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24日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4日發表《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全文如下：
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
（2018年9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
二、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
三、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四、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主義行為
五、美國政府不當做法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危害
六、中國的立場
前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經貿關係既對兩國意義重大，也對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美兩國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持續發展，利益交匯點不斷增多，形成了緊密合作關係，不僅使兩國共同獲益，而且惠及全球。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過程中，中美兩國遵循雙邊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規則，拓展深化經貿合作，基於比較優勢和市場選擇形成了結構高度互補、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贏關係。雙方通過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有力促進了各自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更新，同時提升了全球價值鏈效率與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豐富了商品種類，極大促進了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不同，存在經貿摩擦是正常的，關鍵是如何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管控分歧。長期以來，兩國政府本著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則，先後建立了中美商貿聯委會、戰略經濟對話、戰略與經濟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等溝通協調機制，雙方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經貿關係在近40年時間裡克服各種障礙，不斷向前發展，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
2017年新一屆美國政府上任以來，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拋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等國際交往基本準則，實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作出一系列不實指責，利用不斷加征關稅等手段進行經濟恫嚇，試圖采取極限施壓方法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中國。面對這種局面，中國從維護兩國共同利益和世界貿易秩序大局出發，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的基本原則，以最大的耐心和誠意回應美國關切，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克服各種困難，同美國開展多輪對話磋商，提出務實解決方案，為穩定雙邊經貿關係作出了艱苦努力。然而，美國出爾反爾、不斷發難，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在短時間內持續更新，使兩國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養起來的中美經貿關係受到極大損害，也使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遭遇嚴重威脅。
為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闡明中國對中美經貿摩擦的政策立場，推動問題合理解決，中國政府特發布此白皮書。
一、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
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不斷發展，貿易和投資等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實現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中國從中受益匪淺，美國也從中獲得了廣泛、巨大的經濟利益，分享了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成果。事實證明，良好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合則兩利，鬥則兩傷。
（一）中美雙方互為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雙邊貨物貿易快速增長。根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數據，2017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5837億美元，是1979年建交時的233倍，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7倍多。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從美國進口分別佔中國出口和進口的19%和8%；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佔美國出口的8%。
美國對華出口增速明顯快於其對全球出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美國對華出口快速增長，中國成為美國重要的出口市場。根據聯合國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貨物出口1298.9億美元，較2001年的191.8億美元增長577%，遠遠高於同期美國對全球112%的出口增幅（注1）。
中國是美國飛機、農產品、汽車、集成電路的重要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飛機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汽車、集成電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2017年美國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飛機、20%的汽車、14%的集成電路、17%的棉花都銷往中國。
中美雙邊貿易互補性強。美國居於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對華出口多為資本品和中間品，中國居於中低端，對美出口多為消費品和最終產品，兩國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雙邊貿易呈互補關係。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前三大類商品為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附件、機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寢具燈具等，合計佔比為53.5%。中國從美國進口前三大類商品為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附件、機械器具及零件、車輛及其零附件，合計佔比為31.8%。機電產品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佔重要比重，產業內銷易特徵較為明顯。中國對美出口的“高技術產品”，大多只是在華完成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包含大量關鍵零組件和中間產品的進口與國際轉移價值。
（二）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美國服務業高度發達，產業門類齊全，國際競爭力強。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提升，服務需求明顯擴大，雙方服務貿易快速增長。據美國方面統計，2007-2017年，中美服務貿易額由249.4億美元擴大到750.5億美元，增長了2倍。2017年，據中國商務部統計，美國是中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夥伴；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中國是美國第三大服務出口市場。
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來源地，且逆差快速擴大。據美國方面統計，2007-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31.4億美元擴大到576.3億美元，增長了3.4倍，而同期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服務出口額增長1.8倍，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年度順差擴大30倍至402億美元。
目前，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0%左右。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運輸和知識產權使用費三個領域。
注1：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
中國對美旅行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6年，中國內地到訪美國的遊客數量已連續13年增長，其中12年的增速都達到兩位數。中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遊客赴美旅遊、留學、就醫等旅行支出合計達510億美元，其中赴美遊客約300萬人次，在美旅遊支出高達330億美元。在教育方面，美國是中國學生出境留學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國在美留學生約42萬人，為美國貢獻約180億美元收入。根據美國方面統計，中國對美國旅行服務貿易逆差從2006年的4.3億美元擴大至2016年的262億美元，年均增長50.8%。
中國對美國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持續增加。據中國有關方面統計，美國是中國第一大版權引進來源國，2012-2016年，中國自美國引進版權近2.8萬項。中國對美國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從2011年的34.6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2億美元，6年時間翻了一番。其中2017年中國對美支付佔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總額的四分之一。
（三）中美互為重要的投資夥伴
美國是中國重要外資來源地。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美國累計在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約6.8萬家，實際投資超過83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美國成為中國重要的投資目的地。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0.65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169.8億美元。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約67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還對美國進行了大量金融投資。根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18年5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18兆美元。
（四）中美雙方均從經貿合作中明顯獲益
中美雙方從經貿合作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實現了互利共贏。
中美經貿合作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與美國等國加強貿易和投資合作，相互開放市場，有利於中國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可觀的外部市場。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4.1兆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6956.8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資1363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華企業在技術創新、市場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對中國企業起到了示範作用，促進了市場競爭，提升了行業效率，帶動了中國企業提高技術和管理水準。中國從美國進口大量機電產品和農產品，彌補了自身供給能力的不足，滿足了各領域需求特別是高端需求，豐富了消費者選擇。
與此同時，美國獲得了跨境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等大量商業機會，對美國經濟增長、消費者福利、經濟結構更新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貿合作促進了美國經濟增長，降低了美國通脹水準。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研究院聯合研究估算（注1），2015年美國自華進口提振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0.8個百分點；美國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2160億美元，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率1.2個百分點；來自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國消費者物價水準，如2015年降低其消費物價水準1-1.5個百分點。低通貨膨脹環境為美國實施擴張性巨集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較大太空。
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估算，2015年美國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支持了美國國內260萬個就業崗位（注2）。其中，中國對美投資遍布美國46個州，為美國國內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4萬個，而且大部分為製造業崗位。
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雙邊貿易豐富了消費者選擇，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實際購買力。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研究顯示，2015年，中美貿易平均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成本，相當於美國家庭收入的1.5%（注1）。
為美國企業創造了大量商機和利潤。中國是一個巨大而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美經貿合作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大量商業機會。從貿易來看，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對華出口報告》，2017年中國是美國46個州的前五大貨物出口市場之一，2016年中國是美國所有50個州的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之一；2017年每個美國農民平均向中國出口農產品1萬美元以上。從投資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美國企業實現在華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2016年銷售收入約6068億美元，利潤超過390億美元。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2015年在華合資企業利潤合計達74.4億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車在華銷量達到304萬輛，佔中國乘用車銷售總量的12.3%（注2），僅通用汽車公司在華就有10家合資企業，在華產量佔到其全球產量的40%（注3）。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佔其總營收的57%，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包括香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23.6%（注1）。2017年財年，蘋果公司大中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19.5%（注2）。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國銀行在華設有分支機構，10家美資保險機構在華設有保險公司。高盛、運通、美國銀行、美國大都會人壽等美國金融機構作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資收益。根據中國證監會統計，中國境內公司到境外首發上市和再融資，總籌資額的70%由美資投資銀行擔任主承銷商或聯席主承銷商（注3）。美國律師事務所共設立駐華代表處約120家。
促進了美國產業更新。在與中國經貿合作中，美國跨國公司通過整合兩國要素優勢提升了其國際競爭力。蘋果公司在美國設計研發手機，在中國組裝生產，在全球市場銷售。根據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報告，如蘋果公司將生產與組裝全部移到美國，其生產成本將提高37%（注4）。從技術合作領域看，美國企業在中國銷售和投資，使這些企業能夠享受中國在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應用成果，使其產品更好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注1）。中國承接了美國企業的生產環節，使得美國能夠將更多資金等要素資源投入創新和管理環節，集中力量發展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帶動產業向更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領域更新，降低了美國國內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的壓力，提升了國家整體競爭力。
總體來看，中美經貿合作是一種雙贏關係，絕非零和博弈，美國企業和國民從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美國一部分人宣稱的“美國吃虧論”是站不住腳的。
（注1）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理解中美經貿關係》，2017年1月。
（注2）同上。
（注1）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理解中美經貿關係》，2017年1月。
（注2）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網站（http://www.auto-stats.org.cn）。
（注3）通用汽車公司網站（http://www.gmchina.com）。
（注1）英特爾公司網站（http://www.intel.com）。
（注2）蘋果公司網站（http://www.apple.com）。
（注3）中國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第31頁。
（注4）高盛公司網站（http://www.goldmansachs.com），《美國製造還是中國製造？處在十字路口的25年供應鏈投資》，2017年5月。
（注1）安佳·曼紐爾：《中國技術不是敵人》，《大西洋》月刊，2018年8月。
二、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
中美經貿交往規模龐大、內涵豐富、覆蓋面廣、涉及主體多元，產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難免。兩國應以全局綜合的視角看待，從維護兩國戰略利益和國際秩序大局出發，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務實化解矛盾。但是，現任美國政府通過發布《對華301調查報告》等方式，對中國作出“經濟侵略”、“不公平貿易”、“盜竊知識產權”、“國家資本主義”等一系列汙名化指責，嚴重歪曲了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無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和中國人民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這既是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對美國人民真實利益的不尊重，只會導致分歧加大、摩擦更新，最終損害雙方根本利益。
（一）不應僅看貨物貿易差額片面評判中美經貿關係得失
客觀認識和評價中美雙邊貿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貨物貿易差額。中國並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事實上，中國經常账戶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更多是美國經濟結構和現有比較優勢格局下市場自主選擇的自然結果，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進行結構性調整。美國無視影響中美經貿關係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強調兩國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將責任歸咎於中國，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國一直處於順差地位，1992年之後中國轉為順差並持續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化生產普遍存在的今天，雙邊經貿關係內涵早已超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即雙向投資中的本地銷售）也應考慮進來。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三項因素，中美雙方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淨收益佔優。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為541億美元，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佔有顯著優勢。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於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元的銷售額，美國佔有4558億美元的優勢，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優勢更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利益》認為，從商業利益角度分析，考慮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對雙邊經貿交往的影響，美國實際上在中美雙邊貿易交往過程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根據其計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國家企業子公司的貢獻等，2017年美國享有203億美元的淨利益（注1）。
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差額長期存在並不斷擴大，是多重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結果。
第一，這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的必然結果。從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一國經常項目是盈余還是赤字，取決於該國儲蓄與投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典型特徵是低儲蓄、高消費，儲蓄長期低於投資，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淨國民儲蓄率僅為1.8%。為了平衡國內經濟，美國不得不通過貿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國儲蓄，這是美國貿易逆差形成並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1971年以來，美國總體上處於貿易逆差狀態，2017年與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美國貿易逆差是一種內生性、結構性、持續性的經濟現象。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是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的階段性、國別性反映。
第二，這是中美產業比較優勢互補的客觀反映。從雙邊貿易結構看，中國順差主要來源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製成品，而在飛機、集成電路、汽車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和農產品領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國對美農產品貿易逆差為164億美元，佔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總額的33%；飛機貿易逆差為127.5億美元，佔中國飛機貿易逆差總額的60%；汽車貿易逆差為117億美元。因此，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雙方發揮各自產業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市場自主選擇的結果。
第三，這是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生產布局變化的結果。隨著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深入發展，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生產成本低、配套生產能力強、基礎設施條件好等優勢，來華投資設廠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從貿易主體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商投資企業。隨著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融入亞太生產網絡，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經濟體對美的貿易順差。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佔美國總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為2017年的11%，同期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佔比則由9.4%上升為46.3%。
注1：德意志銀行：《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利益》，2018年6月。
第四，這是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的結果。美國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方面擁有巨大競爭優勢，但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思維，長期對華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人為抑製了美國優勢產品對華出口潛力，造成美企業喪失大量對華出口機會，加大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7年4月的報告分析（注1），美國若將對華出口管制放鬆至對巴西的水準，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24%；如果放鬆至對法國的水準，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35%。由此可見，美國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潛力遠未充分發揮，美國不是不可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只是自己關閉了增加對華出口的大門。
第五，這是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結果。二戰結束後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囂張的特權”（注1）向世界各國徵收“鑄幣稅”，美國印製一張百元美鈔的成本不過區區幾美分，但其他國家為獲得這張美鈔必須提供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客觀上需要承擔為國際貿易提供清償能力的職能，美國通過逆差不斷輸出美元。美國貿易逆差背後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礎和國際貨幣制度根源。
此外，美國統計方法相對高估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額。中美雙方的統計差異長期存在，且差異較大。2017年，中國統計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美國統計對華逆差接近3958億美元，相差1000億美元左右。由中美兩國商務部相關專家組成的統計工作組，每年就中美貿易統計差異進行一次比較研究。根據該工作組測算，美國官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根據中國海關和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的統計，雙方統計結果在最近十年來的走勢和變動幅度大致相同。引起差異的原因包括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之間的差異、轉口貿易增值、直接貿易加價、地理轄區、運輸時滯等。
若以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國對華逆差將大幅下降。中國對外貿易具有大進大出特點，中美貿易亦是如此。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貿易方式看，中美貿易不平衡的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在很多加工製成品出口中獲得的增加值，僅佔商品總價值的一小部分，而當前貿易統計方法是以總值（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全額）計算中國出口。世貿組織和經合組織等從2011年起倡導以“全球製造”新視角看待國際化生產，提出以“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實際地位和收益，並建立了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以2016年為例，據中國海關按照傳統貿易總值的統計，中國對美順差額為2507億美元；但若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從貿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394億美元，較總值方法減少44.4%。
（二）不應脫離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談論公平貿易
近年來，美國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強調所謂“公平貿易”，並賦予其新解釋。現任美國政府強調的所謂“公平貿易”不是基於國際規則，而是以“美國優先”為前提，以維護美國自身利益為目標。其核心是所謂“對等”開放，即各國在每個具體產品的關稅水準和每個具體行業的市場準入上都與美國完全一致，尋求絕對對等。在美國政府看來，美國與其他國家市場開放“不對等”使美國處於不公平的貿易地位，並導致雙邊貿易不平衡。這種對等概念，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並不一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考慮了各國發展階段的差別。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這種制度安排是在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權的基礎上，積極吸納新的發展中成員加入，以擴大成員數量、增強多邊體制的包容性，也體現了以當期優惠換取後期開放的互惠原則。對於發展中成員而言，由於其處於發展初期階段，需要對產業適度保護以促進良性發展，其市場隨經濟發展擴大後，也將為發達國家帶來更多商業機會。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符合包括發達成員在內的各國各地區長期利益，這種制度安排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公平。2001年，中國通過多邊談判以發展中成員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發展中成員待遇。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中國有13.9億人口，經濟總量數據顯得較為龐大，但這沒有改變人均發展水準較低的現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643美元，僅為美國的14.5%，排在世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國還有3046萬農村貧困人口。僅以中國經濟和貿易總規模較大為依據，要求中國和美國實現關稅絕對對等是不合理的。美國追求絕對對等的做法，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原則。
（注1）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對華出口的政治障礙與美中貿易赤字》，2017年4月10日。
（注1）巴裡·艾肯格林：《囂張的特權：美元興衰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是各國就所有產業開放市場實現總體互惠和利益平衡，並非狹義局限於每個產業或產品承諾水準對等。由於資源稟賦、產業競爭力的差異，很難實現兩個經濟體絕對對等開放，不同產業關稅水準是有差異的。如果按照美國絕對對等邏輯，美國自身也有大量不公平和不對等的情況。例如，中國對帶殼花生、乳製品和貨車徵收的關稅分別為15%、12%和15%-25%，而據世界貿易組織關稅數據顯示，美國相應的關稅分別為163.8%、16%和25%，均高於中國。
事實上，中國在切實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後，還主動通過單邊降稅擴大市場開放。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準由2001年的15.3%降至9.8%。中國並未止步於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而是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等方式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給予最不發達國家關稅特殊優惠，多次以暫定稅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進口關稅水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15年中國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已降至4.4%，明顯低於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已接近美國（2.4%）和歐盟（3%）的水準；在農產品和製成品方面，中國已分別低於日本農產品和澳大利亞非農產品的實際關稅水準。2018年以來，中國進一步主動將汽車整車最惠國稅率降至15%，將汽車零組件最惠國稅率從最高25%降至6%；大範圍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涉及1449個稅目，其最惠國平均稅率從15.7%降至6.9%，平均降幅達55.9%。目前，中國關稅總水準已進一步降為8%。
美國所主張的“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否定各國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優勢產業的客觀差異，無視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勢必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產業造成衝擊，造成更大範圍的不公平，最終也不利於美國企業擴大國際市場，分享發展中國家發展機遇。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國際上有的人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佔了便宜，其他國家吃了虧。事實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土地等資源與國際資本、技術相結合，迅速形成巨大生產能力，推動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在此期間，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持續擴大，規模從2001年468.8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億美元，年均增長6.9%，跨國公司分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機遇。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在環境、產業調整等方面承擔了較大成本。
（三）不應違背契約精神指責中國進行強製技術轉讓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企業為了拓展新興市場、節約生產支出、實現規模效益和延長技術獲利時間，主動與中國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訂立契大約同，把產能和訂單向中國轉移，這完全是基於商業利益的企業自願行為。不能因為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就把原本雙方自願的交易活動歪曲為強製技術轉讓，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對契約精神的背棄。
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合作過程中發生的技術轉移，源自發達國家企業出於利益最大化考慮的主動技術轉讓及產業轉移。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表明，任何一種產品都會因新技術的應用而經歷一個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跨國公司在努力開發新技術的同時，需要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已落後或是標準化了的技術，以延長依靠舊技術獲取利潤的時間，並為新技術研發應用騰出太空和要素資源，也間接分擔研發成本，技術轉讓和許可是常用的商業合作模式。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微軟、英特爾、高通、寶潔、通用電氣、朗訊等美國公司相繼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目的是更好適應和開發中國市場。多年來美國在華企業通過技術轉讓與許可獲得了巨額利益回報，是技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業合作中，中國政府沒有強製要求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業技術合作和其他經貿合作完全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的契約行為，雙方企業都從中獲得了實際利益。一般來說，外國企業技術收入有三種模式：（1）一次性轉讓，可以按轉讓價結算，也可以折價入股；（2）銷售的設備、零組件或產品中，包括技術收入；（3）技術許可，收取許可費。比如，當一家具有技術優勢的外國企業銷售設備給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由於不掌握設備的某些技術，需要長期多次購買設備提供方的技術服務和零組件，在此情況下，中國企業願意以一次性付費的方式向外方購買部分技術。這種技術轉讓要求，屬於企業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礎上的正常議價談判，無論分次支付技術費還是一次性支付技術費，都是國際商業技術交易中常見的做法。美國政府將外商投資企業通過訂立商業合約與中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轉讓或許可其技術、共同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商業回報的自願合作行為稱為“強製技術轉讓”，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國在某些領域的股權合作符合中國的國際義務、各國慣例和實踐，不能被混淆為“強製技術轉讓”。而且，近幾年中國對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不斷放開，外國企業自由選擇權不斷擴大。在此過程中，中外企業股權合作仍然不斷深化，完全是雙方基於商業原因的自由選擇。（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孫劍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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