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評《垂虹問俗》：江南鄉村社會的日常與變遷

垂虹問俗：

田野中的近現代江南社會與文化

[日]佐藤仁史、吳滔、張舫瀾、夏一紅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317頁，42.00元

━━━━

文︱王 健

由佐藤仁史、吳滔、張舫瀾、夏一紅所著《垂虹問俗：田野中的近現代江南社會與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是近年來江南社會史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一部主要以田野考察為立足點的著作。

垂虹為歷史上蘇州吳江縣之代稱。清末吳江縣人費善慶纂有《垂虹識小錄》一種，實則亦為吳江縣志，其中的“識小”二字，當然是“因小識大”的意思，也就是希望通過記錄一縣之風土人情，乃至作者身邊的人與事，見微知著，而有裨於經國之大政，這實際上也是歷代方志之學的總的立足點所在。今天來看，這樣一個立足點其實與現代的歷史學研究，特別是社會史研究的方法和視野有暗合之處，也就是通過觀察歷史上普通人與平常事的日常邏輯，從常識的角度（即所謂“小”）去理解地方社會的變遷脈絡。

當然，這裡所謂的“常識”只是對當時人而言，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幻，歷史上的大部分“常識”便會失去其存續與運作的條件，漸而至於湮沒不彰，而如何通過對史料的挖掘與整理，以所謂“同情之理解”去貼近、乃至複原歷史上的“常識”便是當代史學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年前在《嘉定縣事》一書中，吳滔、佐藤兩位作者主要是利用傳世文獻去理解賦役、水利等國家制度在地方社會的運作及其影響，進而從發生學的角度去探討江南市鎮的起源。本書則更立足於“俗”的角度，接續自林惠海、福武直以來日本學者對江南太湖流域民間社會的田野調查傳統，通過在以吳江為主的太湖東岸低地農村社會堅持進行多年的實地調查，同時結合地方文獻，因流而溯源，主要從地方宗族和民間信仰這兩類基層社會重要的“常識”入手，去解析近世江南地方社會的日常行為邏輯。

地方家族的生存策略

該書前兩章主要以吳江本地兩個並不算十分知名的家族——黃溪史氏和分湖柳氏為例，通過對地方文獻的深度挖掘與解讀，為我們揭示了在明清以降的吳江地方社會中，以上兩個家族為了實現自身的存續發展而采取的種種策略。

其中黃溪史氏作為“庶族”地主家族，為了振興自身家族，整合族眾，編造出《致身錄》這樣的歷史文獻，虛構了家族與明初建文帝出亡之間的關係，同時又持續不斷地努力推動虛構的家族祖先入祀地方鄉賢祠，終於在清代完全得遂所願。

在這一過程中，史氏家族采取了諸如變亂文本、隨意地聯宗收族等種種手段，這些其實都為當時的江南社會所習見。比如，隨意聯宗的風氣在晚明以降的江南便十分盛行，有史料記載：明末清初的蘇州閶門一帶便有人公然聚眾偽造族譜，“姓各一譜，譜各分支，欲認某支，則捏造附之，貴顯者則有畫像及名人題讚，無不畢具”。而鄉賢祠之濫，自晚明以來也持續受到地方士人的關注，比如晚明時歸安人李樂便指出當時人都以入祀鄉賢祠為“門戶光寵”，所以紛紛“好為增飾以誣其祖，而有司亦第以善善相長之意，不覆核實推求，遂使大典日輕而睥睨者日益眾也”。類似的站在批判角度所留下的評論，其實正從反面印證了當時地方家族營求入祀鄉賢祠風氣之盛，這些實際上都是晚明以來江南日常生活場景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明清以來有很多江南地方家族都在做著相似的事情，以謀求家族的榮顯。

這或許也是為什麽史氏所編造出來的故事雖然經受了從錢謙益到潘耒等當時大儒的批判，卻還是可以繼續得以流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所謂時勢使然，真偽反在其次了。

在通過種種手段獲取外部資源的同時，地方家族內部的運作邏輯對於其存續發展同樣十分關鍵。在吳江分湖柳氏家族的日常生活中，“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觀察家族整合的重要維度。但事實上，柳氏各“房”之間一年中唯一的合作活動卻只有一項，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墓祭，也很少公共的祭產，這與我們一般印象中江南家族通過設立義莊達到維持祖產、整合族眾的做法很不相同。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其實對於大部分資產薄弱，以“房”為基礎的江南地方家族而言，通過墓祭進行家族整合才是更普遍的方式，而在缺乏公產的情況下，各“房”之間的互助其實是較少的，相反，更多存在的是相互的競爭乃至傾軋。所以，家族內部的統合性似乎遠不如華南社會，這可能也會從某些方面給人以江南宗族勢力薄弱的印象。

民間信仰作為一種地緣結合的可能

歷史上，江南鄉村社會存在多重的整合途徑，宗族當然是一種血緣共同體的結合方式，而本書關注的另一個主題——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信仰，則提供了一種偏向地緣結合的可能。

在現代學術史上，早在1940年代左右，日本學者福武直和林惠海等就曾通過對江南吳縣等地民間信仰的實地考察，提出了宗教圈的概念，並已經注意到了該地區存在的所謂上位廟與下位廟的關係。近二十年多來，以濱島敦俊為代表的學者，進一步將民間信仰視為“促進農村居民產生社會共同性的契機之一”，類似的觀點正日漸成為學界共識。

但是，民間信仰究竟在哪些方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江南鄉村社會產生統合作用，卻仍然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和驗證，而佐藤與吳滔對劉王信仰與吳江村落社會關係的研究，其最重要的學術價值或許就體現在這方面。

就村落內部而言，村民之間的社會關係往往會在圍繞村廟而產生的社會組織中得到反映，其中最基層的組織是“段”，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觀點，它大致還是一種因祭祀共同的神靈而產生的互助性組織。在“段”的基礎上再產生出小會首、大會首，從而形成了覆蓋全村的信仰組織，實現了社與村的結合，濱島敦俊教授稱之為“社村”。但根據佐藤的觀點，這種社村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統合體”，並不具有統合全體村落社會生活的功能，與華北“青苗會”有很大不同。或許正因為如此，所謂大會首的產生實際上采取的也是輪充製，主要負責與祭祀、信仰相關的事宜，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的高下並非是決定性因素。

書寫在廟宇牆壁上的社名與社境劃分情況

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文化統合體”的存在，仍然反映了村落內部的一種集團意識，諸如廟會的行進路線、不同村落之間神靈的“擬血緣”關係、乃至因為廟宇控制權而產生的紛爭等，都在在體現了這種意識。所以，吳滔便有可能通過對相鄰村落間爭奪莊家圩神廟控制權的歷史考察，為我們展示理解歷史上村落界限劃分的另一種可能途徑。

至於民間信仰中體現出的村落與市鎮之間的關係，本書作者也並不完全讚同濱島從鎮城隍確立的角度出發，所構建出的市鎮與周邊村落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在他們看來，廟會期間，村落神靈前往市鎮的巡遊，固然反映了村鎮之間經濟聯繫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應該重視民間信仰本身的主動性，整個江南的神靈體系是“連貫而和諧的”，與社會階層、市場層級之間並不必然存在對應關係。

當然，無可否認，在信仰的內容和形式上，城市、市鎮與鄉村之間仍然是存在區別的。比如，佐藤的研究便揭示出宣卷作為一種信仰儀式活動，在江南的市鎮與鄉村社會中演出的頻次是不一樣的，它似乎更受到農村居民的喜愛，而較少出現於市鎮中。但是這樣的情況與其說是市鎮對鄉村信仰圈、娛樂圈影響力削弱的表現，毋寧可以被認為是前者對後者的主動拒斥。而這種兩者之間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疏離恐怕並非近代才出現，當明清以來大量的江南地方士紳實現城居、鎮居，當大量的江南市鎮實現商業化、當大批的精英離開鄉村時，這一趨勢便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城市人等於知識人、讀書人，鄉下人等於沒有文化的人，這樣的觀念並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同時也並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觀感，更是一種深刻的自我認知。

“水上人”的信仰與組織

從民間信仰不僅可以透視陸上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統合關係，同樣也可以用來觀察太湖流域水上人的“生活世界”。比如以“同裡讚神歌”為代表的神歌系統就可以被看作是記載漁民信仰歷史的活化石，與這些神歌的內容及其演出密切相關的一些地方神靈與廟宇，諸如青浦金澤的楊震廟、嘉興連泗蕩的劉王廟等仍然是我們至今所能觀察到的太湖流域漁民信仰的中心廟宇，圍繞這些廟宇而成立的香社組織數百上千，散布於太湖流域的漁民群體之中。

2010年左右的青浦金澤東嶽廟楊震殿

這些香社從何而來？是我們考察太湖流域漁民社會時所繞不開的問題。根據學界已有的觀察，作為大量漁民信仰中心的楊震廟、劉王廟等的興起應該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尤其受到太平天國前後移民的影響，特別是與大量漕運水手失業後加入漁民群體有關，所以，它們的組織多少都帶有漕幫的痕跡。

但關於近代以來這些信仰組織的內容和運作情形以往鮮有具體的揭示。在本書中，夏一紅通過對徐家公門老興隆社的個案考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案例。

由徐金官一手創立的徐家公門廟位於吳江廟港漁業小區，堪稱老興隆社成員的“萬神殿”，所奉神靈既包括徐家過世的親戚長輩，也包括興隆社其他成員的祖先，同時還有被認為對老興隆社非常重要的各類神佛。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類，為了證明自己創建廟宇的正當性，徐金官進一步製作了徐家系譜，以此顯示自己是徐家公門中最為靈驗的祖先徐正龍、徐春陽的唯一直屬後裔，此種製造家譜的行動實際上也是一個擬製家族實體化的過程，表明了漁民對家族觀念的接受和運用。

不過與此同時，徐金官也並不排斥同為“船上人”後代的其他雜姓加入老興隆社，並展開相互合作。於是，在老興隆社內部事實上便形成了徐姓為主，其他雜姓為輔的格局，這種以神靈信仰為中心，類似於（擬製）血緣+地緣的結合方式，是否體現了上岸後的漁民試圖融入岸上社會的某種企圖，從而存在著對陸上村落社會信仰集團的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模仿呢？

有徐龍正印的興隆社捐助銘牌

漁民的上岸當然並非僅僅是現當代以來才有的事情，而應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歷史過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徐家公門的個案事實上也為我們思考明清乃至更早以前太湖流域漁民上岸前後信仰與人群組織形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

在當前的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城市、市鎮往往是討論的中心，而市鎮以下的鄉村社會在更多的時候卻是作為市鎮的附庸而被提及，比如說“鄉腳”這一概念固然揭示了市鎮與鄉村在經濟上的互動關係，但事實上對於鄉村主體性的關注還是不足的。今天如果我們要進一步追求一種以鄉村為本位的江南史研究，或許就應該像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樣，深入地“在田野中製造史料”、“在田野中解讀史料”，以求更加貼近鄉土文獻、更加貼近江南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