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喬平：科學哲學如何塑造更好的“後人類”社會

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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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WCP）於北京召開（8月13日到20日）前後，文匯報文匯講堂工作室聯手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華東師大哲學系共同向公眾呈現豐富多彩的“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同時歡迎參與同步推出的“我愛WCP“有獎傳播活動。（見文末鏈接）

昨天，很多人知道了李文潮，也知道了萊布尼茨這位十七世紀的數學家、哲學家對中國的好奇和傳播，更知道了華裔學者擔當150年計劃的《萊布尼茨全集》主編的光榮和付出，中國故事學術版寫好不易。今天，看令人感喟的俄羅斯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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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

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 ⑩

訪談科學哲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際哲學院院士、俄科學院哲學所V.S.斯喬平教授

科學哲學如何塑造更好的“後人類”社會

文/章含舟；綜合核校：章含舟、陳歡（文匯-複旦-華東師大聯合採訪組）；俄文翻譯：錢宗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王時玉（華東師范大學）

被訪談人：瓦切斯拉夫·謝苗諾維奇·斯喬平（Vyacheslav S.Stepin），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部哲學研究所教授，下簡稱“斯喬平”

訪談人：華東師范大學-邁阿密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章含舟，武漢大學-邁阿密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陳歡，以下簡稱“文匯”

訪談時間：2018年5-6-7月郵件訪談

“無人文與社會科學控制的‘後人類’使讓人類社會的毀滅變得不可避免……”長達1個月的郵件採訪互動，俄語翻成中文2萬字有余，84歲的俄羅斯科學院教授斯喬平分享著60余年的學術思考，每個話題均直面著當下人類社會的危機——科學知識是如何構成、基因技術與傳統社會所折射出的兩類文明發展模式是否可以兼容、哲學如何在文化的世界觀共相中引領未來、人文思考怎樣聯手會聚技術將“後人類”危機降到最低……縝密且嚴謹的理論推理，博大而深刻的人類關切，將這些問題由點到面串聯起來，這位坐鎮俄羅斯的科學哲學家的洞見讓人驚喜，治學態度讓人動容。

斯喬平出生在俄羅斯西部邊境的布良斯克州，該地南接烏克蘭，西鄰白俄羅斯，是連接東西方的兵家必爭之地，與其故鄉一樣，他也歷經了從蘇聯到俄羅斯聯邦的變遷滄桑。早年求學時曾面臨教條主義，工作後被官方哲學家們扣上“實證哲學的軟弱性”的帽子，很長一段時間，他被禁止出國學術交流。儘管如此，斯喬平不改哲人應有的自由思考，其30部著作涉及科學方法論、科學理性、文化共相以及技術文明等論域，且極具原創性。

烏雲總會被太陽趕走。當俄羅斯走出停滯時期之後，斯喬平一躍成為俄羅斯知識界的領袖人物。2004年，他獲得了俄羅斯聯邦科技領域的國家獎，同時，國際哲學學院（巴黎）、國際可持續發展和技術學院（德國）、國際科學哲學院（布魯塞爾）、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國家科學院均授予了他院士或外國院士的稱號，其著作也被翻成多國語言。

“請不要讓靈魂懶惰……靈魂應該勞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當哲學成為生活方式後，勤思而富於創新的斯喬平本身就是自己的傑出作品了。

哲學之緣與軌跡

文匯：尊敬的斯喬平教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是一位視野開闊的哲學家，從早年的科學基礎、科學知識的結構和機制、科學理性的類型、理論與經驗的相互作用，到當前的科學與文化的關係、文化共相（cultural universals）以及技術文明論等諸多話題，您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和卓越的建樹。我們非常感激您給我們帶來了如此豐富的理論財富！

在當代哲學家中，您的視野和深度是不多見的。我們不禁對您的哲學探索之路充滿好奇，您可否向我們介紹下您的治學經歷？

大二選定實證論為專業，輔修物理，本科論文事關量子力學的哲學討論

斯喬平：我於1934年8出生在俄羅斯布良斯克州一個教師家庭。二戰後，父親退伍並前往白俄羅斯工作。1951年我17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歷史系的哲學專業。中學時代，我既喜歡數學和自然科學，同時也對歷史和文學感興趣。但哲學的發展史，我則知之甚少。也許是出於“希望更多地了解哲學”這個動機，我在大學時代選擇了就讀哲學專業。

斯喬平的家鄉俄羅斯布良斯克州

大一時，我為自己制定了一項任務——學習和了解偉大哲學家們的主要著作。不久我才明白，這項任務已經超出了必修課的範疇，甚至涉及到了西方古典哲學史。但在第五個學年之前，我完成了這項任務。

大二時，我選擇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作為我的專業。當時“科學哲學”這一術語尚未被采納，而是被劃分為實證論的範疇。那時，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無可爭議的龍頭老大。我起初採用物理系教材自修，後獲準在物理系聽講。同修兩門專業，學習負擔相當重。但我當時精力充沛，還是學校籃球聯隊和白俄羅斯大學聯隊的主力隊員。我所有科目均為5分（五分製），只有一門課得了4分。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量子力學的哲學問題。

1954年，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斯喬平（中）和籃球隊的隊員

實踐中悟出科學認識的方法論，工作後補答辯碩士論文

1956年大學畢業後，我考入哲學教研室的研究生。當時研究生培養的主要目標是儲備高等學校的教員，必修科目比當今俄羅斯大學要多一倍。我的論文題目是《維也納學派新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批判性分析》。我研究了石裡克（Moritz Schlick）、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弗蘭克（Philipp Frank）、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等人的著作。我也啃了弗蘭克的大部頭著作《因果律及其邊界》（Das Kausalgesetz und seine Grenzen）的俄文版。我越深入研究這些資料，疑問就越多。20世紀新實證主義流派創立的科學方法論作為嚴格的科學是沒有異議的，但是它在當時的蘇聯官方文獻中則被批判為違背科學認知的客觀性。

那時，我沒能發現新實證主義方法背後的基本假設。我寫了論文的第一稿，雖然自己對此並不滿意，但獲得了教研室普遍的認可。但是我沒有對文稿進行答辯與加工。

1956年，斯喬平從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畢業

研究生畢業後，我到白俄羅斯理工學院哲學系當老師。我研究了藝術發展史的主要階段，由此，我發現了科學和藝術之間的獨特內在聯繫，以及文化的系統完整性。科學發展的所有特點和自治性都無法脫離科學所處的、廣泛的社會文化環境。它使我意識到實證主義那些最隱秘的假定是什麽。在寫作論文第一稿時，我沒能清晰地把握住科學的絕對自治的假定。我將科學視為超越科學的歷史與實踐發展的。基於這一立場，我重新修改，寫出了題為《科學認知的一般方法論問題與現代實證主義》的新論文，並成功地通過了論文答辯。我已經看到，在歷史變化過程中，知識不僅僅是作為科學活動的產品，而且是手段和方法；分析科學知識的結構及其發展規律，業已成為全球科學哲學的主要命題。

1983年，斯喬平擔任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哲學教研室主任

博士論文之後詮釋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功能，引起廣泛關注

大約在60年代中期的七年時間內，我成功地研究了科學知識的結構和成因等新概念，並發現了前人尚未論述過的理論建構。進行論證與分析需要對一系列經典物理學和非經典（量子相對論）物理學階段進行歷史重構，此處有兩個論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電磁場理論形成的重構與量子電動力學形成的重構。我的博士論文《物理理論的結構和成因問題》實際上就是我七年工作的總結。當時我的文章和書籍已經在哲學界非常著名，我的論文發表在蘇聯核心物理雜誌上，以及蘇聯科學院哲學所、蘇聯科學院自然科技史所的集體專著中。此外，我還受邀在有一定知名度的研討會上做報告。

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是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通過的，並獲邀在該校歷史系哲學部任教長達12年。這12年，我獲得了許多新的成果。我提出了科學基礎結構概念，提出了科學世界圖景、研究的理想和規範、科學的哲學基礎等研究論題。這些新結論更為深入地詮釋了哲學在科學知識發展中的功能，全面地分析了哲學作為本體論化的條件在勾勒世界科學藍圖中的作用，以及論證科學合理性在從經典哲學走向非經典哲學變化過程中的科學理想和規範。

2009年，斯喬平受聘為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研究科學的社會決定論，當選俄科學院院士和哲學所所長

上述分析著重強調了哲學的預測功能需要新的文化認知。我建議將文化視為複雜的人類生命活動（人們的行為與社交）和超越生物進化的歷史發展系統。

如此寬泛的科學哲學任務是哲學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科學的社會決定論預設了在文明與文化不斷變遷的語境下，科學知識是處於不斷發展之中的。這個問題成為我新一輪研究領域的主要內容，1987年我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出任蘇聯科學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一年後，出任蘇聯科學院（從1992年起改為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所長，此任共18年。1994年，我當選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從2006年起至今我一直在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工作，負責協調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和法學等六個科學院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總結一下我如何走上哲學之路：我想不是偶然的。哲學研究在許多方面決定了我的人生，甚至逐漸地變成我的生活方式。我得到的一些新結論通常無需長久思索就會出現，甚至有些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進行論證的推理假設。也許，這就是某種創造力吧。20世紀一位俄羅斯著名詩人扎博洛茨基在自己創作的一首詩中寫道：“請不要讓靈魂懶惰……靈魂應該勞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

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名人堂，斯喬平（左四）與其銅像合影

我們這代人優點：科學與人文知識平衡，推理判斷能力強

文匯：您的經驗可以複製給當今的俄羅斯年輕人嗎？

斯喬平：我想每代人都有著屬於自己的經驗和問題。今天考入大學的年輕人將生活和工作到本世紀中葉，如果考慮到今天社會的迅速變化，很難預測他們將面臨的具體生存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的深刻變化將不可避免地使人們關注人類生命活動的基本涵義和價值取向。這一問題已是哲學分析的對象，需要進行系統的思維推演。這種思維本身不會自己出現在日常的意識中，它是在學習過程中形成的，其中包括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有組織的特殊學習過程。

我這代人能夠看到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之間富有成效的平衡，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大量學時培養了學生論證和推理判斷的能力。

會聚技術（納米、生物、資訊、認知）改善生命品質，也危機生態

在擔任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所長期間，我根據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國立大學哲學系教務處的建議，開設了“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人類認知”這門專修課。通過觀察，我發現具有系統思維能力的年輕人真的變少了。

俄羅斯科學院和斯喬平在學院的個人主頁

許多大學新生熱衷於辯論，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們的論證能力極差。對此，我不得不多次提出哲學需要區分意見和知識——古希臘思想家早就教導我們，“我對這一問題有自己的意見”之類的言論是遠遠不夠的。

還有一個觀察是：在考入哲學系的新生代年輕人中，掌握足夠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並且有志於專攻自然科學哲學的學生人數急速下降。毫不奇怪的是，最近20年，哲學知識領域的答辯論文數量減少很多，這同樣是被不成功的教育改革打壓時代下的結果。

人類對會聚技術（編輯注：指當前迅速發展的納米科學與技術、生物技術、資訊技術與認知科學這四大科技領域的協同與融合，四大領域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為NBIC）的掌握正在改善人類生命的品質。但是與此同時，該技術會產生危及生態與人類的新地帶。因而有思想、有責任的人物的誕生就顯得尤為重要。

“消費時代”形成“短期意識”，要警惕一代人的“缺乏思考”

英國學者曾指出：在現代西方社會，理性思維及其表現模式正逐漸被壓縮，絕大多數居民熱衷於簡單知識、娛樂和個人休閑。

消費社會的生活方式形成於人們的“短期意識”中。人們帶著這一意識輕鬆地從一種思想跳躍到另一種思想，不經過任何推理，經常不會發現自己語句中的邏輯矛盾。現代資訊工具廣泛採用的電腦、網絡、手機、因特網與“短期意識”完全和睦共處。持這種意識的人善於幻想，但不願意思考。用一位著名的俄羅斯教育家烏申斯基的話來說：“幻想容易，思考難”。

在面對日益增長的破壞文明生活根基甚至於人類自我毀滅威脅的今天，探索新的、有希望的教育途徑將成為保護和發展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因素。

俄羅斯教育家烏申斯基及其代表作《人是教育的對象》

哲學特色與貢獻

文匯：不少中國學者是通過《理論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這本英文譯作了解您的思想的。請您介紹一下您的這部代表作和相關研究成果。

2000年出版第11本著作《理論知識》，哲學界與科學界組織圓桌討論

斯喬平：200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理論知識》是我第11本哲學論著。之後被翻譯成了西班牙語和英語。它是我20多年的研究總結，除了科學認知結構和歷史進程等論題之外，還增加了新的觀點。

兩本著名的俄羅斯雜誌《哲學問題》和《科學》聯合舉辦了有關這本書的圓桌討論會，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都參加了此次圓桌會議。相關的討論結果發表在《哲學問題》雜誌2004年第一期和《科學》雜誌2003年第三期。

評論者認為，《理論知識》一書的作者制定出了一個很有前景的研究方法。該方法將三個原則結合在一起：1）認知的活動環境原則；2）認知的社會文化確定原則；3）作為複雜等級系統的科學知識研究原則。這些原則具體地體現於分析科學知識的結構和動態的新方法之中。在傳統的科學方法論裡面，理論與經驗是相分離的。然而我的立場是將科學學科（包括與之相關的經驗主義知識）的整個理論知識系統視為一個基礎部門。不僅在某一特定學科內部，而且在跨學科的互動中，該方法均可促進新的科學理論分析。

斯喬平的論著《理論知識》（

Theoretical Knowledge）

補庫恩之缺：理論通過遺傳建構的方法而實現，此即假設的建構論證

評論家意識到，我提出了一個分析科學理論形成過程的新進路，即理論形成的過程是通過遺傳建構的方法來實現的，該方法建立於思想實驗與理論建構相結合的基礎之上。從這個視角出發，就必須考慮提出假設，以及隨之而來的經驗主義論證過程。分析過程顯示出了一個重要的操作流程，該流程保證了作為未來理論核心的假設模型（通過有相關領域的真實實驗做支撐）與詮釋該理論所需的測量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將該套操作稱之為：假設的建構論證。它在此前的科學哲學文獻中尚未被描述過。

建構的基因方法論不僅澄清了理論的建構過程，其後續運用將進一步解釋和預測新的事實。這些解釋和預測並非理論的演繹，而是基於提出和解決理論問題而得到的。這一點在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關於理論研究的範式作用中已有定論。庫恩指出：在解決理論任務時，研究者依賴於解決問題時所採用的典範樣例，並且這些樣例內在於理論之中。

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及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

但范例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包含在理論組成部分之中的呢？這個問題在西方科學哲學中沒有得到解決。如果我們考慮“假設的構建論證”——由於構建一個發展理論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解決問題的范例——那麽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過程在我重建麥克斯韋電動力學構造史時曾演示過的。

雖然在《理論知識》上系統陳述了，但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時候，我就已經得出上述結論。在注意到庫恩科學革命研究中的積極方面後，我提出了新的研究進路：範式轉換應該借助發現的邏輯來加以描述，而非依托心理學。此外，不同於庫恩的解釋，我認為科學範式的歷史類型之間的接替關聯是能夠被嚴密地觀察到的。

評論家們強調，該方法導致了兩個新的方法論結果。其一，在論及不同科學領域成就之間的範式轉型時，分析了庫恩“沒有異常的科學革命”和“科學學科中的危機”這兩個理論中未能覆蓋到的學理。

指出了全局革命的特點是幾種科學理性之間的更替

其二，區分局部科學革命（只是修改了科學基礎的特定部分）和全局科學革命（徹底地重組了科學基礎的所有基本組成部分，包括世界的科學圖景，研究的觀念、規範及其哲學基礎）。全局革命的特點是幾種科學理性之間的更替。在我看來，科學理性的類型可以區分為：經典理性、非經典理性與後非經典理性。

在界定各自研究對象的系統組織的本性時，不同類型的科學理性亦存在著差異——經典理性中簡單的機械系統、非經典理性中的複雜自我調節系統，以及後非經典理性中的複雜自我發展系統。相應地，當我們從事解釋活動的時候，每個研究的觀念、規範及其背後的哲學基礎所反映出的理性類型差異，都可以被我們追蹤到。

斯喬平著作《文明與文化》與《科學與技術的哲學》

今年新著《人類、活動、文化》：總結人類學和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

文匯：可否談談您的其它作品？

斯喬平：我共發表了約800份學術作品，其中有30本書（24本專論，6本教科書）。這些作品中，有些書籍和文章以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的形式，在美國、德國、法國、西班牙和丹麥等國發表。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關於科學哲學問題的。《理論知識》出版後，我的研究重點放在哲學人類學和文化哲學問題上。今年年初，聖彼得堡出版社出版了我最近寫成的一本大部頭專著《人類、活動、文化》，共計800余頁。這部專著總結了我在上述哲學知識領域裡的研究成果。

2018年，斯喬平新作《人類、活動、文化》

在本書開篇，我首先將“社會現實的現代圖景”解釋為“世界的科學圖景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自然發展”的觀念與“社會結構及其歷史演化”的觀念被整合在了一起。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該系統通過經濟、社會關係和文化這三個主要的子系統的互動而在歷史發展中形成。此外，本書還討論了文化在人類生活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在社會生產與發展中起到的作用，並探索了它們的內在邏輯。

本書特別強調了文化遺傳密碼的問題，明確了不同形式文明的特點，探討了不同文明發展之間的融合。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文明發展形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哲學人類學和科學哲學》一書中，我系統地闡述了這一概念。《理論知識》裡亦有一小段相關的提煉。在《人類、活動、文化》中，我對該概念做了新的補充。

2013年，斯喬平做客電視台，談新人文主義時代的到來

兩種文明的發展類型：傳統形式和技術形式，對待科學與自然態度迥異

文明發展的不同類型預設了文化認同以及文明類型之中某些不變的、核心的基因代碼。它們可以確認一系列基本的世界觀意義和每個文明發展形式的價值觀。

社會歷史可以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傳統形式，產生於從氏族社會向第一次古代文明過渡的時期，持續了幾千年的歷史。第二種文明發展形式很晚才形成，以歷史學的標準來看，該文明產生於幾百年之前。西方總是根據產生的地區提及這一文明，但是現在該文明已經遍布全球。我將其稱之發展的技術基因類型，因為技術和後來的科學技術進程在該文明的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改變了經濟結構、社會關係和社交系統。

技術基因發展形式的基本價值觀形成於歐洲的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時期。這些價值觀包括：1）將人視為積極改造其周遭環境的行動主體，把實踐看做一種創造性活動——創造人類消費所必須的新對象、新狀態和新進程。技術基因社會的文化明確了創新之於傳統的優先性；2）人與自然的關係呈現出一種將自然視為一塊可以無限耕種的自留田地，裡面的資源好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3）理性價值觀被科學理性所統攝；4）形成了主權自治的個人思想；5）人類對客體（人類自身、自然和社會）的權力控制思想。

所有傳統文化都無法接受這些重要的思想和價值觀體系。在他們的文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理解方式是把世界視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人類是有機體當中的一個部分，其任務是努力與世界和平相處，而非淪為自身權力的附庸。居於首位的不再是創造性的工作，而是可再生的活動。傳統在創新面前具有不可爭議的優勢，科學理性不再主導所有類型的理性。在此，科學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圖景，而是將自身的知識與當時盛行的宇宙宗教神話以及哲學圖景協調在一起。個人的身份通過所屬的種姓、氏族或財產來確立。權力被詮釋為一種個體依附性的狀態（例如，家族首領的家庭成員，或是君主國家的臣民）。

斯喬平與弗·戈·布達諾夫（Vladimir Grigoryevich Budanov，俄羅斯物理學家，哲學家）就“世界科學的發展階段”這一論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傳統社會受技術基因社會施壓而趕超更新，出現日本之路、中國之路

技術基因社會與傳統社會共存了很長時間。但是隨後，技術基因社會在發展中超越了傳統社會，並開始對後者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結果，許多傳統社會采取了一系列趕超更新的措施，將自身引向技術基因發展路線。於是出現了俄羅斯之路、日本之路、中國之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路線。

現代化沒有消滅這些社會歷史中形成的傳統價值觀，但是它的現代化發展路線是在技術基因文化的價值觀影響下進行的。因此，傳統價值觀也就失去了原來的主導意義。

文明發展的技術基因類型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成就，但是與此同時，它也在生態和人類學層面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這些危機的激化可能會導致文明生活基礎的破壞，甚至毀滅整個人類。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必須對發展戰略進行徹底改變，也就是說要尋找新的價值觀。本書從常識、藝術、科學、哲學、法律意識和宗教的各個側面分析了技術基因文化的現代轉型，並論證了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保存了某些傳統價值觀的社會將發揮極大的作用。本書也重點分析了俄羅斯文化的當下發展趨勢。“文明變革時代和俄羅斯文化傳統”這一章節便論及了該問題。

我認為，在《人類、活動、文化》一書中，我對於社會發展的相位變化（phase transitions）的新解釋也是值得注意的。這種轉變通常用現象性的、整體性的方式加以描繪，猶如從動態混亂中突現的秩序。這本書嘗試在自我發展系統中對此類轉變進行描述，我區分了相位變化的三個連續階段，並確定了它們的顯著特徵。

2010年，斯喬平應邀出席托木斯克職業大會，與院士成員見面

1950年代後，蘇聯科學哲學與世界同步研究後實證主義，但方法不同

文匯：在您從事的具體研究中，誰的理論和觀點對您的思想產生了積極作用？

斯喬平：如果是指俄羅斯哲學研究領域，那麽我可以說，首先是“行動進路的發展理論”（格裡高利·謝德洛維茨基和埃裡克·尤金）。從上世紀後半期開始，蘇聯科學哲學領域的研究逐漸融入世界哲學研究中。後實證主義出現後，我們和西方開始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但是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我非常了解60-70年代後實證主義文獻，儘管這些文本在形成問題方面對我有些影響，但是很難說其中的某一個概念左右了我的研究。

明斯克方法論學派：研究認識活動在社會文化決定論上的特點

文匯：您是明斯克方法論學派的代表人物，請問您可否結合親身經歷，談談您對學術共同體的看法？

斯喬平：上世紀60-80年代，蘇聯哲學界出現了一些合作緊密的研究院校，它們位於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羅斯托夫、基輔、第比利斯、埃裡溫、阿拉木圖和明斯克。

明斯克方法論學派形成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的核心主題是研究認知活動在社會文化決定論方面的特點，重點是分析科學知識的結構和基因組。參與研究工作的不僅僅是來自明斯克的學者，蘇聯許多城市的學者亦有加入。這些研究成果基本發表在哲學核心期刊和白俄羅斯大學出版的“文化體系中的哲學與科學”系列叢書上。該系列叢書是名副其實的，刊載過許多蘇聯著名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的文章。從事邏輯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領域的學者們所展開的交流水準非常高，各個學派之間合作緊密，促進了高凝聚力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很遺憾，蘇聯解體後，學者之間的聯繫減少了。90年代，我們與歐美國家同行的私人交往要多於獨立的加盟共和國的哲學家們之間的聯繫。90年代中期以後，儘管這些聯繫開始增加，但是過去那種凝聚力很強的學術共同體已經不複存在了。

俄哲學現狀：擁有保持科學合理性傳統的近後現代、批判後現代和反後現代特徵

文匯：有關“俄羅斯哲學是西方哲學還是東方哲學”、“俄羅斯哲學是現代化還是後現代化哲學”的爭論總是出現。可否結合俄羅斯哲學的當前現狀，談談您對俄羅斯哲學未來的看法？

斯喬平：現代俄羅斯哲學已納入世界哲學的發展之中。俄羅斯哲學有許多流派和種類。我認為，之所以提出“俄羅斯哲學是西方哲學還是東方哲學”、“是現代化還是後現代化哲學”這些問題，其本身是對我們時代的俄羅斯哲學研究沒有足夠的認識。在我們時代的俄羅斯哲學研究中，可以找到保持科學合理性傳統的近似後現代化、批判後現代化和反後現代化的研究內容。

2012年，斯喬平出席“全球未來2045國際大會”（Global Future 2045 International Congress），圍繞著“文明將會如何演進”論題做了主題報告

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完成的系列叢書之中就體現了這些內容，這套系列叢書的標題是《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哲學》，共達20卷。第一部201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俄羅斯哲學的繼續：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第二部2014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二十世紀後半期俄羅斯哲學問題和討論：現代觀點》。今年，該系列書最後一冊的英文版已由美國的布盧姆斯伯裡（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

俄羅斯哲學的未來取決於它能否思考現代文明的挑戰、形成防止生態和人類學危機進一步惡化的策略，以及構建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轉型之基礎的新型價值觀。今天，俄羅斯哲學在哲學研究的所有主要領域，都成功地取得了發展。

最後，應該明白的是：制定新世界觀的核心任務是龐大和艱難的，沒有人可以獨立完成。它需要東西方國家的哲學家們（包括俄羅斯哲學家）一起通過共同合作來實現。

我看世界哲學大會與中國哲學

文匯：本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 (Learning to be human)。您對這一主題有何看法？

學以成人：是對現階段文明發展遭遇的危機和不確定的現實呼應

斯喬平：如果我們思考現階段文明發展遭遇的危機和不確定性，以及今天人類面臨的危險境遇，那麽本屆哲學大會的主題便是極其現實的。從1988年至今，我參加了所有的世界哲學大會。今年，我收到了來自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科學、技術與環境（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圓桌討論會的邀請，將以受邀報告者的身份做報告。屆時，俄羅斯學者們將組織一個大型代表團，參加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

2017年，斯喬平在白俄羅斯哲學大會上演講

在中國，本是矛盾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之間有了有效融合

文匯：您在已發表的文獻中多次提及了中國思想，尤其是“道”（Tao）、“無為”（Wu Wei）和“陰陽”（Yin and Yang）這幾個概念。對於中國哲學或中國文明，您的看法是什麽？您對於中國哲學或文明有什麽期待嗎？

斯喬平：我多次去中國，在北京和上海的會議上作報告。分析中華文明的特點應考慮其發展的兩個階段，一是傳統文明的發展階段，二是技術基因文明的發展階段。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向技術基因文明的發展階段過渡，采納了一系列能夠保證該發展進程的有價值的理論，這些理論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之中。我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學說擁有自己獨特的、帶有文明發展技術基因的獨特價值。

原則上，技術基因文化的主要價值與傳統的基本價值觀念並不相容。但是，我們卻在現代中國發現了相容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得到了儒家思想的補充。在解決技術基因發展的危機中，可以從探索新價值的角度看到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的結合。在今天，追求急速創新改革進程的理念被可持續的理念所取代，但是那些創新方案並沒有破壞傳統，而是有選擇性地、逐漸地改變傳統。

2011年4月，斯喬平（中）出席莫斯科國立大學心理學系學術委員會為其舉辦的“自我發展系統與後非經典理性”講座

新現象即傳統思想與科技前沿產生共鳴，“道”等概念做到積極作用

還有一個觀察是：許多過去推翻技術基因文化的傳統思想，例如與科學相悖的謬誤，突然開始與科學前沿新思想產生了共鳴。

我通常會分解為三個方面：其一，東方文化（與大多數傳統文化類似）總是從人類生活的自然世界角度出發——人類的棲息之所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而非一塊能夠被反覆耕種與翻新的客觀無機之境。關於全球生態系統的現代觀念得到發展後，揭示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完整的、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有機體。

其二，符合人類發展系統的客體，要求特殊的活動戰略。這些系統具有協同特徵，在這些特徵中非強迫性互動與協作效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微小的影響都有可能徹底改變系統的現狀，產生新的可能發展軌跡。

在這種系統發生作用的情況下，用人為外力去改變客體的行動並不會總是有效。在單純擴大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系統可能會複製一套相同的結構，而不是產生新的組織結構和水準。但是，在非穩定狀態中，對稱點中經常會有微小的影響，猶如刺在一定的太空時間位點上，通過合力能夠形成新的結構和組織層級。這種影響方式讓人想起“無為”原則，該理論認為，任何微小影響的產生，都與世界節奏的感知相一致。

其三，在複雜的、符合人類標準的系統活動策略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真理與道德的整合形式。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合理理由是道德基礎。當人們問蘇格拉底如何過上有美德的生活時，他回答說：首先我們應該明白什麽是美德。換句話說，關於美德的真知為道德行為提供了標準。

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完全是另一種方式。此處，真理沒有脫離道德，理解真理的條件和理由完善了道德。同樣，中國古代文化中“道”的意思就是法則、真理、道德和精神生活方式。

在技術基因文化中，人類活動主要是從外部改變世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則是另一種人類活動方式，它是克制和自我教育，它們符合保持人類與世界之間的傳統和和諧思想。

我認為，現在探索新的發展戰略和新價值，應該是將人類活動的這兩個方向協調融合起來。哲學中體現的中華文明和文化能對這一進程做出積極的、可貴的貢獻。

斯喬平參加“第十三屆青年律師國際工作坊”

“文化的世界觀共相（範疇）”：是社會生活的基因組，貫穿所有文化

文匯：您曾指出“哲學是對文化的世界觀共相的反思”。關於這一點，您可否多談一些？此外，您如何看待哲學和當代世界的關係？

斯喬平：“文化的世界觀共相”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主題。

人類活動會受到兩類程式的調節：第一種是作為先前生物進化後果而產生的遺傳程式；第二種是在社會進化中形成的調節人類活動、行為和交流的超越個體生物層面的文化程式。

文化調節積極地反向作用於生物程式。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保證了文化的系統整體性？質言之，構成其系統性的基礎又是什麽？

在我看來，答案是文化的世界觀共相（在不少場合，它們也被稱之為“概念”或“文化範疇”）。具體而言，是“人”、“活動”、“自然”、“個性”、“合理性”、“權利”、“傳統與創新”、“善與惡”、“自由”、“公正”、“希望”和“愛”等等。

世界觀共相不局限於某一特定文化領域。它們貫穿於所有文化，出現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它們當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對方的前提，進而編織成一個整體的網絡系統。該系統既展現了在相應歷史時代中人類的生活圖景，同時還定義了當下人類日常意識的範疇結構。

世界觀共相在社會生活中充當的職能，類似於生物有機體之中的基因，共相之間聯結在一起，形成一類社會生活的基因組。正如新的生物物種的出現離不開基因組的變更，社會有機體的徹底變革無法與那些表征著世界的基本價值觀以及意義的文化基因代碼相分離。

2014年10月1日，俄羅斯科學院舉辦聯席會議慶祝斯喬平八十歲生日

新的價值觀成為群眾意識的組成部分之前，精神革命總是先發生

馬克思主義社會原理裡，經濟被認為是社會變革的發動機，生產力的發展是技術革新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新的生產力水準和過去舊有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兩者的更迭、促成舊有的巨集觀社會結構的轉型，以及代表了特殊社會組織類型的新型社會與經濟構造的出現。

在這一社會變革的圖景之中，許多社會進化的現實特徵展現了出來。先前處於主流的價值觀會發生改變，進而生成新的價值導向和世界觀共相的新意義。在上述變革結果轉換為群眾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並成為生活世界新圖景的基礎之前，不穩定的局面、矛盾狀態以及諸多社會力量的角逐將會長期持續。相對於改變社會的巨集觀結構以及社會制度的政治革命，精神革命總會先發生。

在社會的發展中，總會出現一些時期——先前建立的、用以表達普遍的文化共相系統的意識形態不再能夠保證社會必要活動的再生產與融合——屆時，我們就必須打破傳統，在新的世界觀意義之中尋求出路。

2015年，斯喬平（中）出席《哲學，方法論和科學史》雜誌發布會

哲學的社會使命是分析時代自身的文化共相，構建範疇意義的理論

哲學的社會使命在於解決上述問題。哲學借助理性地理解文化共相、批判性的分析方法以及在這條路徑上構造新的世界觀觀念，來探尋新的世界觀指向。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共相被轉換成了哲學範疇。

哲學知識會導致新的意識形態觀念形成，進而促成文化的突變，為社會生活的重要變革做準備。為了形成新世界觀的理論核心，哲學就要引進一些更夠服務人類的、描述生活方式的新觀念。當我們將概念表征視為價值觀，並為之做出論證時，這些概念便像意識形態一般起作用了。當轉折時期出現的時候，這些觀念便獲得了實踐意義。於是，它們成為了政治評論、藝術批評、文學作品、新型宗教以及將道德、政治和司法觀念引入社會實踐的動力和催化劑。所以，從哲學抽象的高度的角度出發，新的範疇意義滲透至文化基礎之中。哲學觀念與情感內容共生，並且相融於文化的世界觀共相。

美國憲法的創設者們對洛克思想的運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洛克的諸多想法（人權、權力分立等）在美國憲法創設之前就已經形成。

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及其代表作《政府論》

現代社會變遷中，哲學須找到新價值增長點並使之成為未來社會基礎

哲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自覺意識，它積極地影響著自身的發展，也推動著新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形成。如果使用現代意義上的類比法，那麽哲學可以被表征為一項基因工程——創造社會生活之未來狀態的可能性基因。

哲學的結構預測功能清楚地體現於社會發展的根本變革時期和新型文明發展的形成時期。近三十年來我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經證明：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徹底變革的時期，將會出現一個調節人類生活實踐的新型價值系統（精神性模型）。就徹底轉型的程度而言，該時代可以與“傳統類型的發展向技術類型的發展的轉變”相比較。但是，如果第一階段的轉型持續了一個世紀，那麽在當前的條件下，轉型將會加速進行。

在現代文化的變遷之中，哲學必須找到新價值的增長點，並使這些新價值能夠成為未來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此時，主要的目標出現了——一個對現代哲學，甚至不僅僅是哲學，而是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系統而言都異常重要的任務。

2012年2月，斯喬平受邀做客俄羅斯電視台文化頻道的“顯而易見的與不可思議的”節目

“生物-控制論轉換”會促成人體電子化、基因改造的“後人類”誕生

文匯：您在分析生物技術與人類文化時，曾談及“後人類”（post-human）這一概念，請問您可否就此概念，以及人類的未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斯喬平：今天在談及包括現代生物技術在內的“會聚技術”的發展前景時，我們往往會將其與實際應用的取向相關聯。比如治愈那些早先讓醫生束手無策的遺傳疾病，再比如培養各種不會被免疫系統所排斥、能夠代替受損器官並進行移植的幹細胞。醫學領域正運用現代技術，展開了延長人類壽命的現實前景。

但是當前的技術發展並未對風險形成足夠的重視，其中最為危險的，莫過於對人類進行極端的生物-控制論轉換。所謂的超人主義（trans-humanism）便應運而生，該立場基於資訊和生物基因技術的發展，僅僅將人類視為追求更高思維進化階段的中介。接著，這條進路開展出了新的向度，即“後人類進化”（post-human evolutionary）的線索。

超人主義者對於人類未來的預測，存在著人類自我毀滅的傾向。遺憾的是，此類可能性是無法被排除的。

2013年9月，斯喬平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做講座

人類的生物基因發生變化，文化秩序亦會改變，平等等價值將遭破壞

運用基因技術，設計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生物個體，用以執行那些既嚴苛又精細的任務的研究趨勢，將會徹底地改變公共生活的結構。也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人類社會轉變成類似於螞蟻窩這樣的昆蟲族群。處於其中的每一個個體，均由基因程式控制著，就像兵蟻、工蟻和蟻後等等。

人是生物社會性動物，其生活行為被兩類相互關聯的程式所規定——生物基因程式和文化程式。如果人類生命活動的生物基因組成部分發生了變化，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的變更。人類在成千上萬年間的社會演化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也將遭到破壞。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指出：如果生物轉換徹底地創造出一類不同於任何“後人類”的“準-種族”，那麽法權平等與人權的價值就失去了意義。

僅僅把人類理解成市場關係的對象和手段，無異於替最危險的“生物-控制論的現代化”技術開辟了路線。現代市場原則上已經準備接受這種人類的“生物-控制論式的完善”技術。該技術既能收獲巨大利益，又可以在工程、新材料製造和電腦研發等領域裡帶來技術創新。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代表著作《我們的後人類未來》

人類熟練掌握會聚技術後，亟需風險評估，人文社科成果不可或缺

在此情形下，分析風險與評估意義的重要性便急劇增大。在探索和掌控那些以人類自身為研究對象的複雜發展系統時，專門的審查就成為了研究與技術活動的必要組成部分。

人文與社會專業知識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此類知識中是否應用了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現實成果，由此形成了以解決具體研究和實際問題為導向的跨學科知識綜合體。

在不久的將來，當人類熟練地掌握了會聚技術之後，仍然需要用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人類在那時候將面臨的新問題，而問題本身應該由所有的人類生活實踐領域來共同定義。

由是觀之，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著名民俗學家和文化學家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的斷言：“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世紀，或者它將根本不存在。”

文匯：非常榮幸聆聽您的見解，期待您在世界哲學大會的“科學、技術與環境哲學”專題會上做主持和報告。我們北京見。

（感謝上外俄語系劉方洲同學對照片的俄文翻譯）

（責編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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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看點：

11. 挪威卑爾根大學科學論中心G.希爾貝克教授希爾貝克

*從醫學轉至哲學，21歲寫出《虛無主義？》名動北歐，《西方哲學史》擁有20多種譯本

*曾任馬爾庫塞助手，結合歐陸哲學與分析哲學傳統，獨創“先驗實踐學”，解析多元現代性

*與多國尤其中國有良好溝通，提出哲學除了讀、寫、說、聽外，還需要以哲學家身份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