謁包公祠

　　謁包公祠

　　鄭長春

　　我每次從開封回來，都會有朋友問：“去包公祠了沒有？”這不免讓人心中猛然一動。開封有很多像模像樣的景點遠比包公祠好看，為何有人總是對這個“祠”情有獨鍾？我想來想去，不禁啞然一笑，大概也是“愛屋及烏”吧。

　　包公何許人也？翻了很多史料，都不外乎如此介紹：包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生於宋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卒於仁宗嘉七年（公元1062年），享年64歲。28歲取進士，39歲才登仕途，歷任知縣、知府、樞密副使等職，一生清正廉、，執法如山，被人尊稱為“包公”“包青天”。1061年，包拯官至樞密副使（副宰相職），成為中樞重臣，這一年他63歲。一年後，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親自到家探視病情，成為君臣相見的最後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於開封，舉國哀慟。

　　生病，皇帝親自到家探視；病逝，舉國哀慟。這種情形，大概在古今中外都罕見。一個人活到這身份上，不想出名都難！

　　帶著敬仰，也帶著疑問，我在包公祠的裡裡外外走來走去，以期從那些細微之處解開心中的種種謎團。正猶豫著，一塊刻著包拯名字的《開封府題名記》碑映入眼簾，此碑記載著北宋從建隆元年到崇寧四年，147年間183位開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包拯為93任，一年零四個月，比較有名的還有寇準、范仲淹、歐陽修等，唯獨包拯的名字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痕。

　　我想，這一定是人們敬重包拯的實證。來到這裡誰都想觸摸一下那兩個布滿象徵意味的符號，以表敬仰之情，讓“正義之神”保自己一生清白和平安。

　　開封之外，有關包公的故事和傳說，依然大量流傳，直至形成如此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在包公為官數十年中，任開封府行政長官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改革訴訟制度、秉公執法、為民伸冤，演繹出“包公倒坐南衙”、“鍘美案”等許多曲折動人的佳話。

　　這不能不提到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雖然中國封建社會也曾出過一些律法，但基本上還是人治在起作用，老百姓遭受屈辱和不公，只能寄托在那些“明鏡高懸”的清官身上，把剛正不阿、秉公執法的官吏視若神明，一代一代地進行傳頌。宋代包拯就是這樣一個被後人演繹成無所不能的“正義化身”，一個古往今來知名度最高的官員。

　　關於包拯斷案的故事，雖然眾說紛紜，《宋史》卻隻記一事：包拯年輕時，曾當過天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到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布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於凶手是趁著夜間休息的時候作案的，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道嗎？”那人回答：“不知道。”“耕牛被割去舌頭，鄰居知道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也應該不會知道。”

　　包拯心裡一下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殺了，把肉賣出去，但切記一定不要聲張，我會有辦法找到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然心裡有些疑慮，但仍然按包拯的囑咐去做。隔了沒幾天，有個人跑到縣衙告那個農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凶手，看到他自投羅網，心裡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大喝道：“大膽刁民，你為何要割掉耕牛舌頭？”

　　那人萬萬沒有想到包拯會查出自己，頓時呆若木雞，只得供認割牛舌的經過。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掉牛舌。他以為牛沒了舌頭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將牛殺死，這樣就要觸犯私宰耕牛的法令，借此陷害牛主人。足智善斷的包拯，將計就計，找到了割牛舌的人，並依法治罪。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善斷獄訟”的名聲流傳開來，由此足見包拯明辨是非的技巧和能力。智慧型的長官，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受人尊敬的。

　　歷史上真實的包公，清正廉潔、剛直不阿是沒有問題的，比如他當年在端州（今廣東肇慶）任知州時，兩袖清風，“歲滿不持一硯歸”，以及後來出任開封府尹，更是不畏權貴、不徇私情，彈劾同僚、上司無數，都是有據可查的。至於他如何“斷案如神”、“明察秋毫”、“沉冤昭雪”等故事，那便是文人墨客們的“杜撰本事”了。事實上，史書並沒有多少記載他斷案的事跡，他的政績也不在斷案上。

　　包拯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作為當時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顯然也在求取功名上。19歲那年，他中了進士甲科，被任命為大理評事、建昌縣知縣。然而，包拯捨不得離開父母，便奏請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邊上班，於是成為和州監稅，負責和州政府錢糧稅收。回家報喜，他看二老年事已高，索性把官給辭了，安心在家陪父母。這一陪就是10年有余，二老離世後，他守孝3年。

　　兩年後，在鄉鄰居勸說下，包拯才離開家鄉正式踏上仕途之路，接任安徽天長縣“一把手”。包拯十幾年呆在家裡“虛度青春”，也許有人覺得匪夷所思，而在當時卻是尋常之事。因為宋朝對孝道非常重視，上升到個人品德及社會名聲的高度，如果誰因貪戀官位而置雙親於不顧，要被世人唾棄。按照宋朝禮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須守喪3年，無論你官居何位，除非皇帝因某種原因不願讓大臣回家守孝，即“奪情”，否則必須離職守孝。所以，包拯的青年時代為孝順父母在家裡度過，並未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處，符合當時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如果一個人連家庭、連父母都不愛，那麽，就很難指望他會愛別人、愛國家。細細觀察，我從很多“治世能臣”身上發現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孝敬父母和忠誠敬業。可以說，他們不僅能力超強，而且人品不錯，真正是“德才兼備、品學兼優”。歐陽修就如此評價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裡；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當是比較中肯的。

　　那麽，清官是怎樣脫穎而出的？為什麽只有清官能在強大的物欲權勢面前把持住心志？從包拯身上，我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實際上，真正的清官大多出於那些相對清正的朝代，一個綱常紊亂、是非顛倒的朝代是很難誕生清官的。按理說，社會秩序越亂越需要清官，但問題是“清官”也是人，沒有得力的“背景”作保障是無法“扶正祛邪”的。這“背景”，要麽是法律制度，要麽是思想信仰，要麽是權力構架。

　　要知道，包拯所處的歷史背景，是革故鼎新、風雲激蕩的北宋。此時，主政的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趙禎。宋仁宗時期的社會環境如何呢？用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的話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裡的“造極於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史家把仁宗在位及治國理政的時期概括為“仁宗盛治”。民間流傳的“狸貓換太子”中的太子就是指宋仁宗，自古以來在包公劇中，亦以明君形象樹立。

　　可以說，是仁宗的善於納諫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而非其他，因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產生的經世環境 。

　　這個“經世環境”在大多數宋人眼裡，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就連“十全老人”乾隆都將宋仁宗當作標榜。而“包青天”正是宋仁宗“以仁治國”的最好證明。

　　包公晚年留有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髒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錚錚鐵言，疾惡如仇，真可謂“留言訓後嗣，清廉樹家風”了。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乾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這是包拯進京前寫的一首明志詩，也是唯一存世的傑作。我在風中默默念著，竟慢慢熱淚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