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穿過的“軍式”檢察服

1984年，我通過高考招乾來到安徽省碭山縣檢察院辦公室工作。同年5月，全國檢察機關第一次實現了統一著裝。正是這套帶有濃厚“軍服”色彩的檢察服，引領著我一路走到今天。

1985年底，我與同期進入檢察院的同事轉為正式乾警，可以領取檢察服。經與安徽省檢察院行裝處聯繫，院裡需要直接派人去南京軍區服裝廠提取檢察服，院領導讓我和辦公室周主任一起坐火車去南京辦理此事。

我清晰地記得，那幾十套檢察服打包後，服裝廠要求我們辦理火車托運，卻被周主任婉言謝絕了，他說：“天冷了，乾警等不及，托運到貨需要一個多星期時間。”其實我知道，當時院裡經費不充裕，周主任是為了省點托運費。

我們兩個扛著大包，回到縣裡已是晚上十點多。我們要了一輛腳蹬三輪車，把包放在車上，人卻捨不得坐車，頂著舟車勞頓的疲憊跟著三輪車又走了5公里路。不過一想到馬上就能穿上檢察服，我走起路來渾身是勁。

路上，周主任和我談論檢察服的事，他問我：“你知道大蓋帽上為什麽有國徽嗎？”我說：“標誌著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啊。”周主任點點頭又問我：“那大蓋帽上有兩條金黃色穗帶，象徵什麽？”我答不出來了。到檢察院工作一年了，對那兩條穗帶非常熟悉，可我從沒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周主任告訴我：“象徵著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因為自己沒答上來，有點不好意思，沒等周主任再問，我搶著說：“我知道那鑲著檢察徽章的肩章是什麽意思，那代表著我們肩負人民的檢察事業……”如今想來，那次出差條件挺艱苦，但每每回憶起來總是那樣甜美。

當初上班第一天看到別人戴著威武的大蓋帽、穿著筆挺的制服，我不止一次想象著自己穿上的那一天會有多麽酷。而今真要穿上檢察服了，與一年前相比，我感受到它是一種責任、一種使命。當我從老檢察長手裡接過檢察服的那一刻，感覺手裡沉甸甸的，激動得熱淚盈眶。檢察長拍拍我肩膀說：“你們年輕，是檢察院的新鮮血液，今後的工作任重道遠。”

那天下班後，我特地去照相館拍了一張二寸冬裝制服照片，留作紀念。雖然黑白照片顯現不出肩章的鮮紅耀眼和大蓋帽上國徽的熠熠生輝，卻不失威嚴與莊重。這張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人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我一直珍藏著它，每次拿出來看都會浮想聯翩，心生感慨。

穿上檢察服沒多久，我被調到經濟檢察科工作，被正式任命為書記員，擔任內勤。那時經濟檢察科管轄的案件罪名非常多，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經濟詐騙、假冒偽劣、偷稅抗稅等。案件多，人手少，我雖是內勤，也要和大家一樣參與辦案。

4月份，檢察服夏裝發下來了，大蓋帽隻發米黃色帽罩，罩在帽子外面就變成與夏裝相匹配的夏帽。衣服分長袖和短袖兩套，米黃色小翻領外套，佩戴上鮮紅的肩章，分外耀眼。

不久，領導安排我和同事去山東的一個偏遠鄉鎮調查取證。火車上，不時有人問我們：“你們這是什麽部門的？”我們總是自豪地回答：“檢察院的。”

第二天，我們坐公共汽車去鄉鎮，直到下午兩點多鍾才在一個村莊裡找到被調查人。查完材料後，已經錯過回城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不過運氣還好，我們在公路邊攔到了一輛大卡車，好心的司機願意載我們一程。我倆擠在車頭座位上和司機師傅閑聊，司機說他是一名退伍軍人，對軍裝有特殊感情。說這話時，我知道他一定是把我們的檢察服當成是軍裝了。他接著問我們：“你們的服裝這麽精神，是不是軍隊文工團的？”我告訴他：“我們是檢察院的。”快要下車時，司機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檢察院和軍隊一樣，前面都有‘人民’二字。”

說起檢察服，還有一件趣事。那個時候沒有手機，很多家庭也沒電話，遇上著急的案子需要加班或出差，常常無法與家人取得聯繫。有一次，我就用檢察服向家人做過一次告白。

那天中午下班後，我正在做飯，科裡同事急匆匆來敲門，說有一起案件，要我馬上去部門參與搜查。妻子下班比較晚，孩子不滿一周歲，怎麽辦？

情急之下，我寫了字條放在桌上，然後把所有被子都拿出來，疊在孩子周圍。就在我換上檢察服時，突然看到那件配有鮮紅肩章的春秋裝檢察服，我趕緊把它拿了出來，掛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我想，妻子回家後看到廚房裡做的半拉飯和用被子圍起來的孩子時，也許會不理解，但看到這件制服，她應該能夠想到我肩上擔負的重任，一定會支持我。妻子果然明白我的意圖，我回來後，妻子沒有說一句埋怨的話，她隻說：“誰讓我嫁給了檢察人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檢察乾警每人又配發了一身純毛華達呢布料中山裝式春秋制服，八字形領口的硬領內加一條可拆洗的潔白襯領，整體造型均衡美觀。

服裝下發後的第二天，我就穿上了。剛坐在辦公桌前，宋科長邁著蹣跚的腳步走到我對面，微笑著盯著我看。他微笑時，眼角的魚尾紋很密很深，那是他歷經磨礪與堅守的印證。自檢察機關建立之初，他便與檢察一路走來，歷經了三十多年的風雨歷程。在“文革”那段特殊歲月裡，他以樂觀、豁達的心態經受了洗禮。如今，他即將退休，內心裡一定有無數不捨。

他說：“小杜，你穿上這身制服更帥氣了。”

我被他誇得不好意思：“宋科長，你沒捨得穿？”

他說：“昨天拿回家試了試，大小正合適，不捨得穿，我已經給家人交代了，我離世的時候，就穿這身制服。”

宋科長的話讓我黯然神傷。彼時，我從他的微笑裡讀出一名老檢察人對即將離開奮鬥一生的檢察事業的那份眷念。

宋科長離去的那天，我正在三百裡外的泗縣檢察院擔任檢察長。因工作原因，我沒能為他送行，但他對我的教誨我始終不敢忘。

2000年10月，我和全國所有檢察官一樣，摘下大蓋帽和肩章，脫下“軍式”檢察服，換上西式檢察服。隨著服裝由“武官”向“文官”的轉變，我也清醒地認識到應該轉變司法理念。但那些我曾經穿過的“軍式”檢察服一件也捨不得丟棄，因為它們印證了我走過的足跡，還有我的流年夢。

文字：杜艾洲

（作者系安徽省宿州市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

編輯：王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