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因肺病去世，年僅41歲。這位生前默默無聞，孤獨寫作的作家在去世後，一長列世界級文豪追隨著他的腳步，不斷拓展著現代文學的創作邊界。
1983年1月10日，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馬山天文台發現了一顆圍繞太陽公轉的小行星3412，這顆小行星被命名為“卡夫卡”，以此紀念這位死後被認可的現代派文學的鼻祖，表現主義文學的先驅。
“隱形抑鬱人口”：父親身邊一個悲慘的標本
文字裡的卡夫卡，總給人一種壓抑、絕望的感受，他筆下的主角總是孤獨甚至荒誕的。
比如，《變形記》中的格雷戈爾·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被家人嫌棄的甲蟲；《審判》中的約瑟夫·K，30歲生日那天剛起床就被逮捕；《鄉村醫生》裡在風雨之夜出急診的“我”，流浪在嚴寒中永遠回不到家；《城堡》裡的主人公K，莫名其妙地成了全村敵人的他至死也未能進入城堡；《判決》中的青年商人，被迫服從父親的命令投河自殺……
和卡夫卡的作品給予我們的這種觀感不同，生活中的他，內心充滿了單純、善良、溫暖甚至調皮。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更符合現代語境中的“隱形抑鬱人口”特質。
卡夫卡是一個擅長調動話題氛圍的開朗少年，在好友韋爾奇眼中，卡夫卡“性情溫柔，儀態高雅，舉止平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豐富。對一切人都友好、認真；對一切朋友忠實、可靠，……”。
和朋友在一起時，卡夫卡喜歡講笑話，而且總相互在大家剛討論完嚴肅話題時做一個善意的惡作劇，是好友布洛德見過的最有趣的人之一。但是在家裡，他卻是那隻變成甲蟲的格雷戈爾·薩姆沙。
在卡夫卡出生的年代，奧匈帝國行將崩潰，父母在捷克生下了他，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在捷克語中，“卡夫卡”是“寒鴉”的意思，父親赫爾曼·卡夫卡的禮品店鋪就以寒鴉作為店徽。或許，這正是本來打算讓兒子繼承自己衣缽的父親赫爾曼，為何不理解甚至厭惡卡夫卡堅持寫作的原因所在。
作為猶太人，卡夫卡的父親擁有善於經商的基因。服完兵役後，在布拉格開始慢慢積累財富，從一間高檔時裝禮品店到擁有自己的品牌。軍人出身的他也影響了在家庭中說一不二、家人必須照做的“暴君”風格，使卡夫卡在心理上從小就籠罩著威權的壓力，成為他創作中“代溝”主題和懾強主題的生活原型。
卡夫卡曾說，自己是父親身邊一個“悲慘的標本”：“與這個差別（注：父親健壯的體魄和卡夫卡羸弱的身體對比）相適應的還有你精神上的統治權威。你以自己的力量單槍匹馬奮鬥到這麽高的位置，因此你對自己的見解抱有無限的信任。”（《卡夫卡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同]，P242）。在卡夫卡眼中，父親成了他衡量萬物的標準。
1919年，卡夫卡給父親寫了一封多達一百頁的信，回憶了自己從童年到青年生活在父親陰影下的經歷，既有自己羨慕的父親的巨大形象，更有自己懼怕的父親的暴君性情。
卡夫卡本來是托母親轉交給父親，但遭到母親的拒絕，之後再也沒有通過別的途徑讓父親讀到。這篇《致父親》與其說是一封家書，毋寧說是一篇有關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兒童心理學和文學的論文，一篇向父親所持的陳舊價值觀念宣戰的檄文。
在信中，卡夫卡直指父親為“暴君”，“你（卡夫卡的父親）在教育中運用的效果特別好的，至少在我身上從未失效過的語言手段是：斥罵、威脅、譏諷、冷笑，還有（這是奇怪的）自責。”（P242），“我的一切思想都處在你的壓力之下”(P243)，直到後來“我躲避著能使身在遠方的我聯想到你的一切。”（P254）。
在這種家庭教育之下，一個本來就靦腆的男孩變得更加內向，在父親面前幾乎不再說話，甚至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成為“隱形抑鬱人口”的一員。
雖然生活中的他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依然開朗、活潑，喜歡惡作劇，工作上積極進取、表現優異，但是他把最真實的自己，孤獨地在深夜中傾注在文字裡，是《變形記》中的格雷戈爾·薩姆沙，是《審判》和《城堡》中的K，是《鄉村醫生》裡的“我”，是《判決》中被父親命令投河自殺的青年商人……
背叛愛情的“審判”：成就一部不朽名著
木心曾經“自作主張”地為卡夫卡“說媒”，“應該把林黛玉介紹給卡夫卡”，原因是兩人都愛焚稿，都有肺病。如果兩人志趣相投就能讓婚姻美滿，或許卡夫卡就不會經歷一生三次訂婚，三次解除婚約的愛情悲劇，更不會有一生未娶的結局。
卡夫卡在36歲時，宣布了自己的結婚計劃，父親得知後，充滿鄙夷和不屑的說：“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選的上裝，布拉格的猶太女人是懂得這一套的，那麽你當然就下定決心要娶她了。而且想盡可能地快，一個星期後，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麽回事，你畢竟是個成年人了，住在城市裡，卻只知道看到一個女的就馬上跟她結婚。”
在卡夫卡看來，父親的這番言論是對自己整個人生的羞辱，“當你二十年前對我說類似的話時，從你的眼睛裡甚至還看得出對一個早熟的城市青年的一點敬意，依你看來他可以被毫無周折地引導上生活之路。今天若從這個角度看，只能使輕蔑的程度顯得更甚，……，你這麽做給我帶來的冤罪殺機，在你眼裡是與我通過結婚會給你造成的冤罪殺機不可比擬的。”
卡夫卡這次被父親羞辱的結婚經歷，發生在1919年與尤莉·沃裡采克訂婚之後。次年，卡夫卡在梅臘諾度病假時認識密萊娜，並於當年9月與尤莉解除了婚約。這位與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對他的描述是，“害羞、膽怯、懦弱而善良。”
這是卡夫卡第三次解除婚約。
1914年6月10日，31歲的卡夫卡在柏林與費莉絲·鮑爾訂婚，但兩人在22天后就解除了婚約。他們在第二年重逢後再次建立關係，於1917年7月再度訂婚。5個月後，最終還是解除了婚約。
據說，卡夫卡和費莉絲第一次解除婚約是因為他和費莉絲的女友、負責調解二人關係的格萊特發生了超出友情的關係。為此，費莉絲、費莉絲的妹妹和格萊特等人還專門組成了一個“法庭”審判卡夫卡。
這次審判給予卡夫卡內心深處的罪孽感、恐懼感和無力感，促使了他寫出了另一部不朽作品《審判》。喜歡熬夜寫作的他僅僅用了一個晚上就完成了初稿。
現實中的卡夫卡，並非他文字中表現出的主人公那樣欲欲寡歡、格格不入，相反，他一米八二的身材和英俊清秀的外表很能俘獲女性的芳心。每次去療養院，他幾乎都會與某位紅顏知己發生急促熱烈卻最終又不了了之的愛情。
經歷過三次訂婚、三次解除婚約的痛苦之後，卡夫卡於1923年9月底與朵拉·迪阿曼特同居。在此期間，他開始寫作《地洞》、《女歌手約瑟菲妮》、《一條狗的研究》，同時，他的短篇小說集《絕食表演者》中的四篇小說付印。
對於婚姻，卡夫卡一直都是嚮往的。在他眼中，“結婚是對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獨立的擔保，那樣我就會有個家庭，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點，也是你所達到的最高點；那樣我就與你平等了，一切舊的、新的冤罪殺機及暴政將永遠成為歷史。”（P277）。
同時，卡夫卡也措辭激烈地將婚姻悲劇歸咎於父親，“在打開的世界地圖上，你四腳八叉地躺著。於是我感到，只有那些你的肢體未曾蓋住或夠不到的地方，才是我的生活可以插入的空地。根據我對你魁梧身材的這蓋面的設想，留給我的地方是不多的，那些有限的地方也不是很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婚姻並不在其中。”
有觀點說，卡夫卡一生經歷的三次訂婚和三次解除婚約悲劇，是源於他對未來的生活將會毀掉寫作賴以存在的孤獨的恐懼，甘願把婚姻當成寫作事業的祭品，為文學而保持孤獨。從卡夫卡對婚姻的理解來看，這種為了突出卡夫卡對文學的執念，而不惜忽視其生活和情感追求的解讀方式，未免有失偏頗。因為，卡夫卡的文學地位本身就無需拔高。
1924年，身患肺病的卡夫卡病情惡化，決定返回布拉格，並完成《女歌手約瑟菲妮》的手稿。卡夫卡在離 41 歲還有一個月的時候，因肺病引起喉嚨疼痛，於6月3日因無法吞咽食物而餓死，下葬在布拉格。當時有一件令人動容的情節就是，當卡夫卡的棺木緩緩放入墓穴時，朵拉拚命地往墳墓裡跳，被在場人員阻止。
卡夫卡在臨終遺言中，要求好友馬克斯·布洛德將自己的手稿付之一炬。但是，從一開始就堅信卡夫卡是天才小說家的布洛德，並沒有照做，而是保留了卡夫卡所有的作品手稿。布洛德選擇了背叛朋友，得以讓世人讀到他偉大的文學作品。
世界“連鎖”的卡夫卡：喚醒19世紀沉睡的想象
生前的卡夫卡，並沒有享受到文學帶給他多大榮耀，終其一生的寫作，雖然不斷有作品出版，但也就在1915年憑借《司爐》（又譯《火夫》）獲得了馮塔納獎。
卡夫卡肯定不會想到，在他去世後，會與普魯斯特、喬伊斯並稱“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世界範圍內形成的那股經久不衰的“卡夫卡”熱，更會讓他猝不及防。
在中國，“卡夫卡”甚至成為一種商業符號，以此命名的舞台劇、歌曲名、咖啡廳、公寓、服裝甚至地產建案層出不窮。或借用這個名字的文藝氣質，或化用它的孤獨內涵，或則直接奔著“拿來主義”的思想套用它的光環，儼然在全世界開起了“連鎖”。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在文學領域。
卡夫卡身後，至少有這樣一長串的世界級作家，都曾沿著他的足跡書寫文學：薩特、加繆、博爾赫斯、昆德拉、奧登、村上春樹、馬爾克斯、莫言，還有宗璞、余華、格非、劉索拉、殘雪等大批中國作家。因此也有人說，“卡夫卡影響了我們每個人，不僅僅是作家而已。”
很多中國作家自稱師承馬爾克斯，而馬爾克斯的小說源頭恰恰是源自卡夫卡。
“一天清晨，格雷戈爾·薩姆沙從一串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一隻碩大的蟲子。”（《卡夫卡全集·第2卷》，P251），這是卡夫卡《變形記》的開篇。
當年還是學生的馬爾克斯，讀到卡夫卡這樣的開篇敘事，引發了他濃厚的寫作興趣，同時也無意中為自己開辟了一條通往諾貝爾文學獎的創作之路：“我不知道有人可以這麽寫東西，要是我知道的話，我本來老早就可以寫作了。”於是，就有了後來的世界名著《百年孤獨》。
余華曾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一文中說，“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被稱為“中國的卡夫卡”的殘雪直言，“（卡夫卡的小說）從此改變了我對整個文學的看法”；深受馬爾克斯影響的莫言，在《影響我的10部短篇小說》裡將卡夫卡的《鄉村醫生》列入其中。
除了馬爾克斯和大批中國作家，“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阿爾貝·加繆也深受卡夫卡影響。
加繆曾在散文《西緒福斯神話》中提到一個關於生與死的命題：“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加繆文集》，譯林出版社，P624）。此前，卡夫卡在隨筆《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觀察》中就明確表示，“認識開始產生的第一個標誌是對死亡的願望。”（《卡夫卡全集·第5卷》P4）。
正如諸神要求西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作為對他綁架死神的懲罰，加繆散文中的人類處境亦是如此。相對應的是，卡夫卡一生都在苦苦探求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但至死都無能為力於對他的思考和探索給出令自己滿意的答案和結論。
尊稱卡夫卡為師長的不止有加繆，還有存在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薩特。卡夫卡在《審判》中構建了一種“不知道何以有罪，不知道如何才能得救，最後除了一死，無法走出罪過”的宿命論。薩特沿著這個思路，於1945年創作了戲劇《禁閉》。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德國被譽為“日本的卡夫卡”，他的小說《奇鳥形狀錄》裡多次提到卡夫卡，《海邊的卡夫卡》裡則直接引用了卡夫卡的大量觀點，同時對他的《在流放地》也有細致入微的提及。村上春樹說，“卡夫卡在他的創作中給予我們的就是他對夢魘的描述。”
在博爾赫斯眼中，卡夫卡是“一個創造荒謬而哀傷的故事的人，一個擁有冷酷直覺的人”；昆德拉說自己狂熱地欣賞卡夫卡的遺產，像捍衛自己個人的遺產一樣捍衛他的個人遺產，那就是“徹底自主性”，認為卡夫卡的小說“喚醒了 19 世紀沉睡的想象”。
這就是文學的魔力。這種魔力，隻屬於深夜孤獨寫作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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