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加稅能否解決美國社會的收入失衡？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魏欣

　　人們通過就業獲得不光是一份工資，而是圍繞工作關係形成的社會關係，規劃職業生涯獲得的成就感，提升勞動技能提升所產生的創新思想。所以失業產生的社會問題最終只能用就業來根本性解決，而不能用福利來解決。

　　當時間逐漸接近今年4月的報稅季，川普總統的減稅政策即將在民眾的退稅支票上有所反映的時候，媒體曝光亞馬遜公司在盈利110億美元的前提下，連續第二年合理利用規則，不繳納任何聯邦所得稅。美國社會開始了一輪對該政策的反思。一年多以前，原本得到選民歡迎的《減稅和促進就業法案》在近期遭到了來自很多社會精英的批評。美國究竟是要繼續沿著減稅的路線走下去，還是轉向加稅，現在成為了爭議的焦點。

　　在很多人看來美國社會的不平衡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動用加稅手段來解決的時候。現在上市公司CEO的收入是普通職員收入的311.7倍，這個比例在1965年只有20倍。從1980年至2014年，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口稅前收入增加了453%。同期，美國收入較低的50%人口的稅前收入隻微幅增加了1%。而收入較低的25%，甚至收入下降了25%。Vermont州參議員Bernie Sanders就說，這種不平衡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美國正向著錯誤的方向前進。甚至川普總統在2016年競選集會上也曾經承諾，要對超級富豪加稅，包括他自己。

　　在川普總統減稅法案通過後的一年，很多人對於減稅是否能彌合社會收入不平衡的做法開始產生質疑。經歷了從2009年以來連續9年平均2%的經濟擴張之後，該法案成功的刺激美國經濟在2018年第一季度加速到了4.2%，並且把失業率歷史性的降低到了49年以來的3.7%。但是該法案並沒有解決美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並沒有像川普總統設想的一樣匯回他們常年積累的4兆美元海外存留利潤，而是遠遠低於這個數字。大多數跨國公司也沒有在美國找到更好的投資機會，所以之前把大量工作機會帶回美國的設想也大半沒有實現。更多公司把減稅帶來的利潤增加用於回購股票。這也是2018年依賴美國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

　　民主黨的很多資深人士在近期密集宣布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並紛紛提出了自己的針對超級富豪的加稅主張。Massachusetts州參議員Elizabeth Warren提出對所有資產超過6千萬美元的美國人征財產稅。而且只要是屬於美國人的財產，不論是在世界上什麽地方，都應該被納入徵收範圍。Bernie Sanders認為對於繼承超過35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人徵收遺產稅。加州參議員Kamala Harris也認為應該著重對超級富豪征稅來減輕中產階級的負擔。亞裔總統參選人Andrew Yang還提出給每個美國人發放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

　　引起爭議特別大，而且想法比較激進的是紐約第14選區眾議員，29歲民主黨籍政治新星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認為應該對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美國人徵收70%的邊際所得稅。也就是對1000萬以下的收入按目前方案收稅，而對以上的部分徵收70%。著名對衝基金經理Ray Dalio立即對這個計劃提出警告。他認為如果這個計劃被成功立法將會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深淵影響，引發大規模資本外逃，並刺激更多富裕群體把個人當成公司運作。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也對她進行了較為溫和的批評。他認為對超級富豪征稅是解決收入不平衡的有效手段，但是關注點應該放在財產稅，而不是收入稅。富人之所以會變富並不是因為收入高，而是因為財產增值。但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卻非常讚同這個方案。他認為這種想法和嚴肅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是完全一致的。

　　事實上，70%的邊際所得稅率並非沒有先例。美國在1936年至1980年之間曾經有過遠超70%的邊際所得稅。它甚至達到過90%，遠遠超過現在的37%。但是更高的邊際稅率並不一定意味著政府收入的增加。1950年代，富人的總體實際稅率只有42%，比他們現在36%的總體實際稅率隻高出了6%而已。這是為了吸引富人投資所提供的免稅額度、抵稅額度和較低的長期資本增值稅導致的。富豪們很快就會想出辦法繞過這項規定。很多專業組織經過測算，加稅籌集到的資金完全不足以支撐民主黨所提出的以彌合收入差距為目的的各種福利項目。

　　如果收入不平衡問題得不到解決，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是毀滅性的。收入不平衡會對教育投入不足。超級富豪的消費比例很低，大型公司把減稅收益用於回購股票。所以這種狀況會降低社會消費總量。而且會讓富人獲得超過合理比例的政策影響力。極端的財富聚集會導致極度的經濟和行政權力的聚集，造成政策過度傾斜和社會對立情緒升溫。2008年次貸危機讓平衡收入差距的呼聲更加被選民所接受。而在很多社會事件中，佔領華爾街就是向超級富豪表達不滿的一次標誌性行動。

　　但問題是一次分配形成的社會不平衡性問題並不能通過二次分配來徹底解決。人們通過就業獲得不光是一份工資，而是圍繞工作關係形成的社會關係，規劃職業生涯獲得的成就感，提升勞動技能提升所產生的創新思想。依賴福利生活的民眾一般會產生被社會拋棄的感覺。失業率長期趨高的地區往往社會整體心態比較頹廢，也伴隨著高發的吸毒、家暴比例。未經過職場熏陶的年輕人也往往缺乏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感。所以失業產生的社會問題最終只能用就業來根本性解決，而不能用福利來解決。

　　總體上來看，對於收入不平衡問題，共和黨的方案是從一次分配入手，以減稅帶動投資和就業；民主黨的方案是通過二次分配調節一次分配造成的不平衡，加稅發福利將失業人口養起來。共和黨的計劃雖然美好，但從實施來看並不理想。民主黨的計劃雖然容易實施，但是副作用很明顯。其實調節稅率只是解決收入不平衡的一個辦法。可以考慮其他辦法還有，限制CEO的收入、打擊商業壟斷行為等。和諧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多不同手段的組合和更多美國人的參與，以更綜合和科學的方式解決收入不平衡問題，緩和當前美國社會聚集的各種矛盾情緒。

　　(本文作者介紹：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於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