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薑鳴，近代史學者，著有《天公不語對枯棋》《秋風寶劍孤臣淚》《龍旗飄揚的艦隊》等。
五十來歲以上年紀的人大都記得，1974年，中國曾經猛烈批判過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在當時，這是一個影響很大的政治事件。
許多年之後，安東尼奧尼訪華拍片的過程逐漸披露，使我們對於事件內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對整個事件來龍去脈的分析，更要放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大背景之下。
緣起：政府間的協作
1970年代開始，中國處於十年動亂中後期，外交戰略進行重大調整，外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
1970年10月至11月，先後同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4月，中國邀請出席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代表團訪華。5月25日，周恩來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組成員開會，研究美國政府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改善兩國關係口信。26日，根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關係。29日，中方向尼克松總統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舉行預備性會談，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6月2日，尼克松收到口信，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首次秘密訪華。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訪華。10月25日，聯合國26屆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北京，中美關係破冰，全世界為之震撼。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在此期間，中國先後同智利、土耳其、伊朗、秘魯、阿根廷、墨西哥、奧地利、荷蘭、希臘、聯龐德國、澳大利亞等二十幾個國家建交，與英國將外交關係提升為大使級。
在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迫切需要向世界宣傳自己的形象。
1971年5月2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意大利外貿部長扎加裡率領中意建交後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時，提到馬可·波羅開辟了歐洲通向東方之路，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雙方在會談中決定加強兩國文化交流。7月，意官方電視機構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致函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希望拍攝一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派著名新現實主義導演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執導，意大利駐華大使特拉巴扎為此同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彭華會談。中國駐羅馬大使沈平也給國內寫報告，認為陪同扎加裡部長訪華的記者做了客觀報導，建議“讓一些意大利記者來華工作”。
按照中意政府協商，安東尼奧尼來華拍攝影片
中方分析，意方提出拍片目的，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商業運作，客觀上有利於對外介紹中國。
1972年5月，經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和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分管宣傳和外事的副組長戴征遠批準，由中國駐意使館文化參讚向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轉交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邀請函。
拍攝：安東尼奧尼的風格
5月13日，攝製組由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負責文化節目的主管奧利弗·哥倫布帶隊來到北京，成員包括導演安東尼奧尼、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裡、導演助理恩利卡·菲可（後來成為安東尼奧尼夫人）等。中方配備了接待小組，有政工幹部，也有攝影師。他們花三天時間進行討論，沒有同意安東尼奧尼提出的花半年時間進行拍攝的計劃，確定用22天完成在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河南林縣的拍攝。
安東尼奧尼1912年出生，是著名紀錄片導演，意大利共產黨員。這是中方接受他來拍片的重要理由。他以擯棄現實“敘事”，注意性格刻畫和以隱喻風格著稱。
來華前，他設想過“關注人的關係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的計劃，認為“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種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
中國希望外國記者拍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在上海參加陪同的電視台記者朱黔生後來回憶說：
“那一年，領導說，安東尼奧尼是意大利的一位名導演，在國際上也是很有名的。這批外賓是周恩來總理請來的，所以我們要不卑不亢，有禮有節。要實事求是地，主動地把我們好的東西通過他宣傳給全世界。”
影片鏡頭：上海豫園湖心亭茶樓的茶客
影片鏡頭：北京胡同裡的小腳老太太
這就是當年中國人真實而樸實的想法。被拍攝部門和人物是有所選擇和準備。許多場面，顯然就是擺拍的。比如幼兒園的孩子表演、紡織廠工人乾活，還有下班後的政治學習。按照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影片中北京菜市場供應活雞活魚，買肉不要肉票，顯然並不真實。上海豫園湖心亭茶樓裡的的飲茶者，是提前幾天，把附近裡弄街道裡上年紀的人組織好，每張桌子都坐滿人，顯得熱鬧非凡。這種做法，在當年宣傳報導和影片製作中都很普遍。
安東尼奧尼宣稱他是拍攝人的生活，這種事先布置，有些他能夠看出，有些也落入彀中。在河南林縣，汽車經過集貿市場時，他強行要求停車，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進行拍攝。在任村，當地農民沒有見過外國人，比較緊張。他在解說詞中說：“我們太陌生了，以致讓人害怕。……雖然害怕，但相當禮貌，他們擔心走開會冒犯我們。所以他們在鏡頭前面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動不動。”
1972年，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在河南農村拍攝《中國》
他長時間地站在路邊街角，盯著攝影機一動不動。對於小腳老太太和一個精神失常的婦女，他追拍很遠。一個社員上廁所，他端著攝影機在外面等待。他專找殘牆舊壁，豬圈糞堆，蹲下拍攝。在蘇州觀前街拍攝花木商店時，看到一個躺在板車上的病婦，馬上追上去，把病婦拍入鏡頭。他在影片解說詞中說：“為了不引人入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在雙方商定，他又不感興趣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
影片鏡頭：河南路邊的集貿市場
陪同朱黔生本人就是攝影記者，他警覺這個團隊拍攝有問題：
“他們不斷地去搶拍一些我們當時感覺比較不好的鏡頭，譬如拍撿垃圾的人，我就感覺你為什麽老是要去拍這些鏡頭呢？後來我就正面跟導演提出這個問題，說你是不是能夠按照我們的要求，南京路上多拍一些我們好的東西。但他認為我拍的東西都很好，都是你們現在客觀存在的。他的個性很強，他要堅持的東西，一定要怎麽做就這麽做。很倔，倔老頭。”
朱黔生還發現，在拍攝黃浦江時，他沒有突出表現江面上的大輪船，而是對很多小舢板有興趣。有條漁船上有個男人背身向江裡撒尿，也被安氏捕捉到了。幾十年後，朱黔生在電影中看到，這個惡趣的鏡頭被剪輯入畫面，雖然僅僅就是一掃而過。
朱黔生回憶與安東尼奧尼的交涉
朱黔生認為這裡涉及原則，斷然下令暫停拍攝，把攝製組帶回飯店，並立即向領導電話匯報。這個請示最後報到外交部，答覆是：“拍呢還是要讓他拍，我們要多做工作。把所有可能我們認為比較落後的東西，不願意給他拍到的東西，在他所經過的路線，在他所拍攝的環境裡面，先把他搬掉，並去組織人員做一些我們認為值得宣傳的事情。”
這種指示和新聞司長彭華的寬鬆態度有關，彭華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新聞的“獵奇性”“趣味性”“自然主義”，沒有要求采取特別措施。
在這樣的安排和一路上高規格禮遇接待下，安東尼奧尼拍攝了35個小時素材後返回，次年完成後期剪輯，全片分為三輯，三小時四十分鐘，開始公開放映。
上映：國外的不同看法
按照約定，影片播出前要送我駐意大利使館審看。
1973年1月23日，中國駐意使館經多次詢問，意電視台在公映前一日，為幾位中國外交官專場放映了《中國》。他們隨後給國內寫了報告，稱該片內容尚比較客觀，對了解中國有一定幫助，但也不算好。解說詞很少，有些純客觀主義，基調是中國人窮，但不辛酸。勞動繁重，生活簡樸，沒有饑餓。影片只是對中國作了一般反映，對中國現實沒有深入了解。
次日，羅馬舉行放映發布會。安東尼奧尼對新聞界說：
我的影片不只是一個關於中國的電影，而主要是關於中國人的電影。我選擇了中國人——而不是他們的建設和風景——作為影片的主角。
在中國，我問了我的陪同，你們發動了革命，並用革命來建設這個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什麽是最能象徵業已變化的東西？他們回答是：人。那麽，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影片《中國》的海報
2月，影片在意大利電視台分三次播出，一些西方國家的電視台購買了播映權，美國廣播公司付了25萬美元，據說尼克松還專門看了兩遍。
當時中國在“鐵幕”之後，國外對華充滿好奇，但西方人拍攝的影片甚少。對影片的評價分為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真實反映了中國的狀況。台灣就認為《中國》暴露了大陸的貧窮、落後和混亂，他們用此片對民眾進行“最有說服力”的教育。而曾經經歷了法國“五月學生運動”，期待看到中國政治和社會評價的人士十分失望。意大利著名左派知識分子弗朗克·福拉迪尼指出：“導演的局限幫助他記錄了人的一面。一個毫無本質的世界，面向曇花一現的東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這就是他的哲學。沒人會把這種哲學當真。”
作為本次採訪活動邀請方，北京上層對影片毫不知情。5月17日夜，周恩來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楊與他聊起此片。楊事後回憶說：
“我不知道周總理是否認識安東尼奧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導演，去年來中國訪問了很久，後來又拍了一個電影，這個電影我沒看過，一般看過的中國人都不喜歡。後來，我看了一個比較左傾的小報紙，上面有一個中國學生的分析，我覺得很深入。這個人大概是個學電影藝術的，他說，這個電影表面看不錯，但如果你對安東尼奧尼過去的電影手法有點了解的話，你就知道他是在惡毒攻擊中國。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電影結束時有兩個場面，一個是有一群小孩在那裡玩，接著是一個木偶戲的場面，當然這兩個場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小朋友都變成了木偶。”
周恩來要求參加會見的工作人員查清情況。
11月，拷貝送回國內，外交部新聞司組織有關部門審看後給部領導的報告中說：這是近幾年來外國人在我國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過多地反映了我國的落後面，用突然襲擊、強加於人的方式拍了我群眾躲避鏡頭的場面，有的鏡頭有濃厚的獵奇性。報告提出，此片雖歪曲我社會面貌，但尚無惡毒反華內容，且已時隔一年，擬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議在適當場合請廣播事業局同志表示我們的不滿。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審閱後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
按此要求，新聞司在12月11日將對此片的基本看法函告意大利使館，並請其向有關方面轉告對影片的批評意見。據中央廣播事業局的統計，1972-73年，美國三大廣播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相繼訪華，並先後派電視攝影隊訪華拍片。此外日本、法國、墨西哥、英國、瑞士、南斯拉夫等國的22個國家電視機構也派攝製組來華拍片，據反饋信息，大都客觀介紹了我國的情況。
批判：政治風浪
本來事情至此結束，然而廣播事業局某幹部兩次寫信向江青、姚文元反映，所謂《中國》長片，是完全站在帝國主義觀點上極其惡毒地汙蔑我國的反動影片，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放映後，對我國影響極壞。由此引發出江、姚的多次批示、講話，並引發出對周恩來的攻擊。
12月26日，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專門成立了聯合調查組，30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審看該片。江青說，“他們拍了一部很壞的片子，奇怪的是這樣的人是我們請來的。”還說，“中國人裡面也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她當場質問：“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是誰？駐意大利大使是誰？”“我看把漢奸這頂帽子送給他們兩個戴上吧！”而且，江青還提出要求——徹查後台。
周恩來發現他與楊振寧談話時要求查一下的指示沒有被記錄下來，專門讓秘書摘抄了他與楊振寧談話的有關部分，並寫了文字說明，可見當時陷入被動：
“我因不識此人，不知此事，故告當時參加談話者查查，記錄非熟手，未記入。供中組部查核此事時參考。”
眾所周知，“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努力扭轉極左路線。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同時周被確定患了癌症，一面工作，一面還在極力周旋和鬥爭。期間6月，因外交部對美蘇會談的一個簡報，被毛澤東批評為“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11月，又因與基辛格的會談，被批評為“右傾”， 以致進一步延伸出1974年初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批周公”的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
電影《中國》，則成了一發炮彈。
外交部、廣播事業局相關領導都受到批判和株連，沈平大使被召國內回參加學習班。在上海陪同時曾叫停過拍攝的朱黔生，寫了三個多月檢查，據說江青在有關材料他的名字之下畫了兩筆，旁邊批上“小漢奸加小間諜”。
1974年1月30日，由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掛帥的聯合調查組，向中央提交報告，將此事說成是外交工作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全中國人民一日間都知道了這部電影和導演，也都按照統一部署，投入到口誅筆伐的批判浪潮中來。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寫道：“影片中，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天氣、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過惡意歪曲了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導人，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誹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國人民。”
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漫畫
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看過影片，雖然人人都參與了大批判，所有的批評內容都是依據評論員文章生發出來，且包含大量空洞口號。
關於此片，留在我腦海中最深的記憶，是講述上海豫園湖心亭茶樓飲茶者的一句旁白：“這裡的氣氛稀奇古怪”，“既想念過去，又忠於現在。”
當《中國》解禁之後，我特地從網上找到這個段落，解說詞如今翻譯成“它的氛圍是懷舊和快樂，以往的記憶和對現在的忠誠奇怪的混合”，意思差不多，但這話在當年語境下的“反動”份量，現在年輕人恐怕難以體察。
當然，一些批判文章也帶明顯漏洞。我曾在《建築學報》上讀到一篇文章，說影片中上海蕃瓜弄的“滾地龍”棚屋，是“企圖告訴人們，這就是新中國勞動人民的住宅”，而影片的旁白卻說明，這是“殖民時期悲慘生活的紀念館”。
1975年2月18日，安東尼奧尼在英國《衛報》一則採訪中以明顯的憤怒表達了他的情緒: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麽指責我，這真是聞所未聞。我還想說明他們在指控時所用的語言深深地傷害了我。……他們使用的方法那麽小人，他們對我進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稱我為‘小醜’，就是這個字。”
翻案：政治上的撥亂反正
今天，距離安東尼奧尼拍攝《中國》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十七年。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可以更加客觀和冷靜地來重新審視和評價曾經引發軒然大波的影片和這個拍攝事件。
評價《中國》，其實應當分為兩個部分：政治的和藝術的。
就政治而言，“四人幫”倒台後，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李先念副主席提到了這一事件。他說影片《中國》是有點毛病的，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幫”利用它來反對周總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次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外交部《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影片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對此事形成的冤案、錯案進行了平反。
1982年3月，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在意大利出席“中國電影回顧展”，期間應邀會見了安東尼奧尼。安氏表示：對於中國政府讓我到這個偉大國家去拍攝影片，我一直沒有改變自己的感謝之情。他希望和陳荒煤握手。“如果他不同意的話，我也不認為是對我的侮辱，我可以理解。”陳荒煤大方地與他握手，並說：我們認為影片《中國》是有缺點的，某些鏡頭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可能是由於安東尼奧尼先生的美學觀以及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夠了解造成的。我們不認為這部影片是反華的，讓我們兩國人民和電影工作者團結起來，為反對世界霸權主義共同奮鬥。意大利人認為，“中國和安東尼奧尼喜劇式地和解了。”
這些年來，中國人反思了“左”的錯誤，向安東尼奧尼表達歉意。安東尼奧尼也說自己愛中國，想念中國，2004年，北京電影學院舉辦安東尼奧尼影展，《中國》得以首次在大陸公開放映。現在《中國》片源掛在網絡上，它的藝術價值如何，學術界有爭議褒貶，觀眾亦可自作評價。
安東尼奧尼一直強調，他是冷靜的觀察者，甚至是冷靜的“闖入者”和“窺視者”。他指揮攝影師扛著16毫米攝影機，直接對著從未看到過外國人的鄉下農民和兒童近距離拍攝，拍下他們的惶恐、緊張、閃避，稱之為“我們只希望觀察這眾多的臉、動作和習慣。”他花28秒鐘時間拍攝一位小腳婦女穿越馬路，也是在挑戰觀眾的接受能力。中國人和安東尼奧尼，構成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這是安東尼奧尼的招牌風格。
評論：安東尼奧尼的虧欠
《中國》保存下1972年中國珍貴的視覺形象，比如他從外灘和平飯店拍下的黃浦江對岸。朱黔生說，“我拿不出這樣一段影像資料來。在我們腦子裡面，我要拍的都是好的、積極的，能夠讓人看到欣欣向榮的，我不可能去拍一個一馬平川的浦東。”現在有些專題片拍攝改革開放的建設成就和生活巨變，來與安氏舊鏡頭做對比，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安東尼奧尼本來就自稱不拍建築和風景，他即使再來中國，關注的興奮點恐怕依然不在摩天大樓。
重看安東尼奧尼的訪華拍片的過程，有句話我覺得還是要說。當下論者，大多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安氏此行並不是以自由電影人身份在創作，他作為項目執行者，對委託人之一的中國方面，其實是有虧欠的。
他自己承認，“這次拍攝暗藏著政治含義：是兩國政府達成協議來拍這部片子的，所以在對影片的期待中也有這層政治因素。”他們到京後協商，確定以意方為主拍攝，但取消安氏的半年計劃，全片在22天完成外景，都可看出中方思路在主導。中方為攝製組提供了極大便利，並在生活和出行上給予了高規格的幫助。安氏在北京取景，有關方面提供了國家領導人檢閱或夾道歡迎外國元首才使用的紅旗牌敞篷車。出京時火車掛了專用包廂，在上海和平飯店的接待宴會上享用了兩米長的大魚。後來從滬返京，民航班機因雷雨取消，陪同者竟調來一架專機。
攝製組在北京使用大紅旗敞篷車拍攝
攝製組在北京使用大紅旗敞篷車拍攝
所以，當片中將殘破的蘇州複興回民面店解說成“市裡最好的餐廳”時，我的腸胃產生了輕微痙攣。如果將這些幕後故事同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場景剪接在一起，才是特殊年代真實而苦澀的現實主義。電影膠片不同於後來的攝影，在沖洗之前，誰也不知道拍攝的結果。中方同意他帶回國外做後期，顯然對他充滿信任和期許，但結果卻是失望和沮喪。
蘇州的路邊小面店
說得更坦率點，在中美關係改善之初，開明的領導者微微打開國門，以友好姿態邀請外國記者，希望他們向世界介紹被封鎖了二十餘年的中國。安氏獲得這一難得機遇，進行個人的觀察解讀，同時為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賺取商業利益（這點他懂，並且事先就為片子尋找商業賣點進行設計）。
當他身處對外國人過於殷勤照顧的環境，同時目睹發展中的中國社會，底層民眾尚在貧困之中，那些獵奇式做法，缺乏友善和悲憫，隱然帶有西方人骨子裡的傲慢。他還因其作品，卷入中國最上層的政治鬥爭，給晚年患病的周恩來帶來傷害（這點他不懂，也非其本意）。70年代末，人們將事件歸罪“四人幫”，是國內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從藝術評論層面，則將事件歸結為中西文化觀念上的衝突。衝突是顯而易見的，但不應流於表象和膚淺。
當年的過度禮遇和粗暴批判，同現在過度讚美“闖入”“窺視”和“深刻”，從左右兩個角度顯示出在洋人面前，某些中方人士的謙卑和不夠自信。
前幾天，我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看到新攝的專題片《從到中國》（該片今年3月曾在央視播出），作品以七十年代外國人拍攝中國的四部記錄片為線索，展現四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
《從到中國》
看到當年在安東尼奧尼影片中出鏡的年輕人，如今成為老頭老太太，健康矍鑠，寬容坦蕩，真是令人欣喜。這是中國的巨大進步。片中串戲的意大利小夥子“老馬”，在中國生活多年，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已是大大深化了。看完電視，再一次回想安東尼奧尼事件，這真是一段跌宕曲折 、值得回味的歷史。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