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16日上午，從江蘇高郵開出的日軍2艘裝甲汽艇拖著6條駁船沿著金溝河水路朝金溝鎮（今江蘇金湖縣境內）方向駛來。大約10時許，當敵軍船隊開始接近六丘墳。突然，打頭的汽艇猛地撞上了水中的木樁，再也無法前進。就在船上的敵人亂作一團的時候，從兩邊的河堤上射過來一陣鎮密集的彈雨……
在這場漂亮的伏擊戰中，新四軍第2師獨立4團共擊沉日軍兩艘汽艇、斃傷押船之敵30餘人，另俘虜3個日本兵和4個偽軍，駁船上的軍火物資也全部被繳獲。與那場戰爭中的無數類似戰鬥相比，六丘墳伏擊戰的規模並不大，戰果也談不上多麽豐碩，但地域色彩鮮明——水道、暗樁、汽艇等等。而這些 “戰場元素”也是本文接下來所要講的，當年華中敵後戰場上的抗日軍民如何巧妙利用複雜地形打擊武裝到牙齒的異國侵略者及其仆從？
裝甲汽艇帶來的挑戰
南京淪陷之後，中國軍隊移師徐州和武漢等陣地繼續戰鬥。中國軍民抗戰意志之堅決大出日方意料。由於對手並未屈服，日軍主力只得向西向南繼續攻擊。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日軍雖憑連續奪佔徐州、武漢、廣州等戰略重鎮，但其 “國小兵少”之矛盾愈發突出。特別是在其身後，兵力空虛得也僅能維持大城市和交通線附近的“治安”，許多中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則處於一種 “權力真空”狀態。
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捕捉到了日本人的這一弱點，決定將正在晉察冀和皖南等地展開的山地遊擊戰爭“繁殖”成平原遊擊戰爭。
還在1938年初，毛澤東在鼓勵同志們走出大山、下到河北、山東等平原地區的同時，還提醒他們要依托南方的洪澤湖、太湖周邊以及一切敵佔區域的河湖港汊地帶發展遊擊戰爭。他認為，在這種地形上組織遊擊戰爭，建立持久根據地的可能性比平原更大，僅次於山嶽地帶。為了鼓勵大家的信心，毛澤東還列舉了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海盜”、“水寇”乃至紅軍時代的洪湖遊擊戰爭作為河湖港汊地帶能夠發展遊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據。遵照這一指示，新四軍於1938年春分兵一部，向東挺進到寧滬杭之間，開辟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江南根據地。以後，他們又渡過長江，在東訖海濱，西到大別山，北至淮河，南界長江之間的廣大區域內（當時稱為華中根據地，其意義在政治範疇而非今日地理概念上的“華中”）建立了抗日政權。與此同時，北方的八路軍也在白洋澱和微山湖等地，“東江縱隊”在廣東東江地區開辟了小塊遊擊根據地。
所有這些建立在水網稻田地帶上的敵後根據地中，以華中根據地的蘇中、淮南兩區最為日軍及其傀儡所忌憚。因為，這裡位於江淮之要衝，控制長江下遊航道，從外線對上海、南京、揚州等戰略重鎮形成了一種包圍態勢；由於與日偽統治中心南京和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相毗鄰，抗日政權的點滴進步都能在最短時間內向全國甚至海外擴散傳播；從經濟角度來看，這是中國著名的“魚米之鄉”，其人口、物產足以支撐一場長期戰爭。因此，它的存在令敵人如鯁在喉，亟欲除之而後快。新四軍前腳來到華中，“掃蕩”後腳就跟了過來。
在1941年以前，日軍“掃蕩”雖頻繁，但無法阻止新四軍的發展壯大。除其兵力不足外，還在於沒有認真研究華中的地形。這是一種不利於進攻者的地形：全區地勢低窪，河渠交錯、湖蕩羅列、港汊縱橫；地下水位高，稻田泥濘；現代化鐵路公路稀少，雖有鄉村小路穿行於河堤田埂上，但路面狹窄，彎度較大；村莊小而密，城鎮多位於江河沿岸，彼此間多為河渠阻隔，水面上雖架有小木橋或石橋，但質量普遍較差……鑒於以往那種“打了就走” 的戰術無法奏效，敵人從1941年7月炮製出一個所謂的“清鄉”計劃。具體做法是，先以大“掃蕩”為前奏，企圖通過集中優勢兵力火力消滅新四軍主力，至少將其驅逐。“掃蕩”過後，即在“清鄉”區周圍築起漫長的竹籬笆封鎖線，於其內派兵進駐若乾具有戰術價值的村鎮。每天，日偽軍從這些據點竄出，分批分區實行“篦梳式”清剿，逐村挨戶搜查，妄想消滅堅持內線鬥爭的小股抗日武裝。
此時敵人已對河湖港汊地形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們為進攻部隊配備了大量裝甲汽艇，來往遊弋，封鎖河道，隨時上岸燒殺。對於操縱木船轉戰水鄉的新四軍將士而言，這些裝甲汽艇所帶來的威脅，遠勝於受道路條件限制的汽車和騎兵。當這個被陳毅稱之為“敵之銳利武器”的出現在水鄉戰場之後，新四軍的一些傳統戰法受到挑戰：“敵進我退”，抗日武裝操縱木船難以擺脫敵人汽艇的追擊；“敵退我追”，則難以阻止汽艇逃竄。在一些有汽艇參與的戰鬥中，我方的戰鬥顯得很被動。如在1940年12月的“西張家浜（吳縣）戰鬥”中，日軍雖然只有三艘汽艇、80多人，卻能集火力、速度，與防護於一身。戰鬥打響後，敵人很快通過水上機動繞過新四軍“江抗”（“江南抗日義勇軍”）2縱隊設在陽澄湖畔正面陣地，迂回至西北方向的楊家角登陸，一度給在此指揮戰鬥的陳挺司令員製造了不小的 “險情”；當其發現“江抗”開始乘木船向東張家浜轉移後，又幾次利用汽艇的速度優勢衝至渡口附近，以重機槍、擲彈筒等武器對我轉移部隊進行火力急襲。雖然2縱最終扭轉了被動局面，但也因此付出了19人犧牲的代價。
新四軍不可能被一兩件新式武器所嚇倒，他們很快找到了一套應對之策。
打壩拆橋開運河
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曾談到，所謂“遊”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遊”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可見，保持行動上的自由是部隊打贏遊擊戰爭的前提之一。具體到華中地區，雙方機動能力此消彼長的標誌對水和路的控制權易手。
出師敵後以來，新四軍利用日軍比較依賴道路的弱點，屢屢在公路沿線伏擊過往之敵或通過“圍點打援”來達成目的。這一時期，日軍雖有裝備與訓練方面的優勢，但我軍則以機動靈活的戰術保持了行動上的自由。當日軍汽艇大量出現在戰場後，新四軍在火力和機動性上同時處於下風。短暫的被動局面令少數人感到迷茫，認為“利用水網建立鞏固根據地已經不可能“。但更多地人看到，水網地形其實有利又有弊，只要發動群眾，加強對地形的改造，就可以“變對我不利為有利”。為了奪回主動權，華中軍民開始利用農閑和冬季水位降低的有利時機，掀起了群眾性的改造地形運動。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幾個：
打壩築堤：目的在於，通過在攔河築壩、設置水下障礙等方式限制敵人的水上機動能力。具體做法是，抗日政府預先選定幾條敵偽經常來往的主要河道，利用白天勘察地形、選定壩址；晚上先派出遊擊小組進行掩護，再由附近各村的村幹部組織群眾把那些從廟宇拆下來的的磚瓦沙石填入河裡，再用木樁加固……如果組織得當的話，一夜間就可以築起一條寬2米、長20米左右的堤壩。這種修在明面的堤壩在限制汽艇快速突進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隨著鬥爭形勢的深入，它開始 “落伍”了。這是因為，敵人在吃過幾次虧後變“聰明”了。有些時候，他們派人在壩上挖道10來米寬的口子。這樣，汽艇就有可能由此通過。除了敵情因素，一味地在河道裡修壩就有可能把水流堵塞，以致影響農業生產。經過研究之後，大家開始改築暗壩。這種壩位於水面以下一尺左右，不易被發現，還不會阻塞水流。為防敵人破壞，人們還在壩身上打幾條木樁後用粗鐵線纏繞起來，或砍一些大樹枝插在磚瓦沙石中再加入壩身。隨著時間的推移，水鄉到處都在起壩，愈築愈多、愈築愈強。這些堤壩沒有統一的標準，因地、因河而異。儘管如此，它們按其主要功能可分封鎖壩與交通壩；從使用時間來說，又分固定壩與臨時壩；從建築材料上又分硬壩（土木磚石）和軟壩（水草樹枝）；甚至還有便於新四軍在水網地區大範圍轉移的穿蕩大路（長壩）。當打壩工作完成後，日軍的尖底汽艇在明壩暗壩面前幾乎寸步難行，而我們那種“吃水淺，可數人拉過壩” 小木船則繼續在廣闊水域裡出沒自如。
破路拆橋：對陸路交通的破擊依在繼續。為了降低日軍汽車的通行能力，人們把大路改成小路，直路改為彎路；道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在地面破開一個相當於兩三間屋基大小的坑口。拆橋工作實際上包括了拆橋、移橋兩方面的工作。拆除道路上便於敵人車輛通行的大橋，既能阻止敵人打進來，又截斷其退路。移橋主要是把大橋改為小橋、固定橋改為活動橋，或搭露水橋，即平時把橋板沉入水裡，過河時提上來，過河後再沉下去，讓敵人找不到路，更不知從哪裡走。
開鑿運河：抗日軍民還開鑿了許多小運河，使大小河流連結起來，從而打通了根據地內部的水路聯繫。
除了這些 “重大工程”，還湧現出一大批臨時性的即興“發明”，如把小船沉入水裡，用的時候才取出；或者從湖蕩中大量割取水草回來，撤在主要河道中，讓它生長繁殖……如六丘墳戰鬥中，日軍汽艇之所以進退失靈，除因撞上水下暗壩外，還在於其發動機被水草死死地纏住了。
當對現有的河、渠、路、橋等地形結構的改造完畢之後，一個“既阻止敵人進來，又截斷其退路”的水上戰場形成了。
水上遊擊戰爭的嶄新階段
當然，勝利不僅僅是天然的戰場準備。戰鬥技巧的提升也是必須的。就在抗日政府動員群眾改造地形的同時，新四軍上下也掀起了一個練兵高潮。各部隊被要求普遍學習游泳、劃船，撐篙、以及組織船隊進行水上行軍和在水網稻田地帶行軍作戰的本領。一些可能會影響作戰成敗的細節也被加以注意。如，水網稻田地帶作戰，普遍表現在對水、路、居民地、土丘和小高地的爭奪。其中，水、路主要影響部隊機動性的發揮，而居民地、土丘和小高地則因地勢較高，便於觀察和發揚火力，緊急情況下，還可成為防禦的依托。
1943年以後，華中形勢的改善意味著地形改造和練兵運動已初現效果。敵人的“掃蕩”、“清鄉”雖仍在繼續，但其已經逐漸喪失對水和路的控制權。機動性大減之後，日偽軍進，則因速度遲緩而捕捉不到目標；退，則其孤立據點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襲擊。與之相反，掌握了主動權的新四軍幾乎能在戰鬥的各個環節予敵以打擊：
當日偽軍前來襲擾時，在明堤暗壩和水雷的層層攔阻下，不僅失去了行動的突然性，還極可能被半路擋回。如在1944年6月初，高郵縣三垛據點的日偽軍160多人企圖從水路偷襲前進鄉。由於遭遇暗壩，日偽軍的汽艇無法開進，只得換乘木船。但木船沒走不遠，又為封鎖壩所阻。當他們手忙腳亂地拉著木船過壩時，被站崗的民兵發覺，及時發出戰鬥警報。當敵人亂哄哄地沒走多遠，我方軍民已利用交通壩從四面快速包抄上來……少數情況下，日軍憑借“船堅炮利”竄入我方腹地，部隊也可以村莊、土丘與河岸為掩護伏擊冒進之敵。如在1941年2月7日，日軍一度繞過“江抗”設在陽澄湖畔的灘頭陣地，衝入洋溝漊村（蘇州陽澄湖鎮）內。但此舉並不意味著戰鬥的終止。日軍衝的雖猛，但“江抗”利用高低錯落的屋宇、弄堂小路和小高地等有利地形頑強抵抗。背水逐屋的戰鬥打了整整一天，這股敵人被擊退。
反觀新四軍，既可以像六丘墳戰鬥那般於水陸交通沿線打伏擊；又能通過交通壩快速調運部隊和作戰物資，保障了前方戰鬥的順利進行。如1944年3月車橋戰役打響後，許多參戰部隊和民兵、擔架隊，都是直接從幾條大交通壩上浩浩蕩蕩地通過的，軍工部門趕製的500枚地雷也通過大壩及時運達前方。這一時期，抗日軍民雖依舊缺乏攻堅火力，但並不妨礙他們通過群眾智慧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戰場奇跡，如 “桑墟臭狗陣”。1943年7月12日，新四軍淮海軍分區7團圍攻桑墟（沭陽縣）據點。因敵軍負隅頑抗，多次進攻不下。後來指揮員決定智取。他們發動周圍各區、鄉打狗，並將數千條死狗扔進敵壕及圍牆四周。時值“三伏天”，成千上萬條死狗腐爛發臭，蛆蠅滋生，敵人多有染病，士氣低落。期間，沭城日軍曾試圖解圍。但此時水路交通皆為我方控制，敵人走到半路就被我打援部隊逐回。最後，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桑墟據點守敵人於8月9日逃走。此後，這場戰鬥的經驗在更大範圍內得到了推廣。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曾明確指出，要充分利用我方已掌握水、路控制權這一優勢，“對外面水井要予以填塞，對池溝河塘放毒，對上流來水加以阻塞，並可常漂流如死貓、死狗、肚腸、血腥等腐臭的東西，使敵偽水也喝不到一口”。這樣以來，縱使敵人仍有精良武器和堅固工事，但等糧食吃完了，柴草沒有的燒了，外援又盼不到，其工事碉堡也將變成一個死地方。
就像同時期在華北平原上堅持鬥爭的八路軍戰友那樣，戰鬥在華中敵後的新四軍通過對河湖港汊地形的大規模改造，於敵人機動能力的限制後掌握了戰爭主動權。（文\張岩松）
參考資料：
毛澤東選集
劉伯承軍事文選
陳毅軍事文選
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粟裕軍事文選
中國軍事地理
地形對作戰行動的影響
中共宿遷地方史(1919-1949)——沭陽卷
陽澄湖畔燃起的抗日烽火（《蘇州日報》2014.9.3）
地形戰大顯威力 敵後神兵戰凶寇（《高郵數字日報》2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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