀中國五四，先是和法國啟蒙運動一樣，也是把“科學”“民主”等世俗概念給理念化。後來又轉而接受卡爾馬的共產理念。理念知識和其他知識不同，具有普世性。所以，由法蘭西啟蒙運動開啟的現代，更準確地說，乃是一個長達三個世紀的“理念的時代”。人們為作為理想目標的理念，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然而那些高高的理念離我們今天還很遠（它永遠在明天，正如永遠在彼岸）。所以今天依然有知識分子聲張，啟蒙正未有窮期。
當然，知識分子啟蒙，也無以回避其中的權力因素。當培根說知識就是power時，這個power既是力量，也是權力。在民眾面前，知識分子就是權力的化身。因為民眾擁有的只是“意見”，知識分子擁有的卻是“理念”。形而上支配形而下，超驗支配經驗，彼岸支配此岸：說到底，便是形而上的、超驗的、彼岸的理念支配形而下的、經驗的、此岸的人民。完成這個支配的，是且只能是掌握了“月印萬川”似的普遍知識的“理念人”。
視知識為權力，從知識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沒有例外過。柏拉圖理想的統治者是“哲王”。這是政教合一的統治一元論。儒家的“作之君，作之師”是為政教相分的統治二元論。因為師不是君王，卻是“素王”。素王者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者也。在傳統儒家那裡，孔子就是一個萬世師表的素王。無論“哲王”還是“素王”都是王，也都是誰知識分子。所以“知識/權力”從來就是纏夾不清的二位一體。這也是知識分子一再要啟蒙的隱秘之因。
PS:
啟蒙時代是理性時代，知識分子是這個時代的中心。但現代社會的發展，已經越來越消費化。與之相應，知識分子也越來越邊緣化。它風光不再，喪失了往日的榮耀和優越，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存在。相比之下，社科知識分子的知識是實用性的，還可以和社會需要勾兌。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偏重形上，對消費時代來說，庶幾百無一用。
因此，呼喚啟蒙，首先就是人文知識分子自己的需要。只有啟蒙，才能刷新它的存在。也只有啟蒙，才能重構過去的光榮與夢想。所以知識分子豈止要啟蒙而是愛啟蒙。
注：
[1] 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前言：1頁。
[2] 鄭學稼《陳獨秀傳》（上），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78（1989），第144頁。
[3] 曼弗雷德·蓋爾《啟蒙：一個歐洲項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55-156頁。
[4] 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89頁。
[5] 馬克斯·韋伯《學術生涯與政治生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28-29頁。
[6] 列奧·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史》，法律出版社，2009，28頁。
[7]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2，160-161頁。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