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能否力挽頹勢？

曾仲鳴之死使汪精衛更加仇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1939年3月27日，汪精衛寫成《舉一個例》，除哀悼曾仲鳴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於公布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該次會議由汪精衛擔任主席。據該記錄，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會，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情況，其中談到12月2日下午，徐謨與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會商日方所提和平條件。白稱：只是如此條件，那麽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顧祝同也表示，可以答應。蔣稱：如此尚不算亡國條件。嗣後，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汪精衛企圖以此說明，主和並非自己一個人，是“最高機構，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他質問說：何以別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衛不行？

曾仲鳴

針對汪精衛的《舉一個例》，蔣介石於4月6日，草擬《駁汪言要點》。11日繼續寫作修改。日記雲：“上午，手擬駁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後一段。”他自述“甚覺痛快，因之心神興奮，幾不成寐”。據此可知，當日發表的吳稚暉的《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實為吳、蔣二人的共同作品。

吳稚暉

《進一解》一文指斥汪精衛“泄露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檔案，已經夠犯罪；又把公家檔案，隨意添改偽造。”但文章寫得過於冗長、晦澀，並不見精彩。蔣介石認為該文“必生效力，而對敵方與汪逆及國內未知抗戰利害之封建者發生影響為更大，其效已顯見矣。”蔣介石的這一估計，顯然過頭。4月17日，蔣介石接見中外記者，再次揭露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實質，宣稱“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無和平的余地，絕對不是什麽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所能動搖我們全國的決心於萬一”。這裡所指斥的“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就是汪精衛的言論。

刺汪不中，軍統人員策劃再次行動。不過，都沒有得到下手機會。蔣介石開始考慮用其他辦法對付汪精衛。其4月14日日記預定辦法：一、對汪加以刑事處分；二、向法國政府交涉，使汪精衛回國，或不允其離河內。15日，蔣介石邀約葉楚傖、王世傑、陳布雷、張治中等討論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務的嚴密保護下，由河內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顯然，重慶國民政府與法國的引渡交涉沒有成功。

陳布雷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