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校引發學生“喊樓”，簡單化防疫不可取

（IC photo/圖）

進入9月，全國各地高校紛紛開學。高校是人員高度密集的場所。在疫情風險仍然揮之不去的情況下，如何防控，成為高校管理者面臨的難題。不少高校宣布對校園實行封閉式管理，對學生進出校園實行嚴格的控制。

西安外國語大學對學生進行封閉式管理，禁止學生出入學校；合肥工業大學要求住宿生不能出校園，走讀生退宿，不得進入宿舍，但是走讀生和住宿生仍然要在一起學習；山東某地衛生學校甚至禁止學生吃外賣，學生定的外賣被學校直接扔進了垃圾桶……

部分學校的做法引起了學生的不滿，有多所高校學生以集體“喊樓”的方式表達不滿。教育部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也專門發文，要求高校做好校園管理工作，切忌“一刀切”“簡單化”的封閉管理。

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因為疫情來勢洶洶，並且人們對疫情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在較短時間內為防控而對社區進行全面封閉，可以理解。而隨著國內疫情發展趨於平穩，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的情況下，疫情防控也應更加科學，更有針對性。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對各地區劃分為高中低三檔風險等級進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管理，除了高風險地區實施區域管控、必要時可采取區域封鎖、限制人員出入之外，中低風險地區應采取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加強疫情監測，並不包括區域封鎖的措施。

而現在全國均已沒有高風險地區，高校采取全封閉措施，並沒有科學和法理的依據。而且事實上，由於封校的措施只針對學生，而包括老師、食堂阿姨、保安等在內學校的教職員工都不受封閉措施的影響，可以自由出入，而這些人又會在校園內密切接觸學生，所以僅僅要求學生不出學校，並不能完全避免疫情傳播的風險。

一刀切地封閉式管理，對管理者來說是方便了，但是這不僅僅侵犯了學生的抽象的行動自由，也會給學生帶來很大的現實的不便。雖然高校經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社會”，但是這個小社會在後勤服務方面實際上非常依賴外部的大社會，要對學校進行全封閉管理，切斷學生自行從大社會獲得服務的渠道，學校小社會內的服務能力短期內難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據西安商報發布的視頻，西安外國語大學的學生表示，封校後學校生活物資的供應不足，超市的商品全部漲價了，用餐、洗澡、取快遞等日常生活都變得非常不方便。西安外國語大學官方微博發布的通報，也證實了封校後校園後勤服務能力存在不足，並提出了加快學生超市擴容改造、提升後勤保障能力、查處亂漲價行為等措施。而要提升後勤保障能力，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比不封校而進行科學防控的成本還要高。但是在學校管理者角度看，提升後勤保障能力所需要的花費是公費，不僅對自己沒有損失，而且還可以粉飾為疫情防控的政績，但如果放開校園，一旦出現疫情傳播，則會導致自己被問責。兩相比較之下，如何選擇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封校更多是管理者為了降低自身的責任風險而作出的避責行為。這在組織行為學上可以解釋。在問責壓力之下，基層往往選擇層層加碼，采取簡單化極端化的措施控制風險，以避免出現會導致自己被問責的不利情況。

要減少基層的避責行為，除了強調不能層層加碼，也應該相應對基層官員進行科學追責，避免給他們壓上許多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壓力。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