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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娛樂專稿（文/耿颺 、葉彌衫 編輯/三替 ）
上映第二周，《一出好戲》票房已破11億，豆瓣評分7.3，日票房第一的紀錄保持了9天。撇去國民好感度帶來的附加分，對新導演黃渤來說，這仍然是個漂亮的成績。
但躋身“10億導演俱樂部”，並不足以激勵黃渤再接再厲再執導筒，“除非找到自己特high的故事，特別有創作欲望的時候才會再當導演吧。”黃渤對《貴圈》表示。
大眾理解演員轉型導演的原因，基本不出“演而優則導”和“試水市場”兩種可能；跨界導演們的自述中，則往往強調當演員的被動與好劇本的難得——只有自己製作才能獲得主動權。但對黃渤來說，他當導演，更多因為，不光有想講述的故事，更有想呈現的思考。
“他不是想當導演，他只是想拍這個戲。”王迅非常明確地對《貴圈》說。
為了8年前的一時起念，黃渤在演員事業的高點，幾乎拒絕所有工作，把寶貴的三年完全投入在這部處女作裡。他“寫廢十幾個編劇”，修改幾十稿劇本，經歷了4個多月的拍攝，又經過了一年的剪輯，最後奉出的《一出好戲》，堪稱是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後，取回的真經。
個中苦辛，可能得在他的行為細節裡流露：殺青時黃渤大醉，對每個演員說謝謝，被拍下的片花裡，他看著監視器的時候眼淚順著臉流，而自己毫不自知。於和偉看著難受，“一下就很心酸，一下就哽咽了。”
每個新導演為自己第一部作品的付出，都堪稱一部受難記，黃渤也莫能外。隻不過是，他的受難並沒有因為電影上映而結束：8月12日，微博上有劇實名舉報《一出好戲》“抄襲”。
這容易令人聯想起，不久前《西虹市首富》上映後，同樣有編劇聲稱影片涉嫌抄襲。不同的是，《西虹市》片方采取聲明回擊：本片基於合法、獨家授權獨立改編，不涉及抄襲。而黃渤和《一出好戲》，選擇沉默。
對於電影宣發來說，這不算一個很好的選擇。在如今的輿論場，片方的嚴正聲明仍然是體現態度、廓清事實的有效方式。
但對於黃渤來說，這是一個更符合他性格的選擇：不出惡聲，不下定論，讓現實界的“一出好戲”，和銀幕上的《一出好戲》那樣，把判斷和思考的權力交給觀眾。
一場事後張揚的“抄襲案”
電影上映第三天，一名叫於夢媛的編劇以微博账號“炅靈子Bess”發文，舉報《一出好戲》抄襲了她的創意與框架。
雖然該編劇質疑“2010年的證據在哪裡”，但在已經出版的《有點意思：我的電影日記》裡，可以看到黃渤這8年的歷程。早在2011年2月，黃渤已經有了一個荒島喜劇的文本，但他不能滿足於“只是做成一個簡單的情節喜劇”，“我心裡的那個故事可以以喜劇方式呈現，但應該沒有那麽簡單。我不是不喜歡喜劇，而是不喜歡簡單重複。”
她展示了劇本的立項公示和攝製許可證，以及劇本策劃時給各角色選角的照片，以證明自己的確曾經邀請過黃渤，堅稱後者是在看過了自己創意之後，才得以完成了《一出好戲》的劇本創作。
但在有關抄襲的證據上，她並不是通過比對劇本，而僅僅是通過自行描述。在其描述中，相似之處主要在於：核心創意類似，角色身份相似甚至名字接近，故事框架和推進類似。最後得出結論：“我發覺《一出好戲》抄襲借鑒了《男人危機》劇本中的故事創意與框架，為了規避侵權風險對大量的細節進行了有針對性的重編。”
一個星期後，於夢媛又發微博，主要內容是回應網友爭議，但也出示了一份2013年的“黃渤工作室”的謝絕出演的郵件，確實提到了劇本“已經看過了”。並表示材料已經公證，而這幾天她正與律師團隊準備訴訟材料，準備正式走法律程式。
有趣的是，相比通常舉報抄襲後，抄襲者往往遭到輿論聲討不同，這位編劇的指控並不為網友買账。在知乎問題“如何看待編劇舉報《一出好戲》抄襲”下的1000多個答案裡，基本可以視為1000多個角度花式挺黃渤：一方面是因為黃渤的好人緣，另一方面，是因為該編劇給出的證據並非大眾所期待的“實錘”，描述多於證據，而與此同時，大量水軍轉發了她的文章。
在《貴圈》的了解中，指控他人抄襲“創意和框架”，在法律上並不成立。著作權保護的是具體的作品，而不是“創意”。而於夢媛羅列的類似於“信任危機、人物心理變化、時間期限”等所謂“框架”，都可以視為“類型化敘事”的組成元素，在影視行業中是普遍存在的創作技巧。
這種指控，連《男人危機》的第一任製片人袁冰濤都在知乎上予以反駁：“版權法保護的是內容而不是形式。內容上來講，我只能說無論是人物設定，人物行動，人物關係，故事進展，劇情推進，橋段設計還是思考內涵，故事主題，都不具有抄襲的痕跡。”
看過電影也看過劇本的袁冰濤認為，《一出好戲》與《男人危機》的關係，類似於《指環王》與《西遊記》的關係：“你非說有肯定是有的，都是一夥人組隊，去遙遠的地方尋寶，路經艱難險阻。核心主角都是沒什麽戰鬥力的普通人，身邊的幫手個個身懷絕技。區別一個是尋佛法，拯救蒼生，一個是毀神器，拯救中土。你看，他們造福的這片土地也都叫中土（東土吧，起名方式也都類似）。但是你要說《指環王》是改編自《西遊記》就有點不講道理。”
袁冰濤表示不便出示劇本，而編劇出示了3頁劇本截圖，很難看出與《一出好戲》的關係，但目前《男人危機》的招商ppt已在網上流傳。雖然該編劇自稱“邀請黃渤出演劇中男一號”，但從“主演人選”裡看來，男一號另有其人，是當紅鮮肉——與選角照片中的位置可相印證。而從劇情梗概看，該片也是一部典型的爆米花喜劇，與《一出好戲》的批判意識相去甚遠。
在時間點上，更有大量人證證明，黃渤對《一出好戲》的準備遠早於這位編劇所稱的2013年。在8月5日的電影點映後，徐崢回憶起第一次聽說黃渤要做一個“寓言”電影是在09、10年，而梁靜也表示10年的時候就聽黃渤說起這部電影。王迅對《貴圈》介紹，這8年裡他見過的劇本，多達幾十稿。而早年間參與過《一出好戲》的編劇周海豐，更在知乎上曬出了10年的劇本，反駁這種被他描述為“穿越式碰瓷”的指控方式。
即便根據公開材料都能羅列如此多的證據，網友又眾口一詞認為對方碰瓷，但黃渤與《一出好戲》仍奇異地對於指控保持緘默。《貴圈》聯繫了影片主創，但他們的口徑一致：避免表態。
這大約是因為，這類抄襲指控，在影視行業並不新鮮，有一部分確實是編劇維權，但也有一部分，看起來另有所指。頗為類似的，今年4月，有一位電影編劇將陳凱歌告上法庭，稱《妖貓傳》抄襲其劇本《又遇白居易》：“場景、人物、時間、地點與我的劇本一模一樣”。當時網友的評論基調是：“蹭陳凱歌IP。”
而已經用一部電影討論了人性各種可能性的黃渤，或許不必再在現實裡，繼續配合可能性的展開。
8年寫了幾十稿的劇本，要講“人類進化簡史”的初心不變
《西遊記》裡師徒雖求得真經、返回中土，然而一難未滿，又生波折。如今《一出好戲》的“抄襲風波”，也像是黃渤導演的受難未滿，平白再加一筆。
他為這部電影付出良多。如今通常報導黃渤為《一出好戲》打磨兩年劇本，但事實上，早在2011年2月，黃渤已經有了一個荒島喜劇的文本，但他不能滿足於“只是做成一個簡單的情節喜劇”，“我心裡的那個故事可以以喜劇方式呈現，但應該沒有那麽簡單。我不是不喜歡喜劇，而是不喜歡簡單重複。”
那個時候顯然他還有迷茫：“不想在沒有想清楚之前，就拿出兩三年的時間去做一個最後被自己認為意義不大的東西。”
而到2012年12月黃渤看完《2012》，啟發了他重新構思《一出好戲》：“如果秩序崩潰後，人們獲得機會面臨秩序的重建呢？這時候的人類社會，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嗯，感覺有點意思，我很喜歡這種主題的表達。”
這時候他再思考故事：“不就是《2012》電影延續之後嗎？我說這個故事要不就叫《2012後》吧。”
那時候他對朋友的描述裡，常概括為“世界末日那故事”。徐崢催他“趕緊寫”，而梁靜的回憶裡，曾經說過讓管虎執導，內容已經大致與今天的電影差不多。
但在這個處女座導演這裡，別人眼裡的差不多，實際上是，經過了一個如魚飲水的漫長調整過程。王迅回憶，除了最初的核心——“人類進化簡史”——沒變，每個人物的走向、設定都有調整。包括如今的多視角敘事，也是後來才調整出來的。
那幾年的黃渤，忙碌得基本沒有喘息時間，直到2015年拍完《尋龍訣》，黃渤才開始給自己放假，騰出了寫劇本的時間。除了一年十二期《極限挑戰》裡的鬥智鬥勇，時間都用來實打實地與《一出好戲》劇本較真。
“劇本階段，也痛苦，也興奮。因為故事每天都在變化、每天都在成長，也有很多的試錯，進入到很多個死胡同。但是這樣它好像才有意思。”黃渤對《貴圈》回憶。
寫劇本的時候，演員形象會隨著角色“慢慢長出來”，黃渤在劇本創作過程中，就開始給他想到的演員打招呼，不過，都是靠他口頭描述，幾乎每個人，都被他激情四射、手舞足蹈的描述所感染，“從演員確定到簽合約準備開拍了，他們都沒看過劇本。全是我給講的。”
不過，憑借黃渤工作室唯二藝人的身份，王迅向《貴圈》打保票：黃渤不僅有劇本，而且光他看到的，“前前後後就看了有幾十稿”。“一直到我們拍攝，劇本都沒有真正定稿。外界以為我們沒有劇本，實際上是劇本太多了，拍第二天的戲，頭一天晚上還要修改推敲。”
這或許是因為，黃渤在《一出好戲》裡，想探討的話題幾乎和裡面的人物一樣多。每一條伏線的設定，每一個人物的承載，牽一發動全身，一個細節都可能引發後續無限大的蝴蝶效應。
坊間傳聞，為了滿足黃渤的劇本要求，“寫廢”了十幾個編劇。而如今出現在編劇欄者有七人，除了黃渤和他公司的年輕編劇黃湛中，其余都是行業一線，包括張冀(《親愛的》《中國合夥人》)、郭俊立(《讓子彈飛》《十月圍城》)、查慕春(《妖鈴鈴》《大鬧天竺》)、邢愛娜(《心花路放》《瘋狂的石頭》)、崔斯韋(《無人區》《瘋狂的賽車》)。
對這位處女座導演，他對每一個線頭的推敲程度，基本等於逼瘋編劇的程度。2016年黃渤在泰國拍《記憶大師》，硬把寧浩太太邢愛娜薅到泰國改劇本。編劇會的時候，黃渤妄圖讓編劇們想不出劇本就別出關，張翼忍不住爆發：“黃渤，你就是個魔鬼，你太折磨人了，好端端的故事可以寫，你非寫這個。”
一開始，黃渤沒打算自己出演，也沒有馬進這個角色，故事的主線原本集中在王寶強飾演的小王身上。“定演員的時候第一個就跟寶強聊的，劇本最早成形的人物就是寶強的角色。”黃渤對《貴圈》說。
但到了2015年3月的劇本會，“小王”被剝奪了“主角權”，原因是人物的力量與可能性存在局限。王迅演的老潘也無法擔當，“物欲外化”，故事會變得太淺。而後，才決定增加一個“中間層”的角色：“會更具有戲劇張力。因為他努力一把，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命運，變得強大；或者有什麽變故，突然就會遇到很大的生存困難，跌至谷底。比‘上’，他沒有那麽多的資源；比‘下’，他抗擊風險的能力又會好得多。”
之後才有了黃渤演的馬進。對於自導自演的體驗，黃渤的感受其實是，“挺不科學”：“一會兒主觀，一會兒客觀，一會兒要跳出來，一會兒又要投入進去。”
而後，電影發展成了多視點敘事，除了馬進，也有小王和小興。王迅介紹，這並非黃渤不懂戲劇規律，而是因為他太清楚自己要什麽了，“他需要一些主視點和次視點來烘托他想要的東西。這也是他作為導演我覺得很牛的地方，不是走前人走過的路，而是做一些實驗，闖出一些路子。”
隻不過是，小興的選角開始使黃渤非常為難，因為黑化的表演難度，黃渤一度考慮要損失角色的年齡感去找成熟演員。而最後是舒淇建議了張藝興，並幫黃渤打消了顧慮：“新演員演得好是天分，演得不好是導演的責任。”
上映後，作為非職業演員的張藝興，表演的出彩程度被大眾津津樂道，正如這部一開始就沒有奔著票房去的電影，蟬聯一個多星期的單日票房冠軍。
黃渤要展示的真實人性：“一念之仁”下的苦心善意
2017年2月，《一出好戲》在青島開機，之後轉場到日本屋久島拍攝。
選擇拍攝地海島的勘景過程，像是沿著太平洋畫了一個圈，最終選擇的屋久島屬於世界自然遺產，不允許過度開發，頗為與世隔絕。哪怕繁忙如張藝興，也在黃渤的要求下，四個多月的拍攝時間全部待在島上，為此推遲了發片時間。
一次喝酒時被黃渤邀請來演張總的於和偉對《貴圈》介紹，島上的生活用一個詞形容，就是無聊。現實的島和電影中的島幾乎一樣封閉，交通不便，沒有商場，只有一個超市，逛超市是劇組唯一的休閑活動。在他看來，在島上的拍攝過程，”像是一次行為藝術，具有先鋒實驗性”。
具體解釋，就是能激發演員進入劇本情境，“能設身處地進入角色。”
另一個好處是，由於朝夕相處，劇組的感情都非常好。舒淇感慨拍攝結束，“感覺大家都像相處四五年的老朋友。”
這種環境也使劇組能夠更專注創作。開機之前，主創已經在北京進行過一輪劇本圍讀。到島上後，晚上的時間也用來圍讀劇本，對第二天的拍攝進行調整和打磨。“我們對劇本提了很多問題，提了很多想法。不過導演很冷靜，知道哪個東西他要，哪個東西他不要。第二天要拍的戲，頭一天就會去現場走一遍，這種習慣堅持到了最後。”王迅介紹。
屋久島素有“一個月下35天雨”的美名，氣象拖延了劇組進展。同時，黃渤自己是演員出身，對於表演有很高要求。於和偉表示，一天常常只能拍一場戲，甚至一場戲的一半，如果是夜戲，常常沒法睡覺。”狂風大作、所有人在岩石上掙扎的戲，一天拍不完，但用起來就一點。晚上夜戲，在山洞裡躲雨。躲雨倆字，我們就拍一夜，全身濕透，鼓風機吹著，不讓睡覺。”
於和偉回憶，每一場戲基本要來個二三十條。劇組有個習慣，當監視器前的導演終於說出“過了”二字，副導演拿對講機一傳達，整場戲的演員都集體鼓掌。有時候一秒鐘前宣布過了，話說出口黃渤又反悔了，趕緊叫停鼓掌。“有時候說這條挺好你來看看，結果走到跟前，他又緊張了。我說導演真的挺好，他說，真挺好？”
“他是完美主義者。其實他的標準很高了，但他還是怕留有遺憾，對每一場戲每一個鏡頭都非常謹慎，這點讓我挺尊敬的。”於和偉說。
但三十條挑一的鏡頭，也未必能出現在鏡頭裡。於和偉和王迅都對《貴圈》介紹了自己在片中的得意之筆，但我們的反饋只能是：“也被剪掉了。”
王迅的老潘原本有一條單獨的人物線，成片裡基本被剪沒，有些貼到了群戲當中。王迅一直表示理解，“要壓縮時長，肯定要剪我這一塊”、“我知道演的時候哪些點觀眾會印象深刻，但觀眾沒有聊這些，顯然是（剪）了”。但聊得多了，他也感歎了一句：“全剪掉了。”
相比王迅被綁在礁石上受了一下午大海洗禮的戲份一無所存，於和偉覺得自己更委屈。拍攝時，有張總落海小王搭救的戲份，拍到後來兩人都絕望地喊救命，成為了於和偉的人生汙點。至今他在朋友圈一得瑟，舒淇都會回一句：“但是很怕水。”
到現在，於和偉說起來都很激動，“懸崖底下那都是幾十米深，浪那麽大，跟游泳池完全是兩回事，游泳根本用不上，只能在裡面漂和撲騰。後來發現戲其實已經演完了，所有的船離我們遠去，還沒有人過來。”
不過他特別強調，“救命”是王寶強先喊的：“王寶強先喊的，救命啊，來人啊，我不行了。他一喊，我也開始喊。”把倆人撈上來之後，黃渤還不忘調侃於和偉，“你可沒看見你當時上船，恨不得把船梆子給撕下來，死死抓著，摳你手都不松開。”
但這場戲還是從2個多小時的正片中拿掉，放在了花絮裡。於和偉曾半真半假地和黃渤抱怨：“你看把我戲剪了多少，保持一個人物的完整性很重要啊。”黃渤看了他一眼，說：“保存一個人物的存在感更重要。”
王迅認為，黃導的風格，是與他的朋友管虎、寧浩一脈相承。“管虎有句話：戲拍出來就是為了剪的，現在他也拿來用。因為到後期才知道前期拍攝什麽都缺，在現場盡可能多拍，絕不拘泥於一個人的想法，一定要拍多幾種可能，不然上剪輯台就傻了。”
不過素材量之大，遠超出一部院線電影的容量，黃渤剪片就剪了一年，他甚至覺得如果能等到過年再上，“還有能再提高的地方。”
讓黃渤回憶拍攝期間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他舉的例子是：搖臂攝影機。
當時某個鏡頭以理想中的效果，應該用搖臂攝影機拍攝，但工作人員需要冒很大的風險，才能在懸崖外搭起腳手架、架起搖臂。黃渤估算了一下實現想法的性價比，放棄了。
第二天他去現場時卻發現，“腳手架支出來了，大炮也探出來了，所有人都在風雨裡，有的人甚至在側面。”
“你會覺得特別感動，你也覺得特別驕傲，能跟這麽一群專業的人一起合作，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他對《貴圈》回憶。
但在另一個角度，這個細節令黃渤如此銘感，可以理解成，大多數時候，困擾這位導演的“處女座”和“情商高”的矛盾衝突，被同事用自我要求解決了。
畢竟，做演員的時候，再追求完美，也只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但成為導演，把同等標準加諸他人，對別人來說，或許是一種為難——而黃渤又是一個習慣於避免使人為難的人。發號施令、當機立斷、讓人反覆重來只為了品質達標的職責所系，與善良敏感、推己及人、對他人並沒有控制欲的為人之道，在他身上反覆拉鋸。
這可以理解，上文中凡是演員憑借自我修養，對導演要求做到的極力配合，於黃渤，並非受之坦然。於和偉認為，黃渤“情商高”這個標簽，更具體的理解應該是，“他覺得每個人都應該用真誠相待，他不忍心冷落任何一個人”。在現場，黃渤管每個演員都叫老師，而上文描述的，黃渤為什麽總在拍了二三十條之後，對“過不過”的問題猶豫動搖，“是他體恤演員。”
就像於和偉訴苦的“沒法睡覺”的細節，黃渤也都記在心上，甚至，並不比演員們好受。在採訪中他提及：夜戲天冷，演員們渾身濕透，還被鼓風機吹著。有次準備工作沒到位讓演員在風裡等，黃渤心裡“特別著急、特別憤怒”。
這可以理解，為什麽《一出好戲》呈現為這樣一部電影。黃渤強調自己當導演，無非是因為有話要說——對這個在生活和電影中都體驗過人生百態，以“會說話、情商高、照顧人”著稱的演員來說，對人性如果有表達欲望，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但他理解的人性是怎樣的呢？雖然說是極致體驗、世界末日、荒島餘生，然而30來人的小社會裡，並沒有到你死我活的生存鬥爭，人們之間的矛盾，無非一點爭權奪勢、利欲熏心，並沒有置對立面於死地之心。哪怕網絡上爭相討論電影裡“有哪些細思極恐的情節”，但說到底，馬進——以及黃渤——的存在，實際上，將“極恐”大惡，予以對衝。
當所有人都說小王瘋了、小王也幾乎認為自己瘋了的時候，馬進告訴了他真相。當小興希望把所有人都留在島上的時候，馬進毅然要拯救蒼生。當啟蒙者馬進為他的救亡使命而墜崖的時候，鏡頭切到了醫院——一切仿佛黃粱一夢。
《一出好戲》在部分觀眾那裡的失分，就是因此而來。有人質疑海嘯船難竟然無人傷亡，有人覺得矛盾設定沒有逼入絕境，也有人失望於結尾反轉消解了全片力度。在影片設定裡，有太多可以凝視真實人性，而使全片深度更進一步的地方，而黃渤仿佛都只是輕輕看了一眼、退了回去。
他並非沒有看到另一種可能性，只是他做了現在的選擇。導演頻繁秉持的“一念之仁”，且不論藝術高下得失，但至少，體現了黃渤的苦心善意：“我不想把血抹到觀眾臉上，我也不想皺著眉頭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王迅非常能理解導演的這種“不極端”，因為，人到中年的他也有類似感收：“生活的幸福與痛苦，都不是一兩句話能說的。人的好與壞，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說的，都不是二元的，太複雜了。生活這個事絕對不是說你跟別人講生活是什麽樣就是什麽樣，都是每個人隨著自己的年齡、閱歷去感悟。”
回到開頭，在梳理了黃渤這8年“受難”之後，可以理解，為什麽這位票房漲勢喜人的新銳導演，會對當導演興趣欠奉。“我對導演這事來說並不是那麽high，因為我知道要面臨什麽：一方面投入的時間成本、精力成本都會比較大；另一方面我也很尊重這事，我不想那麽草率處理。”
在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他對《一出好戲》的感情之深。畢竟，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部電影、一次工作，更在這個過程裡，他完成了一場自我博弈，一場責任與心性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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