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耿凌波
導語
“李安也曾說過，資金對他永遠是個問題。無論是新人導演，還是影壇巨擘，拍電影，不差錢幾乎無從談起。”
又是一個仲夏之夜，在加拿大東部，一座橫扼大西洋海道咽喉的港口城市內，第42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正緩緩落下帷幕。
國產電影《灰猴》在此次競賽中，斬獲“中國競賽單元金獎”，這是山西籍導演張璞在國際上的首次亮相。兩星期後，張璞受邀參加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灰猴》進入“從山西出發”展映單元，好評不斷；同年11月，《灰猴》還作為“推薦影片”，入圍第27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新片展。
與此同時，這部小成本犯罪喜劇也正式進入公映流程。
一連串變化都指向一個事實，這部處女作，比張璞想象中走得更遠。他從沒期待片子能進入商業院線，拍攝期間，滿腦子想的都是，“能完成就挺好了”。談及彼時的發行定位，張璞狡黠一笑，“那會兒想著做完看情況，能發就發，實在不行還有電影頻道呢。”從獲獎到公映，對他來說倒更像是“意外之喜”。
電影《灰猴》當中，王大治飾演的杜子騰，在另外一個平行空間，也有這樣的因緣際會。當所有人被利欲熏得暈頭轉向，只有杜子騰一根弦，堅持追求愛情，看似荒誕、實則純粹，最後更陰差陽錯地成了秘方的主人。杜子騰和張璞，都是小人物，一個是黃花梁上的“灰猴”，一個是電影圈裡的新秀。
在蒙特利爾參展時，《灰猴》的英文片名被譯為《Destines》——“命運”的複數形式，導演張璞解釋，在國外觀眾眼裡，這部電影包含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電影之內，杜子騰選擇了愛情，透過小人物的簡單和執著，成了最大贏家；電影之外，導演張璞選擇了電影本身，他專注人物、碰撞劇本，戰勝了“新人出頭”的重重阻礙。
我們採訪到了這位新人導演張璞，請他來聊一聊，成本高壓之下，《灰猴》如何求變。
“灰猴”歷險記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對於張璞來說格外難熬。
彼時，他正在山西老家，為銀幕處女作勘景，滿心歡喜回到北京，迎接他的卻是“小說作者臨時變卦、版權費陡然增加”的消息。張璞的第一反應是“沒錢”，緊接著就陷入焦慮。拍攝計劃已經制定，勘景也已經完成，還有投資方對這個項目蠢蠢欲動，此時放棄功虧一簣。
無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寫劇本。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看到最熟悉的場景，見到最熟悉的人。一碗有著家鄉味道、慰藉身心的山西刀削面給了他靈感。“面好吃肯定有秘方，秘方一旦值錢，很多人就會產生覬覦之心”，這麽一捋，創作思路立時就打開了。
故事在腦袋裡盤旋了一個月，動筆隻用10天時間。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但有了前面版權吃癟的經歷，張璞心裡依舊沒底。王大治回憶他第一次給自己發消息，“說的特別那啥，叫我‘大治老師’。”恭謹又生怯的稱呼背後，是一個新手導演的誠惶誠恐。
“我一開始覺得請不到他”，張璞苦澀地咧開嘴笑了笑，“這次聯繫更多的其實是試探”。但令他沒想到的是，只看了兩天劇本，王大治就痛快答應了。“我們之間能合作就是特別簡單的四個字，首先是‘信任’，其次是‘好片’。”這份爽利讓張璞倍感驚喜。
好景不長，《灰猴》正式開機前一天，又傳出投資方臨時撤資的消息。張璞急得直上火，嚴重時早晚流鼻血，“生怕一筆錢頂不上，人心就散了”。為了穩住局面，他沒有對外聲張，而是以個人的名義打了兩個借條，東拚西湊出200萬，第一時間先把演員的第一筆款付上。
“就為了這個電影的夢想？”顯然，眼前這個長相憨憨的導演新手，在經營上並不夠聰明。但要說純粹為了拍一部商業片，而賭上“身家性命”又顯得難以信服。
張璞特別實誠，“那會兒不是夢想，我感覺要完蛋了”，回憶起彼時的處境，張璞又尷尬又羞愧，“（電影）弄不完，讓人家笑話，再做可能沒人信任你了”。這裡的“人家”可能指的是同行、媒體，也有可能指的是懷仁當地43萬父老鄉親，“再給你弄成一個騙子”，在自己的家鄉，生養自己的土地上，這是張璞尤其擔心會被扣上的帽子。
好在張璞中戲畢業，又在劇組呆過幾年，周圍全是影視圈裡的朋友，借點錢應急還是不成問題。而他也早早做好了心理準備，“錢”或許會成為整個項目執行過程中，牽一發動全身的一環。雖然“沒錢”的危機看似解除了，但“沒錢”的後遺症卻充斥著電影製作的方方面面。
《灰猴》“求變”：成本倒推結構
由於“錢”的問題解決得匆忙，《灰猴》隻訂了25天拍攝計劃，現場節奏相當緊張。“連續乾20多小時”，在王大治看來已經是家常便飯。“有的時候拍到中午，他和我說，大治哥收工了”，王大治天真地以為真的收工了，剛剛松了一口氣，就會聽到張璞補上一句，“你先睡會兒，晚上繼續。”
有這句話背書，回到酒店的王大治便不敢卸妝，一直帶妝等到凌晨一點，他心裡想，“肯定不拍了”，結果凌晨三點，又收到導演組電話，“要出工”。演員輪流上戲，中間就還能擠出時間來休息。但導演只有一個，張璞得一直盯在監視器面前，“連軸轉”，王大治感歎。
資金有限導致時間緊張，時間緊張導致劇作粗糙。“有很多不嚴謹的地方，這個我們自己都知道”，對於這部處女作的不完美，張璞並不回避。值得一提的是，王大治也當過導演，面對後輩他很願意指點一二，“電影不是這麽拍的”，他提醒張璞。但這個年輕人並非一意孤行，只是他知道，今天必須要給出一個交代。
“稍微再多給我們一個星期，可能都會不一樣”，張璞很無奈，說這話時仿佛還能咂出當時那股窘迫的味道。創作環境惡劣，可他依然沒放棄藝術追求。
“我想讓《灰猴》有獨特的類型片氣質，風格化的東西更突出、強烈一些”，成本不變的基礎上，張璞只能在電影結構上做起文章，“我喜歡昆汀和蓋·裡奇的作品”，在這個基礎上，《灰猴》引入環形敘事，整個講述方式像剝洋蔥，將“真相”層層包裹其中，賦予簡單的故事更多值得玩味的空間。
而這些空間，需要巧妙的細節來填補。
“我只能提供一個大的框架、結構的東西，劇本中想象不到的東西、可以和觀眾直接交流的東西，就得依靠演員的表演”。這恰恰和王大治在表演上的追求不謀而合，“表演最重要的兩個字——生動”，分析、思考雖然重要，“但倘若觀眾不能直接通過表演獲取快樂、幽默、悲傷，那就都是無用功。”
一直以來，王大治都養成了“不背台詞、全背劇本”的習慣，“我要知道這場戲對手要幹什麽，對手要說什麽”，將整場戲了然於胸、銜接流暢的同時，還能碰撞出許多“神來之筆”。張璞告訴娛樂獨角獸，“在關鍵點上的變化，演員提供給我的，要比原劇作豐富得多。”據不完全統計，現場即興發揮的點就不止33個。
透過群像看眾生相：“碰撞”產生驚喜
如何將“碰撞”產生的能量最大化？張璞在劇本設計階段就開始為演員創造環境，這也是“群像戲”設定的由來。導演本身崇尚複雜性和多樣性，在他看來，只有人多了、角色多了才有可能產生這種自然的幽默、喜劇的效果，“單純兩個人的對手戲更像在演小品，相對於一部電影而言，多少會有些平淡。”
而群戲則意味著，“一個角色能代表一種人物，這種眾生相出來以後，把他們碼到一個場景、一個事件裡面，它給出來的矛盾、反應可能會更加豐富。”因此開拍之前，王大治提議，“所有演員，哪怕只有幾句台詞，都要圍讀劇本。”這是他加入《灰猴》劇組，提出的唯一條件。
“只有充分了解角色，充分了解導演意圖，短時間內，大家配合度才會更高一點”。
為了豐富每個角色的性格，張璞又根據演員情況，加入了多種不同的方言，除了懷仁當地話，還包括四川話、西安話、河南話和青島話等等。“這個地方做的時候，是刻意設計進去的，懷仁雖然地方小，但外來人口其實挺多的，如果演員全說懷仁話，電影就會變成一個完全小眾的東西。”
讓張璞意外的是，《灰猴》能找到香港演員駱達華出演。最開始，“殺手”這個角色的設計是山西右玉人。駱達華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讓他硬說右玉話相當困難，“所以我們就把劇本調了一下，也就是香港殺手過來，但其實最開始並不是這個想法。”
一部電影的表演設計當中，綜合了這麽多差異化的因素，對張璞的導演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劇組還有大量年輕演員，大家成長背景、生活環境，對待同一件事情的態度和反應，都千差萬別，如何把所有人的表演狀態統一到一起，不僅考驗調度能力，更考驗導演是不是知道自己這部戲裡要什麽。
在張璞看來，“《灰猴》一定要統一到小地方地域文化的那種生存狀態。不能太冒，也不能太平，表演要準確。”所謂“小地方地域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接地氣。“包括在造型上，我們都盡量地在往這個上面靠。”
張璞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是實實在在的科班出身，同屆的有任素汐、潘斌龍。在衛生部工作了幾年以後，他仍放不下對電影的熱情，於是在2015年創業，創立了星普傳媒，自己任董事長。提起這個稱呼，張璞有些不好意思，“不算什麽董事長，公司也沒其他領導。”
他向娛樂獨角獸解釋最初創業的動機，“其實就是想做一個工作室，想開發開發劇本。”同時還有一部分藝人經紀業務，為此他網羅了一幫新人演員，拍一些網大勉強度日，這其中就包括《鬼谷山莊》。
也是從那時起，他習慣在一個項目中兼任多重身份，承擔多重責任。這次拍攝電影《灰猴》，張璞同樣集製片人、編劇、導演、出品人為一身。但是關於此前商業上的公司運作，張璞坦誠，“覺得自己比較失敗”，最大的原因在於“那幾年弄這個事兒耽誤我創作了，要不然早好好寫劇本”，想到這兒，他又有些懊悔，“這個就別提了”。如今，他只想先當好一個導演。
李安也曾說過，資金對他永遠是個問題。無論是新人導演，還是影壇巨擘，拍電影，不差錢幾乎無從談起。但先從小成本拍起，用內涵以小搏大，順帶聚攏起核心閱聽人，就有希望在步步為營中實現“財務自由”。盡然，從商業化角度而言，電影《灰猴》當前所取得的成績並算不上驚豔，但作為一部成本高壓下誕生的導演處女作，它至少為後來人踩出了一條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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