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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顧誦芬:不願被稱“殲-8之父”

對物質生活“不講究”,對名利也長期保持冷淡,顧誦芬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航空事業。

|作者:祖一飛

|編輯:阿曄

|編審:蘇蘇

11月3日,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新中國飛機設計大師顧誦芬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3年前,《環球人物》記者曾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見到顧老。當時,他已88歲高齡,卻仍是一名“上班族”,幾乎每個工作日的早晨,都會按時出現在辦公樓裡。從住處到辦公區,不到500米的距離,他要花十來分鐘才能走完。

他有幾個“戒不掉”的習慣:早上進辦公室前,一定要走到樓道盡頭把廊燈關掉;用完電腦後,他要拿一張藍色布罩蓋上防塵;各種發言稿從不列印,而是親手在稿紙上修改謄寫;審閱資料和文件時,有想法隨時用鉛筆在空白處批注……

這是長年從事飛機設計工作養成的習慣,也透露出顧誦芬骨子裡的認真與嚴謹。自1956年起,他先後參與、主持我國第一款自主設計的噴氣式飛機殲教-1、初教-6、殲-8和殲-8Ⅱ等機型的設計研發。1991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3年後又當選中國工程院第一批院士,成為我國航空領域唯一的兩院院士。

戰機一代一代更迭,老一輩航空人的熱情卻絲毫未減。2016年6月,首批大型運輸機運-20交付部隊;2017年5月,大型客機C919首飛成功;2018年10月,水陸兩棲飛機AG600完成水上首飛,向正式投產邁出重要一步。這些國產大飛機能夠從構想變為現實,同樣和顧誦芬分不開。

接受《環球人物》記者專訪時,顧老與人交流已需要借助助聽器。儘管歲月的痕跡深深顯露,但一提到和飛機有關的問題,他依然思維敏捷。胸前口袋裡插著一支黑色水筆,他仍是一副工程師模樣。

瞞著愛人乘戰機升空

顧誦芬辦公室的書櫃上,5架飛機模型擺放得整齊劃一。最右邊的一架殲-8Ⅱ型戰機,總設計師正是他。而這款戰機的前身,是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戰機——殲-8。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的主力機型是從蘇聯引進生產的殲-7。當時用它來打美軍U-2偵察機,受航程、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打了幾次都沒有成功。面對領空被侵犯的威脅,中國迫切需要一種“爬得快、留空時間長、看得遠”的戰機,殲-8的設計構想由此提上日程。

1964年,殲-8設計方案落定,顧誦芬等人向賀龍元帥匯報新機情況,賀龍聽完樂得鬍子都翹了起來,說“就是要走中國自己的路,搞自己的東西”。賀老總不忘鼓勵大家:“飛機上天,黨、軍隊和人民都會感激你們的。”

帶著這份沉甸甸的委託,顧誦芬和同事投入到飛機的設計研發中。1969年7月5日,殲-8順利完成首飛。但沒過多久,問題就來了。在跨音速飛行試驗中,殲-8出現強烈的振動現象。用飛行員的話說,就好比一輛破公共汽車開到了不平坦的馬路上,“人的身體實在受不了”。

為了找出問題在哪裡,顧誦芬想到一個辦法——把毛線條粘在機身上,觀察飛機在空中的氣流擾動情況。但由於缺少高清的攝影設備,要看清楚毛線條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坐在另一架飛機上近距離觀察,且兩架飛機之間必須保持5米左右的間隔。

顧誦芬決定親自上天觀察。作為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非飛行人員,他在空中承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過載,用望遠鏡仔細觀察,終於發現問題出在後機身。他記錄下後機身的流線譜,提出採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的方法,並親自做了修形設計,與技術人員一起改裝。飛機再次試飛時,跨聲速抖振的問題果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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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問題解決後,顧誦芬也沒有把上天的事情告訴妻子江澤菲,因為妻子的姐夫、同為飛機總設計師的黃志千就是在空難中離世的。那件事後,他們立下一個約定——不再乘坐飛機。並非不信任飛機的安全性,而是無法再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

但他終究還是違背了約定,選擇了冒險。後來回想起來,他依然記得試飛員鹿鳴東說過的一句話:“我們這樣的人,生死的問題早已解決了。”

1979年底,殲-8正式定型。慶功宴上,喝酒都用的是大碗。從不沾酒的顧誦芬也拿起碗痛飲,這是他在飛機設計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他喝吐了,但笑得很開心。

“為了搞航空把我母親給犧牲了”

顧誦芬從小就是個愛笑的人。如果留心觀察,你會發現他在所有照片上都是笑臉。在保存下來的黑白照片中,童年的一張最為有趣:他岔著雙腿坐在地上,面前擺滿了玩具模型,汽車、火車、坦克應有盡有。面對鏡頭,他笑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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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0歲生日那天,叔叔送來一架航模作為禮物,他高興壞了,拿著到處飛,但可惜撞過幾次後就沒辦法正常飛行了。父親見狀,就帶他去上海的外國航模店買了架質量更好的,“那是一架艙身型飛機,從櫃台上放飛,可以在商店裡繞一圈再回來”。

玩得多了,新航模也有損壞,顧誦芬便嘗試著自己修理。沒錢買膠水,他找來電影膠片,用丙酮溶解後充當粘接劑;碰上結構受損,他用火柴棒代替輕木重新加固。“看到自己修好的航模飛起來,心情是特別舒暢的。”

酷愛航模的顧誦芬,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父親顧廷龍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母親潘承圭出身於蘇州的名門望族,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知識女性。他出生後,家人特意從西晉詩人陸機的名句“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中取了“誦芬”二字為他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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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家庭重文,但父親並未干涉兒子對理工科的喜愛,顧誦芬的動手能力也在玩耍中得到鍛煉。《顧廷龍年譜》中記錄著這樣一個故事:一日大雨過後,路上積水成河,顧誦芬“以烏賊骨製為小艇放玩,鄰人皆歎賞”。

顧誦芬從小立志要保衛中國的藍天,將來不再受外國侵略。他始終記得1937年7月28日那一天,日軍轟炸中國二十九軍營地,當時他年僅7歲,親眼目睹轟炸機從頭頂飛過,“連投下的炸彈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衝擊波震得粉碎”。

考大學時,他參加了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入學考試,報考的專業全都是航空系,結果3所學校全部錄取。因母親捨不得他遠離,他最終選擇留在上海。

1949年初,胡適在顧家吃午飯時問顧誦芬在大學學的是什麽專業,顧誦芬答“航空工程”,胡適聽後表示:“這是實科,不像現在報上寫文章的那些專家都是空頭的。”

1951年8月,顧誦芬大學畢業。上級組織決定,這一年的航空系畢業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組建的航空工業系統。顧誦芬踏上了北上的火車,到達北京後,被分配到位於沈陽的航空工業局。

真正工作了,顧誦芬才意識到校園與社會的差距,很多理論、技術他在學校壓根兒沒學過,只能自己摸索。他開始四處搜集與飛機設計有關的書籍資料,連晚上洗腳也抱著書看。沒過多久,航空工業局由沈陽遷往北京。一回到首都,顧誦芬最大的樂事就是在周末和節假日逛書店。天一亮,他就在兜裡揣上5元錢,跑去王府井南口的外文書店或八面槽的影印書店。看到航空技術相關的書,他就買回去仔細研究。

一心撲在工作上,顧誦芬沒能顧得上家庭。他離開上海後,母親就陷入“夜不能寐,日間一閑即哭泣”的狀態。自1939年長子顧誦詩因病早亡,潘承圭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兒子顧誦芬身上。愛子工作在外而不得見,終致她思念成疾患上抑鬱症,於1967年不幸離世。這成了顧誦芬一生無法彌補的痛,提到母親,顧誦芬忍不住歎息:“為了搞航空把我母親給犧牲了……”

不願被稱作“殲-8之父”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專家曾指導中國人製造飛機,但同時,他們的原則也很明確:不教中國人設計飛機。中國雖有飛機工廠,實質上只是蘇聯原廠的複製廠,無權在設計上進行任何改動,更不必說設計一款新機型。

每次向蘇聯提訂貨需求時,顧誦芬都會要求對方提供設計飛機要用到的《設計員指南》《強度規範》等資料。蘇聯方面從不回應,但顧誦芬堅持索要。那時候的他已經意識到,“仿製而不自行設計,就等於命根子在人家手裡,我們沒有任何主動權”。

顧誦芬的想法與上層的決策部署不謀而合。1956年8月,航空工業局下發《關於成立飛機、發動機設計室的命令》。這一年國慶節後,26歲的顧誦芬從北京調回沈陽。

新成立的飛機設計室接到的第一項任務,是設計一架噴氣式教練機殲教-1。顧誦芬被安排在氣動組擔任組長,還沒上手,他就倍感壓力。上學時學的是螺旋槳飛機,他對噴氣式飛機的設計沒有任何概念。除此之外,設計要求平直機翼飛到0.8馬赫,這在當時也是一個難題。設計室沒有條件請專家來指導,顧誦芬只能不斷自學,慢慢摸索。

本專業的難題還沒解決,新的難題又找上門來。做試驗需要用到一種鼓風機,當時市場上買不到,組織上便安排顧誦芬設計一台。顧誦芬從沒接觸過,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通過參考外國資料書,最終完成了這項任務。

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1958年7月26日,殲教-1在沈陽飛機廠機場首飛成功。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葉劍英元帥為首飛儀式剪彩。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環境,首飛成功的消息沒有公開,隻發了一條內部消息。周恩來總理知道後托人帶話,“告訴這架飛機的設計人員,要他們做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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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淡泊、甘做“無名英雄”,這是顧誦芬進入航空工業系統後一直保持的品格。

他對物質生活極“不講究”。任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所長期間,有職工向他反映食堂飯菜做得不好,他特意做了調研,看完回了一句“還不錯嘛”,對方很是無奈:“你自己吃得簡單,看到食堂有熱的飯菜,當然覺得很滿意了。”

在吃飯這件事上,顧誦芬的確只是為了填飽肚子。他甚至不建議技術人員買菜做飯,“像我一樣買點罐頭、吃點麵包多省事,有時間應該多學點東西”。曾有人對此感到不理解,後來大家才意識到,“苛刻”的背後是著急,看到國家航空工業落後於歐美,顧誦芬實在不願浪費時間和精力。

他對名利也長期保持冷淡。一直以來,顧誦芬不願別人稱他為“殲-8之父”,原因之一是覺得自己並非一開始就擔任總設計師。談及殲-8的設計定型,他總要提到前任總設計師。原因之二是他從未把總設計師看作是最重要的人,“這是一個團隊的勞動成果,從設計師到試飛員,以及廠裡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每一個人都為飛機獻過力”。

2011年,為了紀念顧誦芬工作滿60周年,中航工業集團特意為他頒發了終身成就獎,獎品是一塊定製的金鑲玉獎牌。幾年後,有關部門需要對獎牌和證書拍照留存。工作人員找上門來,顧誦芬卻說“不記得放哪兒了”。對於榮譽,他是真的從不放在心上。

71歲時仍親自上陣

在同事黃德森眼中,年輕時的顧誦芬“舉止斯文、作風謙和,雖說是極少數的八級工程師,但毫無架子”。當時年齡小的新同事也都叫顧誦芬“小顧”,可見他與大家關係之親密。

幾十年過去,曾經的“小顧”成為中國航空工業的一代大師,退而不休,一直為祖國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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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在中國的商用飛機市場上,波音、空客等飛機製造商佔據極大份額,國產大型飛機卻遲遲未發展起來。看到這種情況,顧誦芬也一直在思考。當時,各方專家為一個問題爭執不下:國產大飛機應該先造軍機還是民機?

2001年,71歲的顧誦芬親自上陣,帶領課題組走訪空軍,又赴上海、西安等地調研。在實地考察後,他認為軍用運輸機有70%的技術可以和民航客機通用,建議統籌協調兩種機型的研製。

各部門論證時,顧誦芬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我們討論的是大型客機,你怎麽又提到大型運輸機呢?”甚至有人不願意顧誦芬繼續參加會議。

顧誦芬沒有放棄,一次次討論甚至是爭論後,他的觀點佔了上風。2007年2月,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了大型飛機項目,決策中吸收了顧誦芬所提建議的核心內容。

2012年底,顧誦芬參加了運-20的試飛評審,那時他已經顯現出直腸癌的症狀,回來後就確診接受了手術。考慮到身體情況,首飛儀式他沒能參加。但行業內的人都清楚,飛機能夠上天,顧誦芬功不可沒。

儘管不再參與新機型的研製,顧誦芬仍關注著航空領域,每天總要上網看看最新的航空動態。有學生請教問題,他隨口就能舉出國內外相近的案例。提到哪篇新發表的期刊文章,他連頁碼也能記得八九不離十。一些重要的外文資料,他甚至會翻譯好提供給學生閱讀。

除了給年輕人一些指導,顧誦芬當時還在編寫一套涉及航空裝備未來發展方向的叢書。全書共計100多萬字,各企業院所近200人參與。每稿完畢,作為主編的顧誦芬必親自審閱修改。

不論何時,顧誦芬都保持著嚴謹細致的作風。《環球人物》記者與工作人員交談的間隙,他特意從二樓走下,遞來一本往期的雜誌。在一篇報導隱形戰機設計師李天的文章中,他用鉛筆在空白處批注得密密麻麻,“這些重點你們不能落下……”

而今,他更對年輕人充滿期待:“我只想對年輕人說,心中要有國家,永遠把國家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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