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今年上半年，在科技圈最大的一個瓜莫過於高通與蘋果吵了兩年的專利訴訟和解，但與高通對薄過公堂的公司豈是只有蘋果一家。
高通憑借著在3G/4G 標準上多項專利及業內頂尖的手機芯片，牢牢掌控著每一個手機廠商的命脈，縱觀整個移動通信行業，沒有一家公司能繞過高通。
正因為繞不過，高通便用專利授權的霸王條款將它們綁定在一起，久而久之高通就成了業界聞名的“專利流氓”，由此便引發了許多官司，高通也被外界戲稱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律師比研發人員還要多的科技公司。
雖然這麽多年高通打過的官司不計其數，不過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與高通在外“鬥法”相比，更複雜的是高通內部的那些“家務事”。
文 /五矩研究社 柯基
前身：孵化通信基因
高通的第一位家長是有著“十億連接之父”的厄文·馬克·雅各布斯，高通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十幾年時間就走在世界前列，這位創立高通的老父親功不可沒，其實高通並不是雅各布斯創立的第一個公司，正因為年輕時期的積累，才讓雅各布斯在半百的年歲創立的高通贏在了起跑線上。
年輕時的雅各布斯曾因為老師一句“科學和工程學沒有未來”而放棄了喜愛的數學和物理，不過命運弄人，在康奈爾大學的酒店管理學院學習的雅各布斯又同樣因為被室友嘲笑課程太簡單，就轉而學習電氣工程。
這就像“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道理一樣，看似無心的兩句話實則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轉入電氣工程的雅各布斯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寬，大學畢業之後不僅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電機與電腦科學碩士和博士，還在留校當助教期間和另一名教員合著了《通信工程基礎》，成為經典教科書。
1966年，雅各布斯又舉家遷往位於美國加州聖地亞哥的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擔任教授，基於麻省理工學院在通信和信息理論方面的背景，南加州多家航空航天和國防公司都慕名過來向雅各布斯請求谘詢。
但谘詢的案件越來越多，多到已經讓雅各布斯分身乏術，1968年，雅各布斯和同事安德魯·維特比一起創辦了谘詢公司Linkabit。
依靠之前積攢的背景，Linkabit成立之初就獲得了為軍方提供衛星通訊的訂單，其中Linkabit的第一個主要產品就是為美國空軍提供了安全通信的“雙調製解調器”，此外Linkabit還為美國市場創造了第一款數字手機（D-AMPS）。
隨著生意蒸蒸日上，Linkabit在10年內從原本只有3名員工成長到超過600名員工，年收入也從1美元增長到1500萬美元。
1980年，Linkabit被M/A-COM並購，兩家合並為M/A-COM linkabit。
不久之後，原M/A-COM的CEO與公司的其他高層不合便離開了M/A-COM linkabit，隨著新領導人上台，公司內部也跟著變了天。
新上任的CEO一心只想賺錢並不想進行長遠研發投資，使技術出身的雅各布斯等人開始陷入靠挖空心思才能爭取到研發經費境地，於是在1985 年4月，雅各布斯選擇了退休。
如果作為一名企業家來說，雅各布斯也已經算成功了，不但創辦的公司越做越大，還成為了孕育企業的搖籃，目前已確定的就至少有75家直接或間接從Linkabit分拆的公司 ，要知道這個數據足足是矽谷先驅仙童半導體公司的兩倍。
但退休之後的雅各布斯並不快樂，1985年7月1日，雅各布斯邀請了原來在Linkabit的五位合作夥伴，加上原來一起創業的維特比，七個人一起成立了高通(Qualcomm)公司。
立身：老來得子成行業老大
雅各布斯前期的經歷為高通注入了通信的基因，高通的名字便是源於專注於高質量的通信的初衷，但公司雖然建立起來，具體應該做些什麽產品卻讓高通的初創們面面相覷。
既然沒有商業計劃那就從頭開始一起想，馬上誕生出來四個想法：一個是卡車運輸行業的衛星通信和跟蹤系統OmniTRACS；第二個是用於軍事計劃的低地球軌道衛星的衛星系統Globalstar；第三個想法是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提出的將數字信號壓縮和傳輸的HDTV技術；第四個則是和休斯飛機公司合作時雅各布斯靈光一閃想到的CDMA移動衛星系統。
後來雅各布斯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在頭6個月時間裡，我們想出了不少點子，這些點子也讓我們一直忙到了現在”，的確一開始毫無頭緒想出來的點子後來都被高通研發成功並應用到各個領域，但結果雖好，在過程中幼小的高通也參雜過許多無奈。
雖然一開始高通就把目光定到CDMA技術上，但由於當時公司太小加上合作的美國休斯公司並不支持使用這項技術，無奈之下高通只能暫時停止了CDMA工作，轉而將精力投入到OmniTRACS項目上去。
1988年10月，高通與一家大型運輸公司Schneider National簽下了第一份大訂單。
有了資金積累，高通終於又開啟了CDMA在地面和衛星通信中的研究，但這個時候豁然已有一座大山擋在高通面前，那就是已經被業界認可的TDMA（時分多址技術），所以年輕的高通想要依靠CDMA技術前行可謂是艱難重重。
CDMA技術誕生於二戰期間，好萊塢女明星海蒂·拉瑪之手，起初是軍方用於增強魚雷信號的抗干擾性，但戰爭過後就被人們所遺忘了，不過雅各布斯堅信CDMA技術在未來移動通訊的巨大發展潛力，認為這項技術可以提高網絡容量，為每個人提供可負擔的無線網絡。
心中懷揣目標，雅各布斯親自上陣，全身心投入CDMA技術研發中去，雅各布斯在麻省理工學院講座的學生詹姆士·梅西說：“儘管雅各布斯是首席執行官，但他實際上是自己設計天線”。
在雅各布斯等人努力下，成功把CDMA技術的容量提高到GSM系統的40倍。
突破技術難關後，1989年，CDMA實現了歷史上的首次演練，到1991年11月，在一場技術演示中CDMA的高保真音質深深地震撼到了到場人員，高通公司從此一躍成名，再到1993年7月CDMA成為了全球通信標準，標誌著高通通過CDMA正式叩開世界大門。
而在推廣CDMA階段，不但乘上韓國的順風車，順利完成在韓國和美國的部署，高通還採用“軟硬兼施”的策略，利用自己製造的手機打開市場，到1996年底全球CDMA用戶超過了100萬。
在高通軟硬體相輔相成的策略之下，CDMA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認可，但在獲得市場之後，也為高通引來了和授權的手機廠商還有設備商之間的矛盾，所以1999年，高通分別出售了手機業務和基地台業務。
做完減法之後，高通得以更加專注於技術的研發和半導體芯片的研究，並在內部萌生出一種新的經營模式。
變身：坐實“專利流氓”
經歷技術和決策兩處豐收的高通開始向上生長，就在一切步入正軌之際，高通迎來的第二位家長，2005年艾文·雅各布斯辭去高通公司CEO一職，由他的兒子保羅·雅各布斯接任。
在科技圈內，子承父業並不是一個被看好的選項，因為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面前，一定要擁有豐富的閱歷和獨到的眼光對整個行業做好把控，往往一個錯誤的決定就足以葬送了全公司的命運，所以一般科技企業都會在內部選拔元老級別的人物擔此重任。
不過還有一句話是虎父無犬子，很幸運高通的這兩位CEO正是如此。
在老雅各布斯創立高通的時候，保羅正在撰寫他的碩士論文，和父親一樣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學霸，不過與父親年輕時兜了一大圈不同，保羅的專業從一開始就是電氣工程與計算機，並且從大學到博士全都畢業於美國常青藤名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畢業之後保羅進入高通，從最基礎的技術研發人員開始做起，早期保羅負責的語音壓縮技術後來成為了CDMA最基本的特有功能，同時他也是把TCP／IP嵌入CDMA手機技術的最早提議者，與運營商和行業夥伴共同開發能夠允許CMDA設備直接接入互聯網的技術。
除此之外，保羅還曾先後擔任高通手機和集成電路部門負責人和無線與互聯網部門總裁，並在2001年策劃推出供CDMA手機使用的開放式應用軟體平台Brew。
所以在正式接班之前，保羅就已經在父親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個以技術立身的高通人，如高通傳記《高通方程式》作者戴夫·莫克曾說的“保羅從他父親身上學會了這一切”。
到保羅接手高通時，高通已經依靠在通信行業的專利技術開始收取專利授權費，所以在“高通稅”的逼迫下，滋生了一批對抗的力量，保羅在保持高通增長的同時還要面臨著業界對高通的挑戰。
剛上任的保羅不但在兩個月之內主持了兩次大型收購，還遇到了和諾基亞的專利糾紛。
2005年11月，在接到諾基亞起訴後不久，高通選擇了反向起訴。同月，高通指控諾基亞在美國銷售的手機侵犯了該公司的12項專利。
之後高通和諾基亞之間的訴訟一直持續到2007年，諾基亞願意支付2000萬美元以獲取當年第二季度的專利使用費，但高通方面表示諾基亞沒有自己定價的全力為由拒絕了諾基亞的賠付，雙方談判一直持續到秋天諾基亞宣布將從其他公司購入芯片，主動放棄與高通的合作。
但恰巧那是2007年，iPhone和安卓系統將手機帶入智能時代，高通一直等待的時機來臨。
首先是在通信標準上，隨著iPhone選擇了高通主導的CDMA和WCDMA技術，以英特爾帶頭的WiMAX開始落寞，並最終退出了市場，高通成為標準王者。
再者同年高通推出的驍龍芯片，以保姆集一體式服務斬獲蘋果安卓一眾手機，也把高通稅推向了極致，不論是每賣出一部基於高通公司CDMA技術設計的手機還是購買高通芯片都需要向高通支付專利費，從此手機制造商再也逃不出高通的手掌心，高通也算是坐實了“專利流氓”的外號。
保羅不但帶領高通進入了智能時代，還將高通的業務擴充到了PC領域，2012年，高通聯合微軟展示了首款基於驍龍處理器和Windows 8作業系統的產品，打破了長期以來由微軟和英特爾組成的Wintel聯盟。
就這樣，高通開辟了一條坐擁標準、以出售知識產權為生的盈利模式，並利用技術換取的資金再發展技術，形成良性循環，不斷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吸取著養分。
家族企業表象之下是資本的遊戲
保羅上台時曾被質疑高通是家族企業，對此保羅澄清說：“我做CEO是董事會的選擇，不是艾文的選擇”。而且據了解當時雅各布斯家族所持有的高通股份及投票權均低於3%。
不論是不是家族企業，兩代雅各布斯對高通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可隨著高通越做越大，在CEO的位置上乾得風生水起的保羅卻遭遇了突如其來的人事變動。
2013年12月15日，莫倫科夫被正式任命為高通首席執行官繼任者，並在2014年3月4日正式出任CEO，屆時保羅將繼續擔任該公司執行董事長。
這位接任者莫倫科夫為人低調，有“矽谷的安靜人”之稱，雖然平時不顯山不露水，但實則卻是高通內定的熱門候選人之一，從1994年開始以高級工程師身份進入高通，二十多年的時間莫倫科夫在高通立下過豐功偉業的功勳之臣，
加上2013年微軟曾經向莫倫科夫拋出過橄欖枝，所以外界推測高通著急宣布莫倫科夫繼任消息很大的原因是為了留住人才。
不管是何原因，莫倫科夫成為高通第三任家長都是實至名歸，而且在他的帶領下，高通開始積極布局物聯網，目前已逐漸成為高通優勢所在。
在這次人事變動之後，保羅的執行董事長之位隻做了四年，2018年一場轟動全球的收購鬧劇又將歷史進行了一次重演。
2017年11月4日，半導體界另一巨頭博通豪擲千億美元號稱要買下高通，消息一出頓時引起廣泛關注，被媒體評為這將是半導體界最大規模的一次並購案，不過後來高通以“大大低估價值”為由拒絕了博通的收購要約。
隨著事件的不斷發酵，在八字還沒一撇的情況下博通開始插手高通的“家務事”，博通公開向高通提名了11名董事會成員，企圖通過股東大會控制高通的投票率。
隨即高通表示博通這一舉動是公然企圖奪取高通董事會控制權的惡意收購行為，後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博通展開調查，原定於每年3月6日的高通股東大會也被推遲到4月5日之後，這場浩浩蕩蕩以博通佔盡上風的並購案進入冷靜期。
而就在這期間，高通內部又生變故，2018年3月12日，高通宣布執行董事長保羅·雅各布將不再擔任公司執行董事長，由獨立董事長傑弗裡·亨德森代之。
對此高通給出的解釋僅是“董事會致力於強有力的公司治理原則，並認為在高通歷史上這個重要關鍵時刻擔任獨立董事是公司和股東的最佳利益”。
雖然博通和高通之間的這場“雙通並購案”因多方原因被告吹，但不可否認這場持續五個月之久的並購背後是幕後基金和看不見的手在博弈，而高通將保羅捨棄也是為保全公司大局的棄車保帥之舉。
從高通執行董事長之位退下來的保羅沒有當起無業遊民，而是與包括軟銀在內的投資公司接觸，所以在博通放棄收購之後，馬上又傳出高通前執行董事長保羅·雅各布斯收購高通的消息。
不過實力雄厚的博通尚且被擋在高通門口，這位棄子又怎能撼動高通這座半導體界大山呢，結果不言而喻。
就這樣雅克布斯父子退出了高通的歷史，早年綻放的光芒會慢慢暗淡，未來也會被高通新的歷史所掩蓋。
而高通內部到底是發生了什麽，因是高通內部的“家務事”，外人無從知曉，目前能確定的是以後再也沒有人會說高通是家族企業了，而高通這種公大於私，權小於利的處世之道也許就是高通能把業務做到極致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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