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在最強悍時，曾一己之力硬抗亞洲最強大的軍事集團——唐、大食、南詔和回鶻。
在從劍南到中亞綿延數千里戰線上，吐蕃陳兵百萬，一場戰役動輒興兵數十萬，它是如何解決數十萬人的後勤問題的呢？
我們先來看幾個吐蕃的戰例：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九月，松讚乾布“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將祿東讚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氏，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人，屯軍境上，從侵掠之”；唐高宗鹹亨元年（670年）八月，吐蕃軍神論欽陵，先在烏海戰區以20萬人圍殲唐軍輜重部隊，後又在大非川頓兵40萬圍攻薛仁貴率領的唐軍主力。
在一次戰役中，集結如此巨量的軍隊，對國家的軍事動員能力、後勤供應能力都是嚴峻的考驗，吐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關於這個疑問，還要從吐蕃王朝的軍事組織結構說起。
松讚乾布時期，吐蕃施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將吐蕃國土劃分為五個“如”（軍區），“如”有部、翼的意思，每個“如”下設有若乾東岱（千戶）。
每個“如”都設有“如本”、“元帥”、“副將”等職，千戶設有千戶長（又稱千夫長），下設有百夫長等職務。“如本”和“千戶長”既是軍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員，負責軍政民政事務。
以地域劃分的“如”（軍區）保證了，每個“如”內部的軍隊都是原來的部落民，每個千戶長所統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組成。相互之間能夠團結，互相照應，並為自己部落的聲譽不惜犧牲，極大的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據《五部遺教·大臣遺教》、《賢者喜宴》等史料記載，吐蕃每個“如”的軍馬由同一種顏色的馬匹組成，旗幟亦各有區別，因而只要一看到馬匹和旗幟，就可以判斷出是哪個“如”的軍隊，十分有利於行軍作戰和調遣指揮。
這項被稱之為“五如六十一東岱”的制度設定，將吐蕃的軍事、社會、行政和生產生活結合在了一起。
除了國家層面的制度設定外，吐蕃還將國內的平民階層分化成了“桂”和“庸”兩個等級。
按照藏史《賢者喜宴》的解釋，“桂”屬於高等屬民，從事和軍事相關的事務，也就是擁有“軍籍”。
負有為政府提供男丁，戰時從軍打戰，並自行負擔戰爭所需的武器、馬匹和糧草，這種身份的設定和唐朝初期府兵製中的府兵非常相似。
“桂”（“軍戶”）的身份也類似唐朝的府兵，地位高於一般庶民。在西藏律條中，“桂”如果在糾紛中被殺，其賠償的身價（命格）在其他庶民之上，屬第八等級。
由於“桂”所負擔的勞役與賦稅比一般民戶為輕，且社會地位較高，吐蕃法律裡甚至寫明了禁止“農戶”轉為“軍戶”的規定。
除了軍戶地位高於一般農戶外，吐蕃還有一整套獎懲機制，對於戰場舍死忘生的勇士獎勵以虎豹皮製的服飾，而對於怯懦者則在其頭上懸掛狐狸尾巴，“表其似狐之怯”。
《賢者喜宴》：“勇者褒以豹及虎(皮)，懦夫貶以狐尾”。《通典》載:“（蕃軍）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再加上，吐蕃軍隊的戰爭模式，類似於遊牧部落的高機動性穿插圍殲。戰場掠奪所獲，采取分账製，土地歸屬國家所有，其余浮財全部由個人支配。
《冊府元龜》記載:“（蕃軍）出疆之資，亦無定給，而臨陣所得，便為己有，所以戰伐吞並，往必成功”。
以上這些因素共同將吐蕃將士塑造成了悍不畏死、嗜血搏殺的勇士，但再勇敢計程車卒也得吃飯，餓著肚子誰都打不了勝仗，即便吐蕃軍隊的作戰方式對後勤的依賴程度較低。
為了解決軍隊後勤補給的問題，吐蕃軍隊在不同時期進行過各種嘗試，從最開始的“全民皆兵”，到軍隊中出現了專業的仆從士卒“庸”（奴、溫末），再到之後乾脆出現了前線補給基地。
在吐蕃軍隊早期，並沒有專門的後勤建制，而是在出動軍隊時由士卒自行解決。
這一制度造成的影響是，部落士卒不得不拖家帶口一起奔赴前線。部落中的老幼跟在軍隊之後放牧牛羊，隨時供給大軍糧草食品上的消耗。
但這種方式除造成軍隊行動遲緩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缺陷，前線打贏了還好，如果一旦戰場失利，老幼婦孺很難逃走，大量被唐軍俘獲。唐朝對此時吐蕃軍隊的評價是“輜重疲弱”。
我們來看幾個唐蕃交戰的案例，可以清楚的表明這時期吐蕃軍隊後勤的特點：
高宗鹹亨元年（670年），薛仁貴從大非川進兵烏海，在積石河口與吐蕃相遇，“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
玄宗開元二年（714年），吐蕃將兵10萬寇臨洮，入攻蘭、渭。玄宗“詔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並力擊（吐蕃）。會（王）晙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
代宗大歷十一年（776年），“劍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氏、蠻、羌、黨項等二十餘萬眾，斬首萬餘級”，繳獲“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
從以上戰例可以看出，唐軍獲勝的戰役中，對吐蕃有生力量的殺傷並不很多，相比於唐軍慘敗的戰役多全軍覆沒，機動能力更出色的吐蕃軍隊大多都能逃脫。
大歷十一年（776年），崔寧“斬首萬餘級”的戰例發生在多山的劍南，而在土地相對平曠河隴地區，此類戰例頗為罕見（武階之戰也是峽谷地形）。但河隴戰區，唐軍獲勝的繳獲卻很多。這足以說明，吐蕃部隊出行，往往攜大批牛羊馬作為後勤補給。
很顯然，負責放牧牛馬的不會是吐蕃軍隊中的戰兵，而以老幼婦孺為主的協從人員，在在戰鬥中往往會與主力部隊脫節，被襲擊的唐軍大批俘虜，這便是唐史所記“吐蕃軸重疲弱”的原因。
這種全民皆兵、自帶後勤的方式，持續了很長時間，上述三個戰例的時間跨度便有一百年之久，可見吐蕃軍隊的給養與其在青藏高原內部的部落生活狀態沒有什麽兩樣。
除了打仗，飲食等依舊操持遊牧習俗，只是將打仗融入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這就是吐蕃人在部落軍事制度下，軍事生活的主要特點。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已經清楚了，唐史中吐蕃軍隊動輒數十萬人，其實指的是整個部落軍隊的總人口，而不是戰鬥人員的數量。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吐蕃本土不過二百萬人左右的人口基數，如何能輕易征調二十萬人投入一場戰役之中。例如，貞觀十二年（638年），松讚乾布的“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
隨著吐蕃佔領區域的擴大、兼並掠奪的人口增多，吐蕃軍隊的結構和補給方式也在改變。
吐蕃軍隊中開始出現成規模、成建制的仆從士兵，這些仆從士兵最開始是由吐蕃奴隸組成，負責向“桂”（高等屬民）和軍官提供服務。
但後期，隨著吐蕃版圖的擴大，被征服民族計程車兵逐漸加入，蘇毗、吐谷渾、白蘭羌、黨項、沙陀、漢人，都成了仆從部隊的補充來源。
這些生活習慣各異、語言龐雜的仆從，在互相協作過程中不斷融合，形成了一個自稱“溫末”固有的族群。
而在吐蕃王朝崩潰後，“溫末”這個被遺忘的族群，不但誘發了席卷吐蕃全境的庶民大暴動，還連續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幾個政權，可見其人數之多。
同時，隨著佔領區面積的擴大，從吐蕃本土攜帶大量牛羊輜重趕赴前線，逐漸成了效費比極低的方式。當吐蕃牢固佔據蘇毗、吐谷渾和甘南後，這幾處地區都成了吐蕃繼續拓展疆域的前進基地。
對此特點，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曾給唐庭上奏道：“蘇毗一蕃，最近河北吐谷渾部落，數倍居人，蓋是吐蕃舉國強援，軍糧兵馬，半出其中。”
為了打破吐蕃源源不斷的攻勢，唐軍也有針對性的對吐蕃的前進基地，進行了多次突擊破襲。
唐高宗開耀元年（681年）五月，唐將黑齒常之率精兵一萬襲之，燒其糧貯而還。
由此戰例可知，時值五月，河湟地區尚未麥熟，但吐蕃卻已有糧草囤積之所。可見，吐蕃當時已經開始建設，擁有補給功能的前線基地了。這是吐蕃軍隊遠距離作戰過程中，由軍事部落向準軍事集團發展的明顯進步。
但必須要看到，前進基地依舊是以農牧結合的方式在運行，糧屯只是一個方面，依靠周邊草場放牧獲取肉類仍舊是重要的軍隊補給手段，參與放牧的人員也依舊是吐蕃的部落民。
例如，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年）四月，在鹽（今陝西定邊縣）、夏（今陝西靖邊縣）二州，“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余匹，可戰者僅三萬人，余悉童幼，備數而己”。
由此奏報可知，吐蕃駐鹽、夏二州的五萬九千軍隊中，戰鬥人員只有3萬，另有一半人員是從事遊牧飼養的後勤供給人員。
同時，受迫於後勤供應的壓力，吐蕃軍隊仍舊必須保持冬夏不同草場的輪牧特點，這也造成了唐蕃戰爭中非常明顯的節奏性。
“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河隴軍力相對空虛，而河湟軍田中的農活較少（唐朝邊軍也是邊鎮屯田的主要勞動力），唐軍反擊主要集中於此時。而到了秋季，河湟麥熟寇邊掠奪的收益明顯提高，吐蕃要來自己認為的“吐蕃麥莊”裡收獲唐軍幫忙種的麥子。
加之，原州（今寧夏固原市）周邊是吐蕃主要的冬季牧場，歲歲秋防成了唐軍的主要工作，為了緩急防守壓力，唐軍每每以焚燒草場的方式防禦。
“涇州（今甘肅涇川縣）西門外皆為賊境，樵蘇殆絕，收刈禾稼，（蕃軍）必布陣於野而收獲之。獲既失時，所得多空穗，於是涇人有饑憂焉。”
綜上所述，戰爭的形態是由後勤供應能力決定的，這一點從古至今莫不如此。
吐蕃軍隊的遊牧集群作戰方式，保證了其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集結大量軍隊，不過即便遊牧騎兵對後勤的需求較低，但個人攜帶的糧秣依舊難以滿足長期作戰的需求。
因此，全族驅動供應的方式在吐蕃軍隊中長期存在，這也是唐史記載中吐蕃動輒興兵數十萬的原因。
而後，隨著其軍事行動中戰線的拉長、戰場的擴大，吐蕃軍隊的供應方式出現了相應的變化，針對不同戰場的區域地理特點，補充了新的補給方式。
如在西域荒漠綠洲地區曾出現給養配給的制度，而在川西劍南等多山農業區，則放棄了傳統的遊牧補給，採用了征集、贖買等方式，這也導致川西諸羌難以忍受，不斷背棄吐蕃投唐。
在關隴半農半牧的地理條件下，則結合草場資源，依舊保留了部落遷移的方式，以保障軍隊的戰鬥力，並與唐軍形成了百餘年的拉鋸戰局。
上述幾種方式的綜合運用，是吐蕃保持戰場進攻動力的源點，同時也造成了川西、河隴地區的民族融合，吐蕃王朝崩潰後，大量藏族滯留在農牧結合區，與當地民眾互相融合，成了今天青海、甘肅、四川各地藏族自製州縣的緣起。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