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子薇，劍橋大學
在《走鋼絲的人》獲得第81屆金像獎把最佳紀錄長片整整十年之後，今年的奧斯卡又把最佳紀錄長片頒給了另一部記錄極限運動的《徒手攀岩》。而現在這部超級刺激的作品已經來到了上海國際電影節，與中國觀眾見面。
標題Free Solo，即無保護攀岩，顧名思義就是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赤手空拳地攀岩。片中的男主人公亞歷克斯就試圖一口氣爬上高達900多米、岩壁幾乎垂直的伊爾酋長岩之巔。在影片的前八十分鐘，他幾乎都在反覆測試、訓練攀爬這座高峰。片子事無巨細地記錄了他的在生理和心理上作出的準備。
片尾，亞歷克斯終於越過極限平面和怪獸大裂縫，一個長焦鏡頭對準攀上岩間的他。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中，沒有人可以忘記這一幕：在航拍闊遠的視域裡，一半是蒼翠的峽谷樹林，一半是垂直岩壁的頂端。腳步輕盈地躍上山頂的平面，亞歷克斯的身體像一個黑紅的微縮點，和被他征服的山巒相比如此渺小，但又因他的渺小讓人更感震撼。
影片結束後，我和朋友說：他爬的這個優勝美地，不就是我們四年前一起去過的那個國家公園嗎？她回道：是啊，你不記得了嗎？當時我們爬的那座山，就在伊爾酋長岩對面，爬上去就可以看見了。可就算是那一座更矮的，我們也半途而廢。
我想了想那個下午精疲力竭的日落，只有長歎一口氣，覺得人比人氣死人。
看完電影，大多數觀眾都會和我在前文中一樣，生發出對極限運動者的欽佩。他們是孤膽英雄，是不服輸的追夢人，是赤誠和偉大。
然而在觀影過程中，除了亞歷克斯的冒險之外，另一樣始終無法被我忘懷的存在，是始終凝視著他的攝影機。
紀錄片導演金國威早前是《國家地理》的攝影師，有著豐富的戶外經驗和戶外運動的拍攝經驗。此番要拍攝一個攀岩者，他要求所有的攝影師也同時要是資深的攀岩者。唯有如此，才能最清晰地記錄下這場峭壁上的冒險。
在影片中，攝影機很多時候是隱形的。大多數時候，觀眾只能看見亞歷克斯一個人在岩壁上攀登，而看不見拍攝團隊的存在。只有在幕後花絮照裡，被懸掛在幾百米的高空中大顯神通的攝影師們才一一顯形。
這種“隱形”的跟隨對於亞歷克斯來說十分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把對他的影響降到最低。
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攝製組始終跟隨著亞歷克斯的攀岩訓練。在他漸漸摸索出伊爾酋長岩的輪廓的過程中，攝製組也逐漸找到了最合適的拍攝角度。在最後的攀岩當天，我們看到的鏡頭，是由5位岩壁上的攝影師、3個留守地面的跟拍攝影師和1架負責航拍的直升飛機提供的。
然而，極限運動的性質，讓攝影機的凝視始終暗含倫理學的隱憂。雖然用亞歷克斯的話說，他喜歡區別風險與後果兩個詞。即當他攀岩的時候，他會傾向於想，他摔下峭壁的風險幾率，其實很小，而不是想他摔下去的後果會十分嚴重。但無論如何，作為無保護攀岩者，他失手的可能都無法忽略，更不用提片子列舉出的他許多已經遇難的前輩了。
於是影片記錄的，其實是一個有高概率死亡的主體。在這種情況下，鏡頭的注視是否道德？或者說，怎樣的鏡頭注視才可以是道德的？
早在1959年法國新浪潮的先驅就討論過影像和倫理的關係。呂克·慕萊說：“追蹤鏡頭（tracking shots）是一種道德問題。”隨後是戈達爾更著名的宣言：“橫移鏡頭（travelling shots）是一種道德問題。”這些宣言主要和當時電影對於猶太人大屠殺的處理相關。他們認為，橫移、特寫鏡頭消弭了觀眾和主體，也就是屠殺遇難者間，本應存在的距離，因此既失去了對主體的尊重，也失去了觀眾對歷史事件形成自我感知的自由。
鏡頭的選擇之所以格外需要審慎，正是因為電影所展示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間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看過《天堂電影院》的人都會對這個情節印象深刻：小男孩多多從放映師那裡得到了一些電影膠片。他把膠片存在盒子裡，但膠片易燃，差點引發了火災。
這是一個再顯而易見不過的隱喻：正如菲林易燃，電影確實可以危及現實，即它展示的主體。
儘管攝影機大部分時間保持隱形，《徒手攀岩》裡也承認過這一點。影片到中段的時候，亞歷克斯曾嘗試過一次無保護攀登，但半途而廢了。隨後，鏡頭記錄了攝製組成員間的一次對話。其中一位成員憂心忡忡地說：“只有當亞歷克斯真正有自信和安全感的時候，他才能自如地應對攝影機和其他人在場。而這正是拍攝的窘境。這窘境從未被突破：只要我們有人在，就必定有所不同。”
然而意外的是，金國威說：“去年他回心轉意（指放棄攀岩），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說明，我們的在場沒有給他硬著頭皮上的壓力。這真的讓我放心不少。”
這是片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對話。正是這段對話減輕了影片在剝削紀錄片主體，或把他的探險和可能的死亡用作奇觀和賣點的嫌疑。導演不因亞歷克斯的放棄而失望，因為比起作為紀錄片主題的攀岩是否能在短期內完成，他更如朋友般關切亞歷克斯的生命。
影片進行到亞歷克斯最後的歷險。留守在地面的攝製組和他們的長槍短炮第一次集中出現，與岩壁上的亞歷克斯穿插對照。多數時候，攝影師沉默地注視著鏡頭裡的亞歷克斯，但在後者要以幾乎違背人體工學的方式通過怪獸大裂縫的時候，攝影師也忍不住要背過身去。他搖著頭對同伴哀歎：“真不敢相信你們還敢繼續看。噢不，我不想看，我不能看。”
當亞歷克斯終於有驚無險地通過最後一個關卡時，一個攝影師感慨：“今天是亞歷克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天。”另一個已經被嚇到虛脫的同伴回應道：“這絕對不是我最精彩的一天。我受夠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們再也不要做這個了。”
在這過程中，導演金國威則完全缺席了。他的聲音只在畫外通過通訊設備出現，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同僚確認：他通過極限平板的時候，請告訴我好嗎？
與亞歷克斯一往無前的孤勇相對照，導演和攝影這種設身處地的寬宥、緊張和不忍看，更讓監視者心生動容。他們對於攀岩產生的反應，為觀眾提供了一個范例：不是置身事外的路人，不是視覺奇觀冷漠的消費者，不是感知到血腥味聞風而來的嗜血的鯊魚。只有在一種“不忍看”的態度裡，相機的“看”才成為道德的。
雖然影片的標題叫Free Solo，而solo是單獨、獨自的意思，但令人欣慰的是，亞歷克斯從來不是一個人在冰冷的峭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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