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迪
稿件來源：金燦說
今天和曾8次親歷世界杯現場的中國體育報資深記者周繼明還有華奧星空記者郅都一起去拜訪前中國足管中心主任韋迪。想當初他的名字在足球界如雷貫耳，而且統領正如火如荼的職業聯賽和各級國家隊。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他敢想、不掩飾自己的觀點，然後風風火火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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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迪上任時正是北京奧運會結束不久，他是這樣評價自己到任的領域——“北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創造輝煌，唯一丟臉的是足球。根本原因，在於足協國字號組織不力，未能合理規劃長遠計劃。”他承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嚴重滯後，管辦不分，政企不分，我坦率承認這個現象存在，出現假、賭、黑也與體制和機制有關係。”
韋迪發誓堅持抓三條主線：堅持職業化路線堅定不移；大力抓好青少年；切實提高國字號水準。他努力了幾年，盡力了，受累了，但沒有很大改觀，事實證明，中國足球的現狀哪怕請個神仙也很難在短期有根本性扭轉。後來他調離到汽摩中心擔任主任，壯志未酬，奈何奈何。
要說韋迪對我個人還是有幫助的，儘管他並不知道。在他擔任足管中心主任後期，他提出中超聯賽要不僅僅局限於足球界人士，應該通過選舉增加4個社會執委兼理事，後來北京市足管中心主任楊俊生給我報了名，沒想到在足協會議上還把我選上了，於是從2011年到2017年，我以這個執委、理事的身份考察了不少俱樂部，參加了多次足協的會議和頒獎儀式。這6年的收獲是在平常狀態下不可能得到的，我了解了職業聯賽是一項專業性很強並非一蹴而就的系統工程，也了解了足協乃至俱樂部的一些運行方式，知道各個俱樂部老總在白熱化競爭中如何鬥智鬥勇同時不傷和氣……。是韋迪制定的政策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但恰好我去參加第一次會議他已經調離了足協，而時隔6年多才第一次有機會和他面對面談足球。
韋迪退休數年，由於對足球的特殊經歷，他擔任了“全國體育運動學校聯合會”理事長。這個位置雖然沒有足管中心主任顯赫，但正是抓中國足球最具體的工作。
韋迪談到，全國體育運動學校曾是舉國體制最重要的部分，幾代運動員從莊則棟、郎平到姚明、劉翔、李娜、張怡寧再到孫揚、馬龍都有過體校經歷。但這些年體校的地位比不上那些年代了，全國的體校也從3000多所萎縮到2100多所。其原因是有一個階段實在養不起了，那時還沒有體育彩票，不得不解散一部分或一部分交給社會辦。而交給社會辦不像體委有經費，為了生存或者賺錢，就不再像體委辦體校把培養人才作為第一要素。而成立全國體育運動學校聯合會也是為了進一步整合體校資源，恢復過去成功的做法，並且與市場和社會化有機地結合起來。
韋迪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舉辦全國青少年兒童十城市足球聯賽，他加重語氣說：說中國足球上不去因為中國人體質不如歐美人是個理由，但說不如日本、韓國則不成立，為什麽日韓每次打世界杯都輕鬆出線我們小組出線都那麽難？很大原因是我們輸在起跑線上，孩子們從小打比賽的機會大大少於日韓。日韓青少年聯賽使球員每年打六七十場比賽，而我們的青少年打到決賽每年也就二三十場。所以有的外教就說，看中國球員訓練水準一點不差，可到了場上就不行，就是比賽打得太少。
正是由於韋迪在中國足球界最高職位乾過，所以對中國足球的弊病也最清楚。韋迪說，中國青少年組隊常常是為了某一階段的賽事，比如打全運會，你就給我全運會打好名次，以後怎樣就不予考慮了。像梅西這樣的球員在中國很難出來，他發育晚而且個子矮體重輕，小時候肯定吃虧。所以你還會發現，一些球隊的少年球員一二月份出生的多，年底出生的就很少，因為小孩子差一歲就差大了。我們為了讓球隊能照顧長遠，就乾脆不計名次而選出最佳陣容，也能減少急功近利。我相信這個賽事搞大了，一能增強學生體質，二能發現人才。
韋迪還說，這個很具規模的賽事採用開放式的，是愛好者都可以組隊。中國足協過去很長時間都是從15歲開始組隊，現在已經從13歲開始了，而這個賽事可以從更小的年齡段做起。校園足球可以吸引更多青少年熱愛足球，但培養足球人才不是普通校園的職責，需要專業性更強的賽事，這就是我們搞這個聯賽的初衷，我們堅持幾年一定會有成效。
韋迪最後沒有用理想化的誓言來設想未來，他只是說過去有過“寶貴的經驗，深刻的教訓”，這有利於我下一階段的新的挑戰。
不知不覺聊了兩個小時，我們需要告辭了。匆忙之中忘了與他合影，好在我把周繼明採訪的瞬間用手機拍下來。
這次採訪收獲很大，大後天也就是周五下午2點我將在國家圖書館北區一層學津堂講座《世界杯與中國足球》，韋迪先生的一些真知灼見我也會增加進去，所以真的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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