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上蔡縣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尹國志
“以後，主要是把這兩個孫子照顧著，照顧大就妥了，就這些心願”。河南上蔡縣楊屯鄉村民尹國志，20多年前經歷“賣血潮”，成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家中妻子、哥哥、弟弟均因感染艾滋病未得到及時治療去世。如今兒子兒媳在外打工，將兩個健康的孩子交給他照顧。（編輯/周維 螢火計劃特約稿件 本文取材自張玉龍紀錄片《早晚一爐香》）
影片丨艾滋病患者講述家人患病過程，3位親人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去世（時長2:39）
【“賣血潮”下的悲劇】
河南新蔡縣東湖村村民的HIV檢測報告單。圖/薑曉明 視覺中國
上世紀90年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環境下，偏遠貧困的中原農村地區，成了便宜血漿的理想采集地。非法采集血漿活動以及采漿不規範操作，造成艾滋病病毒在賣血人群中大面積傳播。
當時賣一次血800CC價格為45元錢，比種莊稼賺錢快，為了抵抗貧窮，村民們對賣血樂此不疲，卻不知道身體被罩上了艾滋病毒的陰影。從1998年開始，河南上蔡縣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病情發作，大批感染者陸續離開人世。
70歲的村民程學中和兒子、兒媳三人因賣血染上了艾滋病，兒子兒媳先後病逝。圖/中新社發 張燕領
如果不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的調查，悲劇也許會被藏得更深。
1998年底，桂希恩教授的一名學生發現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村民接二連三地病死，但又不知是什麽病，便邀請老師去破解這個謎團。一去才發現不少村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罪魁禍首就是曾在當地盛行一時的賣血。由此國內艾滋病高危人群警報被拉響，引起政府和公眾重視。
據新華社2001年報導：在文樓村3170名村民中，有賣血史的131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98名。
2001年，上蔡縣文樓村兩位已出現發病症狀的艾滋病患者正在接受點滴治療。圖/新華社記者王頌攝
2003年初，國家陸續將“抗病毒藥”免費發放給艾滋病感染者，通過早晚服藥控制體內病毒。2004年春天，河南省下派76名省直機構幹部下駐全省13縣38個艾滋病疫情高發村莊，其中上蔡縣佔22個。
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的防艾標誌。圖/毛北心 視覺中國
從這場“賣血潮”中幸存下來的人，病情得以控制。但20年過去了，社會大眾對艾滋病歧視和偏見，仍然令這個群體背負著比病毒本身更為沉重的壓力。
【像普通人一樣活著】
20年後，從那場賣血狂潮中幸存下來的人，身在何處？生活如何？
作為一個從河南上蔡縣農村走出來的青年導演，張玉龍將自己接觸的真實一面，展現在了鏡頭之下。
身處其間，在張玉龍的鏡頭下，鄉鄰中的艾滋病人與普通人沒什麽兩樣。悲慘或樂觀似乎都不足以定義他們的現狀。在藥物的控制下，他們早已學會了如何與身上的病和平相處。
平淡的畫面中，是農村艾滋病患者最平常不過的生活：麥收季節務農，農閑時節打工，年老的照顧孩子，年輕力壯的仍要賺錢養家。該乾活乾活，該吃藥吃藥。
尹國志，16年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他的大哥、弟弟、妻子都因感染艾滋病相繼去世。如今他堅持每天早晚服藥，身體狀況正常，因省吃儉用缺乏營養導致身體瘦弱。兒子和兒媳在外打工，尹國志平時在家照顧兩個正在上小學的孫子。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子均未感染艾滋病。尹國志最大的心願是把兩個孫子好好照顧大，就妥了。
王曉蘭（化名），14年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曾去駐馬店、鄭州以及外省安徽賣血。從檢查出攜帶艾滋病病毒就未曾服藥，免疫力僅剩17。知道不吃藥不行，才開始接受治療。在家裡，她又是洗衣又是掃地、看孩子，手腳麻利如常人一般。
王全書，15年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和5個孩子未攜帶艾滋病病毒。王全書眼睛患有白內障，但為了養家會在建築工地做小工。
劉洋，因小時候打防疫針感染艾滋病，結婚後妻子和兩個孩子，均未攜帶艾滋病病毒。劉洋目前在磚窯廠做灑水工作，妻子在青島打工。
張付長，15年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因間斷服藥導致身體出現不良狀況。2017年冬天他因病情嚴重癱倒在雪地裡，經及時搶救挽回生活。但從此兒媳不再讓他照看孩子，擔心會把艾滋病傳染給孩子。張付長如今一人生活在老房子裡。
艾滋病患者服用的抗病毒藥物。
目前，艾滋病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法是抗逆轉錄病毒治療，通過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來治療艾滋病，最大限度地抑製病毒的複製，使被破壞的機體免疫功能部分甚至全部恢復，從而延緩病程進展，使其成為一種可控制的慢性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介紹，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方面的進展，艾滋病毒陽性患者現在可以活得更長、更健康。
隨著醫學的發展，艾滋母嬰阻斷技術已經非常成熟，艾滋孕產婦所生嬰兒感染艾滋病的幾率能夠降低到1%-2%左右。
影片丨河南上蔡縣楊屯鄉健康村民與感染艾滋病村民圍桌喝酒（時長2:14）
在張玉龍的家鄉，攜帶艾滋病病毒的村民和沒有患病的村民可以圍坐在一起吃飯、聊天、喝酒。這樣的場景，也許可以減輕甚至消除很多人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誤解和歧視。
【每個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上蔡縣楊屯鄉李宣村。
張玉龍出生在上蔡縣楊屯鄉李宣村。即使處在艾滋病高發區河南上蔡縣，張玉龍對自己家鄉的印象，與其他從農村走出來的年輕人別無二致——離家多年後，當他拿著攝影機對準自己的家鄉，才發現村子裡除了老人和小孩，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同齡人的孩子已活蹦亂跳，小時候逗他玩的長輩已步履蹣跚。
張玉龍的父親。
張玉龍的父親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2005年，正在讀初二的張玉龍第一次清晰地認識到艾滋病離自己如此近。那一年，他的父親被檢查出感染HIV。當時的他只知道村裡很多人是因為艾滋病而死的。
張玉龍的父親趕上了艾滋病藥物治療的普及階段，確診HIV後就開始接受治療，每天早晚吃抗病毒藥。他從來沒覺得父親是一名病人，只是需要每天堅持吃藥，定期複查，體力活重活都可以做。以前為了他的學費，父親依然在建築工地打工。
張玉龍也不認為父親的病對他有什麽負面影響，反而成了他追求夢想的動力。大學時，他受到致力於幫助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上學的智行基金會的資助，完成學業。畢業後在智行基金會鄭州辦事處實習，拍攝和記錄了很多艾滋病家庭，讓他覺得一定要把這些經歷拍成電影。
張玉龍在《早晚一爐香》拍攝中。
2012年，結束實習的他回到曾經上大學的城市西安，在這裡準備了五年，存夠了到北京電影學院上學的學費和生活費，隨後在北京開始學習。紀錄片《早晚一爐香》便是他的畢業作品。
《早晚一爐香》海報。黃色和黑色的麥田代表家鄉那些活著和死去的艾滋病人。
片名《早晚一爐香》意指艾滋病毒攜帶者早晚吃藥，也意在隱喻他們明知命運卻每日都要“推石頭”的堅毅。
比起公眾對艾滋病的汙名化，張玉龍更想讓大家看到現在的鄉親們如何堅強面對生活。他希望讓公眾對艾滋病這三個字有新的認識，消除歧視。同時，也讓那些不敢接受治療的患者能坦然面對自己，接受治療。不管什麽原因感染艾滋病，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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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本文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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