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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私房話就是最精彩的電影

無論是多麽黑暗的社會裡,

都有向往自由的個體

在伊朗提女權和自由,幾乎等同於天方夜譚。在這個將女性和婚姻視作合約一樣的國家中,60年代、70年代的女性,她們總是在共同懷念著革命前的歲月。伊朗女性身著的黑色罩袍,陰鬱的色彩籠罩了一張張靚麗的面孔,而屬於她們的戀愛和婚姻也在所謂規則的控制下被戴上了鐐銬。

茶話會的故事從奶奶說的那句“在背後議論別人,可以給心髒通通風”開始:

首先發言的是奶奶,她提到的人是剛剛去世的納希德。當眾人歲奶奶好友去世感到惋惜時,奶奶卻一語道破納希德不幸的一生

當年奶奶和納希德剛剛18歲的時候,納希德的父母給她挑選了一個丈夫,但是納希德當時海域一個不知名的戀人。新婚三天之前外婆遇到納希德,她痛哭的訴說著自己失貞了。這件事情足以讓納希德的父親殺掉她。思索了一夜之後,第二天奶奶給了納希德一把小刀,並且讓納希德在與丈夫的新婚之夜,割破自己的下體,這樣她就可以脫離危險。

納希德果真脫離了危險,但是她極度緊張之下割破的不是自己的外陰,而是丈夫的睾丸。也同樣拜男人的自尊心作祟,納希德還是和他的丈夫度過了一輩子的時光。

婚姻就像輪盤賭博,有時候輸,有時候贏。可惜的是對中東國家的女性來說,女性並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商品。根本不存在輸贏關係,因為沒有選擇。

談及此處,帕維妮講述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唯一一次婚姻。帕維妮出生在一個上層的貴族家庭,婚配完全由不得自己做主。於是在她13歲的時候,被許配給一位56歲的老將軍,非但沒有愛情的基礎,她甚至都沒有見過所謂的丈夫。

帕維妮的父母將她的新婚的妝容,裝扮成和年齡不符合的娼妓模樣。和納希德不同,新婚之夜的帕維妮翻出了高牆,跑去和開明的姑姑生活。之後的之後,帕維妮用十幾年的時間一直詛咒著自己的丈夫早點死掉。老將軍73歲去世之後,帕維妮去了歐洲。

阿米奈爾則比帕維妮顯得那麽幸運了一點,對!只有一點點。她擁有了自己的愛情,一個情投意合的共產主義者。1953年伊朗國王上台之後,在政治將她和愛人霍尚分開之前,阿米奈爾有了一場婚禮,之後就是無休止的等待,以及謊言。

阿米奈爾獨自來到了歐洲,霍尚住在一間破敗的小房子裡,他們的“愛巢”裡充滿了女人味兒,阿米奈爾追問之後得到的解釋是“政治活動”,當然這種謊言實在稱不上高明,尤其還在阿米奈爾親眼目睹霍尚在樓下親吻別人的女人之後。

到此為止,可憐的茶話會中,一半以上的女人都經歷過包辦婚姻和丈夫出軌。塔基接下來的發言,將話題推入高潮。

幾個月之前,塔基的表妹帕瓦內爾來拜訪她,異常興奮的告訴塔基,自己18歲的女兒巴哈爾要嫁給一個41歲的倫敦億萬富翁,塔基表現的比帕瓦內爾要冷靜的多,不但勸說她不要魯莽行事,還仔細幫她分析各種各樣的問題,結果都抵不過帕瓦內的興奮。

幾天之後,塔基去參加了巴哈爾的婚禮,新浪沒有出現,只有一張照片,一星期之後,巴哈爾去了倫敦,又是兩個星期,帕瓦內爾衝進了塔基的家,巴哈爾回來了,原來她的丈夫,那個億萬富翁是個同性戀,他晚上睡在地上,和好幾個男人都有著親密的舉動。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句話不但抨擊了弗洛伊德以男性為中心的“性一元論,而是真正的提出只有當女性對自身的意識發生根本的改變,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

所有的自殺者都是被殺的

在《納瑟·阿里先生的最後八天》這個故事中,莎塔碧的主角變成了一個等死的音樂人。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們都會認為將死之人會在死亡之前回顧自己的平生,那些被歲月淹沒的求而不得、沮喪、失意等等情緒便都會一一湧現。

作為同一個套裝中的兩本書,我們如果假設,《欲望德黑蘭》和《納瑟·阿里先生的最後八天》在在同一時間段內創作的作品,那真的很難想想莎塔碧是以怎麽樣的心境進行劇情和敘述的設計的。前者是一群女人談論著對生活、愛情、婚姻的故事,劇情扎實豐富。而後者是一個對愛不斷索求的淒苦男人,以倒插敘的方式回顧自己的一生。

故事伊始,納瑟·阿里先生的塔爾琴被砸毀的一刹那,就注定了他的死亡。一開始的納瑟·阿里先生還寄希望於還能找到同樣的一把琴,慢慢的,他開始躺在床上絕食等死,閃現回憶的時候,我們就走進了他過去。

年輕時,納瑟·阿里先生深愛著伊拉妮,卻因為自己的音樂人身份被伊拉妮的父親反對,於是娶了自己不愛的娜希德,終日泡在柴米油鹽中。每當納瑟·阿里先生彈奏起塔爾琴,就會借著音樂懷念伊拉妮,不知不覺的,他成了著名的演奏家。

面對不理解和質疑,我們尚且還能堅持自己的夢,但是當夢想在眼前破碎的時候,真是的情況又有誰能夠明白。

納瑟·阿里先生的等死,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癡心已是枉然,街頭偶遇伊拉妮的時候,對方的那句“你怎麽知道我的名字,我真的記不起你是誰……”徹底擊碎了他。

他回想了自己的幼年,自己的愛情,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事業,零零碎碎,殘缺不全,感慨人生遺憾已無法彌補。誰的生活不是盲人摸象?誰的生活又能一帆風順。

納瑟·阿里先生作為男性,也是伊朗制度和男權社會的受害者,伊拉妮的父親的嫌棄,是整個大環境對音樂人的不理解和偏見,自己母親要求他的不要自私等同於在規劃他的人生。一步妥協之後,便只能步步妥協。

當我們在看影像小說的時候,

我們在看什麽?

瑪讚·莎塔碧的存在,是世界看伊朗的另一雙眼睛。直到今天當我們提起書中的那句:“生命短暫,我們都不應該苟且的活著。”依舊能夠體會到作者內心深處的那些細膩的情感。

很多人稱莎塔碧的作品為“繪本”,準確的來說,應該稱為影像小說。

1992年,阿爾特·斯皮格爾曼以講述猶太人命運的《鼠族》一書,獲得了普立茲獎。同樣是自專題的小說,阿爾特父母從納粹大屠殺中逃學生的真實經歷震撼了無數人,這是普立茲獎百年歷史中裡唯一獲得的影像小說,從此影像小說走入了主流文學領域。

作為敘事藝術的一個類別,影像小時其實是人類歷史上傳統最悠久的傳播資訊和表達情感的方式之一,可以被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古埃及金字塔石畫,甚至上萬年前的史前壁畫。敘事藝術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衍生出了多元的形式;在進入二十世紀後,現代藝術在觀念與形式上的革命性的創新模糊了視覺、文學、雕塑、影像等形式的邊界,也為影像小說的迅速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影像小說的魅力,就在於讀起來沒有文字書的壓力,同時兼具嚴肅文學般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我們讀莎塔碧的影像小說,會發現她所有作品的中都帶著強烈的東西方文化衝突,大到國家和宗教,小到唱片和咖啡。細膩飽滿,讓人百般回味,代入感十足。

任何與伊朗的相關的故事,永遠背負著宗教和戰爭,過去如此,今天亦是如此。

對於莎塔碧而言,她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她在戰亂中失去一部分親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又差點因為一場平庸的愛情失去性命。理想和成長似乎永遠不能在她身上找到平衡。在西方,她是伊朗人,而在伊朗,她是西方人。所以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近乎殘忍的方法提醒著所有:“戰爭結束了,大家努力尋求快樂,似乎忘記了,我們並非自由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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