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早年學文章的“兔園冊”

餘十六歲與從弟鍾韓自蘇州一美國教會中學返家度暑假，先君適自北京歸，命同為文課，乃得知《古文辭類篹》《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書。絕尠解會，而喬作娛賞；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詩。

錢鍾書晚年補訂《談藝錄》時，曾提到上面這段少年讀書經歷裡的往事。我們知道到了1927年，他原本就讀的蘇州桃塢中學暫時停辦了，他隨即轉入無錫輔仁中學。因此，上述這段經歷，就發生在1926年夏天。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裡，細數了夫君兒時種種“癡氣”的表現：他小時候的讀書、識字、寫文章，都因他受“沒出息”的大伯縱容而養成晚睡晚起、貪吃貪玩的脾性，毫無章法，全憑興趣。早年書攤上租小說囫圇吞棗地看下來，固執地自作主張讀錯別字，滾瓜爛熟地記得關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兩卻不認識阿拉伯數字。在正統的詩文修養的教育上，還有尚待引導激勵之處。在楊絳的記述裡，上述這場考校文章的功課，具有更多令人困窘的細節：

他父親回家第一事是命鍾書鍾韓各做一篇文章；鍾韓的一篇頗受誇讚，鍾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這頓打雖然沒有起“豁然開通”的作用，卻也激起了發奮讀書的志氣。鍾書從此用功讀書，作文大有進步。他有時不按父親教導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駢儷，倒也受到父親讚許。他也開始學著作詩，只是並不請教父親。

將這兩段記述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得知他作古文的入門書就是姚鼐的《古文辭類篹》，嵌些駢儷文句是因為讀了李兆洛編選的《駢體文鈔》，而自學作詩，最先是依賴於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

駢體文以駢儷對仗為句式特徵，重藻飾與用事。歷來論者可分成兩派意見，一派以駢體文為純粹的駢文，即通篇皆駢者，於是排斥散文句式的混入，有意與散文（即唐宋之古文）分庭抗禮；另一派則以為駢體文可以駢偶為主，結合散文句式的優長，強調駢散會通。這兩派在清代可分別以阮元和李兆洛為代表。阮元是《四六叢話》作者孫梅的門生，並受力詆唐宋古文的凌廷堪之影響，後來寫作《文言說》，標榜“文必有韻”、“文必尚偶”，將單行的散文排斥在文的範圍之外。李兆洛服膺姚鼐的古文成就，但不滿桐城義法所謂刻意地無所依傍、不求工整，認為“奇偶不能相離”才是天地之道。三十一卷本《駢體文鈔》即多選駢中有散、散中有駢的文章，並聲稱“後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答莊卿珊》）。

民國時期，就駢體文學發表研究觀點的學者，尚有劉師培、李詳、孫德謙、錢基博、劉麟生等人。其中李、孫、錢等人皆主駢散合一的觀點，尤其孫德謙《六朝麗指》聲稱“駢散合一乃正格”，影響最大，錢基博在《駢文通義》中就拈出孫氏“駢文尤貴疏逸”的觀念，總結為“疏逸之道，則在寓駢於散”。因此，楊絳回憶說錢鍾書學習古文並不遵守桐城義法，時而加入駢儷句式，他父親反而會讚許。錢鍾書後來在《談藝錄》提到龔自珍《常州高材篇》，將之視為“常州學派總序”，首先肯定的就是陽湖派古文的“文體不甚宗韓歐”。單純地排斥一端，獨尊駢體或散體，在錢鍾書看來都是“一葉障目”的成見。

《駢體文鈔》三十一卷，以秦李斯石刻銘文（又收入李斯《上秦王書》）為首，後面收錄的都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駢體文章。錢鍾書後來的讀書筆記裡以及著作裡都再也沒提到過李兆洛這部書，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錢鍾書對於《昭明文選》的態度。

我們不妨以清人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卷一裡的話來作為一個對照：

初，稚農遊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相從也。”……假東湖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為少矣，乃尚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以為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為通儒。

“稚農”指的是《甲申傳信錄》作者錢士馨的字，這是生活於明末清初的浙江平湖縣人。據說他韶華之年好冶遊，後發憤治學。可見明清時的人已經把《文選》這樣的書當作童蒙應試所用的“兔園冊子”了。因此，開始藉以尋覓門徑的初級選本，在後來不斷奮進突破的過程中也許會失去價值。尤其是“文選學”在清代經阮元專門提倡，盛況一直不減，“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惟‘《選》學’與‘《紅》學’耳”。錢鍾書素來反感“朝市之顯學”，因而也很少從正面提到《文選》一書。

《談藝錄》《管錐編》都曾經站在《東坡志林》的角度，“推崇魏晉之文章，而恨《文選》之未盡”，乃是“齊梁小兒不解事”。昭明太子不懂陶淵明《閑情賦》、王羲之《蘭亭序》的好，是時代風氣使然，後世譏誚其為“文人之腐者”、“笨伯”的大有人在。錢鍾書不追風，反倒說幾句公道話，他不滿《文選》的是刪略或漏掉另外許多佳作，雖收“書”體，卻排斥所謂“直說不文”的“家書”，比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以及北齊人寫的《為閻姬與子宇文護書》，等等。錢鍾書譯賀拉斯《詩藝》裡的話：“石不能割而可以礪刀，不能詩者評詩，正複如此”，——在他心中不能文者評文、編“文選”，亦複如是。

《駢體文鈔》所錄文章，大多也是極為精彩的。但假如我們翻閱錢鍾書後來的已刊著作，就會發現在他個人的閱讀史裡，早已擺脫了少年時代那部“兔園冊子”在格局、視野上的影響，對於很多篇章持有異議。比如班固的《高祖泗水亭碑銘》，錢鍾書熟讀洪邁《容齋隨筆》，晚年引用《三筆》卷九所指斥此篇是後來“好事者”偽作的判斷。北魏溫鵬舉（子升）最有名的文章《寒陵山寺碑》，李兆洛選此篇的目的在於“其為唐初等慈、昭仁諸文嚆矢”。但後人所見，都是據《藝文類聚》卷七十七摘錄。錢鍾書指出《類聚》引文開首有“序曰”二字，銘詞已略，且序文也好像經過了刪節：

《朝野僉載》卷六記庾信論北方文章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正指此碑；據見存面目，已失本來，庾之特賞，隻成過譽耳。

至於那些哀策詔書，一律不能引起錢鍾書的興趣，他對模仿“九錫文”一體的俳諧遊戲之作倒是更關注一些。

東漢陳忠的《薦周興疏》，譚獻評語是“似未完”三個字。錢鍾書對此心細眼明，《管錐編》“《全後漢文》卷三二”說：

按同卷忠《奏選尚書郎》實即此《疏》末節，不應重出。

不僅校正了嚴可均的錯誤，同時也等於是給少年時代的讀物做了一個注腳。

還有陳琳《檄吳將校部曲》，錢鍾書《容安館劄記》第三百十六則已引晚清學者趙桐孫《琴鶴山房遺稿》卷五《書文選後》這段話：

《文選》有贗作三：李陵《答蘇武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按之於史並不合。此《檄》年月地理皆多訛謬。以荀彧之名告江東將校，而荀彧死於建安十七年，荀攸死於十九年，而《檄》中舉群氐率服、張魯還降、夏侯淵拜征西將軍，皆二十年、二十一年時事。

《管錐編》裡收入這則劄記，補上一句“足補《選》學之遺”，已經是否認這篇文章的作者歸屬，由此不認可其文學史上的價值了。阮瑀那篇也在李兆洛選目之列。

還有一篇題為“魏伯起為東魏檄梁文”，認為出自《魏書》撰者魏收手筆，李兆洛批注說：“此據《文苑英華》錄《北史》慕容紹宗檄梁文，其詞與此相出入”，《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就認為是魏收所撰。嚴可均輯《全北齊文》卷五杜弼《檄梁文》，此文即其“後篇”（“前篇”又重見於《全後魏文》卷五十四，作者定為慕容紹宗）。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有一大段討論，其中同意嚴可均的意見，認為作者就是杜弼，“前篇”收入到《魏書》，是經過魏收潤色的；並認為“前篇”較“後篇”更佳勝。這段討論在文句的藝術品鑒上非常細致，但是也許疏忽了時代背景的考察，曹道衡先生在《北朝文學六考》一文中對此持有不同看法。無論如何，至少錢鍾書在此表達了對少年時深受影響的入門權威讀本的某種質疑。

還有像卷十九收入的《與嵇茂齊書》，《文選》李善注根據乾寶《晉紀》認為作者是呂安，李兆洛遵從此說。但《嵇紹集》分明說是趙至所撰，嚴可均持此說，錢鍾書在劄記和著作裡每次提到此篇都以趙至為作者。

在十六歲這年同時從《駢體文鈔》和《古文辭類篹》兩書入手，自然使得出身常州的錢鍾書並不單純推崇駢文，對於陽湖與桐城兩派能做較為客觀的認知。例如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這篇駢文，固然文辭佳美，歷來傳頌，什麽“珠角檀奇，山庭表德；儀范清冷，風神軒舉”，“千秋萬古，英靈在斯”，都是名句。但錢鍾書不滿其情感上不夠真摯，放在庾信的別集裡面看這些類似的作品，尤其發現很多問題，行文最忌諱的就是不貼合，駢文以連類豐贍為美，不貼合造成了事理上的牽強。他認為能夠在墓志碑銘文章上有所改變，破除舊格式而“出奇變樣”的，乃是韓愈，此後還有王安石和歐陽修，而姚鼐《古文辭類篹》對於這三家選錄最多。

錢基博教訓頑劣的長子之後，沒過幾年出版的著作裡就有《〈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一書。這個小冊子關於讀這部古文選集的“分類讀”、“分代分人讀”、“分學讀”的三種讀法，特別值得參考。然而子泉先生平生在國學教育得標榜《古文辭類篹》的態度，並不代表他完全服膺桐城派。從上文所述錢鍾書的文章習作裡摻入駢儷句式，反而得到父親表揚，就可以見其立場了。他同時也並不特別讚許陽湖派。《潛廬自傳》裡說自己所撰書房楹聯，寫的就是：

書非三代兩漢不讀，未為大雅；

文在桐城陽湖之外，別辟一途。

這正如《容安館劄記》第七八七則所說的，“文無時古，亦無奇偶，唯其用之宜、言之當”，就足夠了，又何必在意是不是“時文”，守不守“家法”呢。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上聯裡所包含的那種讀書上的通達態度，這是不是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錢鍾書呢。

本文刊於2018年8月12日《文匯報 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